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的某些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贪官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在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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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被中国政府列入“外逃贪官”名单的前武汉长动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在美国投书报刊喊冤，称自己是“反贪被迫出走”。今年70岁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宾，同年12月赴美国，大陆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国移民局经过五年核查，去年批给他绿卡。知情人士称，他转移到美国的近千万美金，成为他在美“立身”的资本。
　　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敦、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在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也在成为北京当局致力打击的一个重点。
　　关于中国贪官外逃，近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据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查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

建国以来查出的级别最高的贪官成克杰

　　涉及诈骗款额达18亿元的广南集团贪污案，纠缠了三年零八个月之后宣布判决，虽然共有23人被起诉，15人被定罪，但是，至今仍有26名涉案人士潜逃海外各地，包括案中的两名主谋：广南集团副总经理黎瑞华及前澳门立法会议员陈继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五名职员侵吞近5亿美元银行资产，五名主嫌悉数潜逃国外，其中三人在加拿大过着“豪华”生活。“远华”集团走私案涉及官员高达五百人，案发后潜逃海外的官员大概在70人以上。北京市检查机关立案的在逃贪官仅去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
　　与广东一水之隔，人口不足六百万的海南省则更是外逃贪官重灾区。海南建省时间在全国最短，且不论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厂长、经理，光轰动全国的厅局级逃亡贪官就有：海南省首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海南省财税厅厅长刘桂苏、海南省工商管理局局长富荣武、海南省粮食局局长陆万朝等。1989年，海南省第一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因经济犯罪潜逃国外，接任李永生的是当时公认办事能力强、有魄力的国家体改委城市改革试点司副司长姜巍。但四年之后（1993年10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姜巍因收受各种贿赂人民币12.3万元、美金1000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姜巍不是不想跑，也不是不能跑，只是没料到事情败露的如此之快。
　　地处内陆的人口大省河南，近年来也在贪官外逃方面“独领风骚”。十年前，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卷款数百万外逃至美国，曾经哄动一时（董明玉现住在新泽西州，生活闲适）；十年后，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曾任中共漯河市市委书记的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在一年之内相继卷款外逃，已造成“轰动效应”。[我来说两句]

“目前抓回来的确实太少了，抓回来的和逃出去的几乎不成比例，这种携款外逃给案件侦破和审判带来诸多困难，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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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中国与泰国签订了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引渡条约。目前中国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为共同打击犯罪分子奠定了基础。
　　2000年8月22日，北京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的会计杨彦军，从蒙古被押解回国。杨彦军携200万元巨款出逃案告破。这是中国与蒙古签订引渡条约后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
　　2001年6月8日，特大诈骗犯徐宏被从南美洲押解回北京。徐宏曾在劳教所和监狱呆过16年，出狱后自称美籍华人，未经注册就挂起两个“美国”公司的牌子，骗走了全国48家企业的5亿元人民币。阴谋败露后，他畏罪潜逃，隐姓埋名，在国外躲藏了8年，但最后还是被引渡回国。
　　1998年5月17日，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发现5250多万元的款项被转移。储蓄员麦容辉和信贷员谢炳峰成为重大嫌疑人。不久，此二人携部分赃款经香港潜逃至泰国。2000年8月，麦容辉被“红色通缉令”追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自首。2000年9月28日，他被引渡回国。谢炳峰于2000年11月8日被泰国警方抓获，11日被引渡回国。
　　据媒体报道，从1993年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中国警方先后从国外押解遣返犯罪嫌疑人210多名。从2001年至今，就有近百人被引渡回国，但与庞大的外逃人数相比，仍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最高人民检查院的一位办案人员坦诚：“目前抓回来的确实太少了，抓回来的和逃出去的几乎不成比例，这种携款外逃给案件侦破和审判带来诸多困难，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严重挑战。”
　　遏制贪官外逃也是打击贪官外逃中的重要环节。但是有些地方检查机关对估计会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没能制定反逃预案，提前监控。同时，在一些地方，检查、公安、安全、通讯、交通、海关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和信息沟通不紧密，未能坚持对可能逃亡境外的人员实行报备制度，没能形成控制外逃的整体合力。结果，给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留下了在立案前潜逃的余地和时机。
　　贪官一旦外逃成功，抓捕就十分困难。据了解，检查机关即使通过侦查知道了某些贪官可能已外逃，但具体躲藏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护照号是多少等等，都很难搞清楚。因此，提请国际刑警组织协助缉拿就有相当大的难度。即使知道了外逃贪官隐匿的确切地方，能否引渡也成为一大难题。

引渡赖昌星并不容易

　　由于目前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罪犯经常逃逸到发达国家，而许多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同时，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一些西方国家打着“保护人权和司法独立”的旗号，向一些犯罪分子提供所谓的难民身份、政治避难或拘留权，致使相当多的人逍遥法外。很多外逃贪官在外逃初期就利用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条款，规避风险。
　　目前备受国人关注的赖昌星案也被引渡问题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所困扰。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中方需要向加方提出引渡请求，交涉的结果也有待进一步观察。再者，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已废除死刑，根据加拿大法律，不能将罪犯引渡给可能判处死刑的国家。如果要引渡赖昌星，还需要消除这一障碍。[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