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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王芳 财富和阶层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打革命对象，而如今再想小心谨慎地回避中共和大量财富拥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已经不可能了。邓小平时期据说是巧妙地采用了“不争论”的策略延缓并且回避了党员构成的变化和丰富，这个属于历史更属于眼前现实的敏感问题。而“干了再说”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后，中共的群众基础的扩大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在位13年的江泽民在让贤的也是在理论与时俱进的十六大上终于以“三个代表”的精辟理论，圆满地完成了自己在位时期的思想创新和理论建设，也从理论上完成了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现实转化。中共代表的将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包括一个日益昂扬的阶层——就是回避已久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多年来因中共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主导观念和资本的抗衡使得财富拥有者身份暧昧，如今终可扬着脖子宣称自己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且可以名正言顺的保护自己的合法私有财产。而这个阶层其实早就是中国的一股具备强大资本和巨大数目的不能不说不能不提的新势力。 财富的保护和讲政治的欲望 十六大的报告中有如下阐述“在社会主义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型的从业者。他们的职业特征显然不能单纯的再从阶级的角度划分，其实随着历史的进步必定会淘汰一些与现实无关的词，诸如阶级这个曾经很畅口的红色词汇在这次会议报告中只出现了两次。 “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是对私有财产的理论认可和实际接纳。在财富聚集的能量大小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实现的时代，在为自己、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人具有成为榜样的素质和力量的时代，财富的个人保护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不能简单的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要求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是对人们曾经有过争议的是否允许私有企业主入党的中共高层的答复，所以也是一个已经定型了的答复。 十六大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两个承诺：财富保护的承诺和政治身份的承诺。这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重大决策，因为肯做这个承诺的本身就已经以不容抗拒的事实告诉世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这批最先富起来的有产者终于也成了“气候”。 这个阶层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中共改革的经济产物之一，是“市场化”的结果。改革开放在中国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政策导向的主观结果，也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的社会阶层。随着经济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自然会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并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其阶层的合法权益。目前的十六大中屈指可数的几个民营企业家代表仅仅才开始，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和经济状况的合理保护，这个阶层将伴随着时代的前进，伴随着自身力量的强大，为了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建设中来，这无疑是一股已经不能否认的经济势力更多的参与到政治社会中来的新势力。中共将在更多更广的范围内代表中国公民的利益，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前行。 阶层现实和意识形态话语的融合 2002年年底之前，尽管这股新势力已经达到了“强大”这一指标衡量模式，但是固有的意识形态模式在中国有着更强大的市场，所以尽管实践上已经完成了这一阶层的力量和实际作用的形成，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上仍然没有明确给出一个说法。这促使中国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局面，意识形态领域，中国说的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利益，而实际上市场经济运作形成并且保护的不仅仅是这批群众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395.35万，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7．69亿元，雇佣员工2011．5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76．18万家。私营经济已占据我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这一阶层成员大都年富力强，平均年龄只有43岁。他们自认经过市场洗礼，有更多的实际经验，思维活跃。学术界也承认这是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人数如此之多，势头又这么强劲，中共不可能再维持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模式，中共究竟代表多大的群众基础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状态。政府这一突破性决策意味着13年来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是对现实阶层状况的认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党的执政基础变化很大。意识形态必须更新，放弃旧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一身份代表着更多的财富或者更精明的头脑和远见，可以在一种良性或者非良性的机会中探出头来，然而从政治权利刨析这一阶层，他们在党的历史中地位黯然。中共的历史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具备资本的同时也缺失着政治上的优势，当然这牵涉历史的导向和政治的特殊性。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部分。而十六大关于民营企业家的诸多理论的阐述第一次在意识形态领域认可并且保护了这个阶层，终于不仅仅在实践上，同时也在意识领域和话语权上承认了这一事实，这就是中共代表的利益已经延伸并且拓展。这一理论的完成，终于化解了既有现实和意识里形态的矛盾，实现了中共应天下之变而变的执政党作派，为执政党和国家未来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可能。 但是，在中国，富人的社会声望并不高，除了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歧视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并未对他们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给予足够的尊重。目前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处于中间地位，他们渴望社会认可的同时自然可望政治地位的提升。十六大召开之后，这一阶层的参政意识将更加强烈，当然在商言商，他们更多的希望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民营企业家入党会改变党的性质吗？很多人对此发难。其实，目前这一决策已经是不可不为的决定。从政治上说，中共如何建立一种机制把已经分化的不同阶层整合起来势在必行。就目前看，民营企业家也是具有生命力的活跃阶层，在经济上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必要将其纳入党内，吸收更多的企业家说明中共审时度势，认可这一阶层的力量而将其整合到党内来。不同群体之间利益不同但是可以协调，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阶层意识是对本阶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民营企业主阶层还没有形成有力的凝聚力和组织。多数企业主更关心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保障。无意涉足过多的形而上的理论。从整体上来说，尚未形成自觉的、统一的政治要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政治上仅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反映。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并通过合理的方式在一定的场合以合理的方式放映出来。但是这个阶层在短短的二十年内发展成如此实力，我们不能忽视在未来的日子他的能量和政治上的需求，这毕竟是一个改变了中国的阶层。 民营企业家的演绎 中共执政以来，至少三十年内这一阶层是处于预演阶段，而且有诸多磨难。因为私有经济显然是和中共的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相左，那么迫其绝种显然是这一阶段阶级斗争的核心任务，尽管一再有一些颇具财商的精明人士小打小闹，抑或地下躁动，但终难成形。无产阶级专政铲除的就是财富的集中和个人蓄集。这一阶层根本不可能被意识形态容纳。 1978年的中国，虽然私营经济在躁动。但仍然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1978年以后的政策调整宽容了这一阶层的发展；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见原工商业界代表人士，指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同年国务院发布政策性规定，指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的必要性；1982年12月，人大会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势使个体经济合法。正如十六的状况，实践走在理论之前，在理论上认可这一经济形势的时候，实际中这一阶层已经在发展壮大。尽管意识形态领域关于这一阶层的争论始终很是激烈，然而民间已经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并且有了剩余。由于个体状况的差异，收入差距拉开了，财富积累成为极大的可能；1987年年底，全国已经约有私营企业22．5万户，不过他们都隐形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中；1988年，私营企业正式开始合法登记后，其发展状况就非常清楚了，自此一发不可收；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395.35万。2002年，中共十六大终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了认可这一阶层的实际作为。 也许只有当这些富人不再为了稳定财富而去和政治寻求联姻，当市场真正成为财富动力时，富人和政权之间的问题才会消失，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上的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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