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安徽农民储勉斋（左二）一家参加过“体检” |
 | |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徐西平设在安徽的实验室 |
近日，美国联邦政府一机构的调查报告指出，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在中国农村进行的15项人体研究不但缺乏完善的监管，并且没有向参与研究的中国人说明有关研究的危险性，同时也未确定接受实验者是否自愿接受测试，这是严重违规的行为！ 美国媒体曝内幕：联邦机构指责哈佛大学 率先披露这一消息的是两家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此后，KTLA-TV等其他美国媒体从4月1日起跟进报道。 《洛杉矶时报》披露：3月29日，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发出了数封措辞严厉的斥责信，指责哈佛大学的科研做法，质疑哈佛大学在对世界上最令人垂涎的“遗传信息宝库”——中国农村人口进行科研时的道义问题！ 由于相对偏僻，所以中国农村人的基因没有太大的变异差别，从而（让科研人员）更容易捕捉疾病的基因，因此，来自美国诸多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纷纷涌入中国农村，试图寻找包括哮喘、精神分裂症、痴肥以及染上毒瘾等疾病的基因之本。 人体研究引发道义问题 然而，在美国“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发给哈佛大学两家机构的信中，美国联邦官员指出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人体研究实验引发的道义问题，并指出其在中国进行的科研项目一系列的不合理行为：比如说哈佛声称他们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科研项目得到了“接受实验者的同意”，但实际上，科研项目所用的同意书经常使用一些中国农民根本无法理解的复杂语言；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监督的“血液中铅含量”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参加该项目的女性研究对象就像她们要结婚那样到政府机构登记，结果就有误导女性自愿加入之嫌，因为她们还以为参加这样的研究会让她们结婚时办手续更容易；在徐西平主持的部分科研项目中，事先未按规定接受美国联邦“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审查，而且接受科研的实验对象甚至还不得不冒风险。 据“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调查的结果，哈佛大学现在在华有14个科研项目，其中12个项目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徐西平副教授主持进行的，其中10个项目通过当地的卫校进行，两个通过当地的医院实施。 中方机构有说法 安庆市卫生局称：不知道哈佛在安庆的研究项目 在了解国外对此事关注情况的同时，本报记者还采访了与哈佛合作的中方合作伙伴以及供基因研究的血样采集地——安徽安庆市岳西县头陀镇。 与哈佛的三个合作项目，据悉中方合作伙伴有三家，即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安医大和安庆市卫生局。4月3日，记者打电话到安庆市卫生局，办公室的人说，徐恒秋局长出去开会了，记者提出采访意图，回答说，可以转告给徐局长，但是要等。两个小时后，记者再次拨通电话，办公室又一位工作人员说，今天肯定找不到负责人，明天再说吧。记者直接问工作人员，是否知道哈佛大学在当地采集血样做基因研究的事，回答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另外，记者在采访另一个中方合作伙伴——北大医学院（原北京医科大学）研究中心时，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大方表示确有和哈佛大学在安徽进行实验的合作，但该项目在1998年就已经停止。 记者又打电话到安庆市岳西县头陀镇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确实有采集血样的事情，但具体情况也不了解。记者问，现在是否还在采集血样，回答说，很早以前有，现在没有了，问，在哪些村采集呢？回答说，这个就不知道了。(新华社记者) 同国内合作的原因在于样本好找 去年1月，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和汪延曾经对哈佛项目在安庆的情况进行了全程调查，熊蕾描述当时的采访情况说，采访从徐西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项目的主要中方合作伙伴之一的安徽医科大学开始，徐西平1993年开始与安医大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在安庆成立了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由安庆市卫生局跟他合作，在基层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体检取血样。熊蕾当时采访徐西平用了8个小时，徐西平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跟国外合作，国外肯定有利。但是这种研究“从出论文到出专利还有很长的时间”。谈到哈佛为什么愿意同中国合作，徐西平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美国不好找样本，中国样本比较好。 安医大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刘建辉曾经对熊蕾说，与哈佛的合作项目，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只批准了3个项目，而由徐主持在安庆研究的项目就多达9项，基因材料不能出境，如需出境，必须有遗传资源办的批准。这一点，刘建辉认为，就因为样本带不出去了，所以徐才把实验室建在安徽。但是，是否能控制住，他觉得不好说。而且，徐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谁也说不清。仅哮喘病一项，徐西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DNA样本就有16400份；据他自己的一篇论文讲，1993年他在安庆做的一个高血压项目，就要在20多万人中筛选样本。 民的知情同意权是否被忽视 熊蕾和汪延在大别山区见到了被采集过血样的农民，据熊蕾回忆说，从县城出发大约两小时到了头陀小镇。镇卫生院对当年的体检没有任何档案记录，现任院长说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但是，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我们坚持要去。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并和我们一起步行上山。又是两个小时的跋涉，我们到了松山村汪畈组的储勉斋家。才发现，一条宽阔的车道赫然直通村边，原来是通车的。 