签约观察家 潘多拉

　　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下海经商，现在不算是什么新闻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门清理出423名“官商”，要求他们在限定时间内要么辞去企业职务，要么辞去公务员职务。

　　有几家媒体在报道时，不约而同地用了《当官不许发财》、《不许公务员“既当官又发财”》之类的标题。“做官即不许发财”原是一代抗日名将、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的父亲的遗言。吉鸿昌曾将它烧制在瓷碗的两侧作为“官铭”，并分赠给部下，时刻反省和警示自己。不单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普遍较低，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虽然相对较高，但相较于企业经营者的财富，则仍然达不到“发财”的程度。看来，当官不能发财，发财不能当官，当官与发财不能同时进行，应该是一条普遍性的政治文明原则。四川省要求公务员在当官与经商之间作出一是一、二是二的选择，不失为一种及时的、明智的举措，不像此前有的地方那样，既允许公务员带薪下海，还给下海的公务员留有回头上岸的后路，明摆着是在玩“脚踏两只船”、“当官发财两不误”的把戏，甭提有多虚伪了。

　　既然当官与发财犹如鱼与熊掌之不可兼得，那么，官员辞职之后经商发财，以及商人发财之后从政当官，有什么不对的吗？

　　让一部分官员彻底脱下乌纱帽，断绝与党政机关的一切关系，“扑通”一声跳进商海，通过经营企业发家致富，对这部分官员意义重大。有的官员原本志不在官而在财，比如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看到商场上的老板们一个个“生活得很自在，自己开着小轿车，出入高档酒店，穿的是名牌，喝的是洋酒，身边还带着陪伴小姐，心里有几分羡慕。可想到自己从政，身份不允许，条件也不具备，思想上只能先忍着”。一个“忍”字，听来让人实在“不忍”。假如胡长清在刚开始羡慕老板的时候就辞官下海，他又何必老是“忍着”并最终“忍无可忍”地走上腐化堕落的不归路？中国官场长期僧多粥少，竞争空前激烈，能够一帆风顺地加官晋爵者可谓百里挑一。正如在竞争成功的官员当中，既有勤勉敬业、才干过人的精英，也有溜须拍马、偷奸取巧的小人，那些在竞争中被冷落或淘汰的官员，同样既有满腹韬略、卓尔不群的志士才俊，如浙江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在任期间政绩突出，各界对他评价颇高，不料却未能如愿以偿当上市长。也有心灰意冷进而心理失衡的庸常之徒，如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由于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和河北省省长的希望落空，顿觉前途黯淡，转而信奉佛仙，疯狂攫取不义之财。姑且不论现行的官场竞争机制是否尽善尽美，单说那些被冷落和淘汰的官员，辞官下海无疑是一条最好的出路。吴敏一失望之余，发愤辞去副市长职务，下决心在商界大干一场，假如丛福奎也能有吴敏一那样的勇气与胸襟，自信“官场不亮商场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何至于堕落到万人所不齿的地步？

　　商人发财之后再从政当官，在中国刚刚开了一个小口子，即一些地方的民营企业家当上了政协副主席。不过他们并未完全从商海里抽身出来，全心全意地在政协里参政议政，他们更像是在政协里兼任了一个副主席的职务。真正做到了彻底“辞商从政”的是一些外国人，美国小布什上台后组建的“超级富豪内阁”，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一名共和党议员说：“这些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在各自奋斗的领域都干得很成功，这也是他们被政府任命服务于这个国家的原因。”中国先哲有言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说一个有固定财产和稳定财源的人，对自己和对社会都更愿意承担责任，更容易产生责任感。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然也认可这一观念，他们的富豪、富翁登堂入室成为政府要员，既不会面临某种致命的道德压力，执政党或政府也勿需担心被他们“和平演变”。拉姆斯菲尔德、奥尼尔、鲍威尔等净资产高达几千万上亿美元的美国富豪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之后，将从此前他们所服务的企业中彻底退出，所持股票每年分红所得的收入，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不动产每年的变化及收益情况，也都在公众的监督范围之内。此外，美国内阁成员的财产公布制度，也可以让公众了解某个官员与实业界的关系，这样，他当官以后即便不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和政治生命，老想着利用“职务之便”为他在实业界的“班底”谋利益，由于手中权力有限，由于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政当官也好，经商发财也罢，应该说都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人生成功的一种选择。有朝一日，当“当官”与“发财”都不再成为敏感话题了，中国人就更加成熟了，中国社会也就更有希望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