60岁的储勉斋和妻子胡祥信、女儿储召华和储召霞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一本记载着1996年11月5日的检查，项目有心肺功能、血压等，并抽了血；另一本记载着1997年3月10日的第二次检查，也抽了血，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召华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但是并没有得到。只给了一个美中生物医学环境卫生研究所开的居民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储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老储一家都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至于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老储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哈佛大学申诉原由:是科学研究还是人体实验 前天晚上，记者设法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西平所在的实验室取得了联系。这里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徐西平目前外出，有关他在中国安徽农村进行的基因研究遭到美国联邦政府质疑一事全部由学院公关部主任荷尔曼女士负责解释。 当记者找到荷尔曼女士时，她显然并没有感到意外，“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几天已经回答了很多新闻媒体的提问。我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我们在中国进行的是科学研究，绝不是外界所误传的人体实验。这些项目的内容是研究环境和遗传基因对哮喘、高血压、肥胖症等疾病的影响。” 荷尔曼女士表示，此次的基因研究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血缘关系稳定，家族聚居多、迁移少，便于追踪”，而这些都能为基因研究提供很好的环境。她的说法与《华盛顿邮报》中把中国农村人口称为“世界上最令人垂涎的基因宝库之一”的说法不谋而合。 研究被叫停并非对身体有害 荷尔曼女士表示，美国联邦政府“人类研究保护协会”3月28日发出调查报告对研究提出质疑，其焦点并不是中国农村参与者的身体在研究中受到了损害，而是质疑研究人员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所有参与者都对研究内容完全知情，侵犯了参与者的知情权。同时由于基因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妇女的生育状况，联邦政府也对参与者的个人隐私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表示怀疑。 对于有报道中提到的研究项目中的X光及肺功能检查给人体造成危险的说法，荷尔曼女士表示，这些都是常规的医疗检查。参与者在进行这些检查时的确可能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绝不会对人体有害。截至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在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参与者健康受损的病例，所以当局也不会制裁哈佛大学。 荷尔曼女士一再向记者强调，事实上在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就已经采取了很多让参与者“知情”的办法，参与者是完全的“志愿者”。研究人员的做法包括：每个参与者都要与院方签订合同，对于文盲则以口头的形式向本人说明并征求同意，院方也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合作协议。 此外，除了为参与者提供必要的食宿外，院方并不付给参与者任何报酬，这也体现了“志愿者”的原则。当记者问到参与者能否从研究中获益时，荷尔曼女士回答说，参与者获益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即在研究过程中了解了一定的医疗知识，“那个地方有的农民虽然有很严重的症状，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病。” 哈佛已经采取措施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完全同意联邦政府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意见，院方希望通过这次事件对现行的科学研究监督机制进行各方面的改进，其中包括：增加监督人员，告诫研究人员在被研究者的选择上加强监控。鉴于有的科研人员存在先开始研究后向学院申请的情况，审批研究项目的管理也会加强。 荷尔曼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在中国安徽进行的研究已经暂停，有关人员正在修改合同文本和表格，减少专业词汇，使其更加清晰易懂。同时，院方要求徐西平汇报研究情况的周期由常规的12个月缩短到3至6个月，由他主持的所有涉及人类的研究项目已于去年8月暂停，直到美国联邦政府和院方对各项程序满意时才能继续进行。 与徐西平合作的另外一家美国医院也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保证研究参与者对研究的风险、益处等完全知情”，促成问题尽快解决。 保护国际科研项目实验参与者权益势在必行 对于哈佛大学在华科研项目遭到联邦机构的斥责，美国的科研机构和法律专家们也纷纷发表各自的看法。 印地安那大学生物伦理中心主任埃里克梅斯林警告说：“随着国际合作步伐的加快和范围的扩大，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的案例！” 在采访中，新华社记者熊蕾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哈佛的这些基因研究项目，从样本筛选到采集，离开我们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几级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是不可能的。这应当是中国方面的一笔巨大投入。但是中方参加项目的很多人却认为“我们没投什么钱”。持这种看法，能坚持中方在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吗？ 相比之下，哈佛项目的调查采样虽然依赖这一庞大的网络，但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公关部主任荷尔曼女士就《华盛顿邮报》报道发表的声明中说，哈佛“对中国政府为其公民提供的健康服务不承担责任”。这公平吗？《人类基因组宣言》要求生命科学领域中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科学上受益，分享数据和成果。按荷尔曼女士的这种态度，中国的利益能得到保证吗？ 实际上，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都已经立法，要求医生和研究者向要接受实验者通报他们的治疗或者研究情况。 文/徐冰川 本报记者 马宁 本报特约记者 武三蒙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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