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筚路蓝缕办《明报》

　　1959年，《射雕英雄传》在《商报》的连载接近尾声，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的银色生涯也走到了尽头。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以来，金庸在报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千字，七天就有人结集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商报》一项调查显示，他的读者有3万人。这时，他和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宝新当时任嘉华印刷厂经理， 他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1959年初，他们注册登记了野马出版社，准备办一份八开的十日刊，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刊名就叫《野马》，“野马”源自《庄子?逍遥游》，取其“很自由、有云雾飘渺”之意。3月，在《野马》筹备出版前2个月，他们租了尖沙嘴弥敦道文逊大厦一个可以放四张书桌的写字间，请了《长城画报》的编辑潘粤生担任编辑。

　　就在这时，报贩向他们建议，办十日刊或半月刊的小说杂志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报纸天天出，赚钱容易。金庸曾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成功的先例，金庸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潘粤生提出用“明”字，取“明辨是非”之意，金庸说，也有聪明之意，一番推敲之后，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作为报纸副刊，名为“野马小说”。对于这个报名，他以后说过：“《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他们还专门请香港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电影懋业公司制片主任王植波题写报名，一直沿用至今。

　　《明报》最初是金庸出资3万，沈宝新出资2万。三、四个月就把这5万元化光了，金庸又投入5万元积蓄，共出资8万。创刊第一年，他的老同事、《大公报》广告部主任郭炜文曾出资1500元，占的股份很少，1961年，《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要郭退股，金庸连本带利都还给了他。从此，《明报》一直只有两个股东，其中金庸占八成，沈宝新占两成。

　　无论如何，1959年5月20日，对金庸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一天，这是《明报》正式创刊的日子，当时他还在“长城”工作。《明报》发刊词表明“公正、善良、活泼、美丽”的信条。

　　《明报》是从零开始的，几天后（6月）就将社址迁到了中环娱乐行五楼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写字楼，晚上作为《明报》编辑部，每天凌晨离开时，都得收拾干净。2个月后又搬到中环德辅道中239号四楼。印刷厂也换了几次。其时员工不过寥寥数人，最初一共是五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的经营（包括发行、广告等），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编辑只有潘粤生、校对戴茂生，加上办公室助理叶云（原名叶汉辉），这就是《明报》创始的元勋。由于人手不够，以后金庸做记者出身的妻子朱玫也加入《明报》，跑香港新闻，与丈夫同患难、共进退，成为《明报》最早的港闻记者，也是第一位女记者。

　　 《明报》最初只是一份四开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共分四版，头版主要刊登社会性趣味特稿，第二、三版是重头戏??刊登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和其他小说，第四版是杂文、小说，没有新闻。

　　6月6日，《明报》出至第18期，改出对开大张。金庸在当天的社评《我们的立场》中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最初，金庸隔两三天才写一篇社评，从年底起，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每篇大约三、五百字，但“观点平平”，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更无法与他的武侠小说相比，从《明报》创刊之日起，《神雕侠侣》就在第三版连载，刊头还配有大幅插图，一直连载了二年多。这几年正是《明报》初创最艰苦的阶段。修改《神雕侠侣》时，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中，他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1961年是《明报》进入第三个年头，也是经济相当困难的一年，有时候金庸在同一个版面上连载两部武侠小说，除了长篇《倚天屠龙记》，他的另外两部中短篇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鸳鸯刀》也相继登场。尽管他在报纸版面上展开凌厉的武侠小说攻势，可是收效甚微。一向节俭的金庸更不敢乱花一分钱，写稿实在累了，偶尔叫一杯咖啡提神，也要和朱玫“分甘同味”，《明报》的老员工都记得他当年辛劳的身影，一方面经常要通宵写稿，另一方面又为经济问题苦恼不已。有传说，一段时间他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

　　那时《明报》在中环，他家在尖沙咀，从报社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每当他们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改乘电船仔渡海，但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要即到即开，需要包租费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捱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而已，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

　　金庸对身边的潘粤生他们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十一、“灾民逃亡潮”：《明报》崛起

　　1962年，是《明报》的转折点，“灾民逃亡潮”改变了一张报纸的命运。从这年2月起，从广东逃亡到香港的饥民渐渐形成规模，到5月，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涌入，突如其来的逃亡潮让港英当局焦头烂额。报纸以报道新闻为天职，面对这样有社会影响、甚至轰动全球的大新闻，又怎么能保持沉默。《明报》是一张坚持中立原则的报纸，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包括大陆政府，以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最初面对逃亡潮这样的社会热点新闻，《明报》一直没有报道。逃亡潮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被困在梧桐山一带的难民越来越多，港英当局一筹莫展。整个《明报》采访课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港闻版编辑不断的问：“登不登这消息？”几乎每个人都表示不满：“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金庸终于下决心予以大篇幅的如实报道，5月8日，《明报》首次以“爷娘子弟哭相送 尘埃不见罗湖桥”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刊出新闻。5月11日起，他几乎派出所有的骨干记者，前往第一线采访，沙头角、粉岭、元郎、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是《明报》记者的身影，他们了解移民真实的生活、心态，并拍摄了大量记实的照片。这是《明报》创刊三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采访，也是第一次与几家大报硬打硬拼、争抢新闻。5月14日，金庸安排龙国云等几个记者前往沙头角梧桐山采访，梧桐山幅员广阔，横跨香港新界与广东惠阳淡水，每天有几千人从那里偷渡到香港。由于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造成大力偷渡者聚集在山上，人声鼎沸，一片混乱。记者在山下看到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跌伤、患病，水尽粮绝，吃树皮、木蕈，坐以待毙。5月12日、13日、15日、18日，《明报》头版几乎都是有关逃亡潮的图文并茂的报道，大标题，大图片，大登特登，极尽渲染。5月15日，金庸发表了有关逃亡潮事件的首篇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对上梧桐山》，他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这是他受到读者注意的第一篇社评，一下子就和读者拉近了距离，也奠定了日后他社评的地位。与他的社评相呼应的，是陈非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

　　《明报》当时的人力、物力，根本无力与大报相比，但金庸执笔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引起了读者的重视。他发表《巨大的定时炸弹》社评：“香港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对策，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决策人自己，也是相当痛苦的。至于在边境执行这决策的军警人员，当然也是很难受，很不愉快的。......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如果单凭一时感情冲动，反而去和搬移定时炸弹的人为难，岂非危险之极？”

　　接着，他又发表《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等社评。他进一步分析，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大的“逃亡潮”，是因为“连续三年来中国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这些批评也埋下了《明报》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矛盾的种子，成为日后论战的伏笔。

　　面对逃亡潮事件，金庸从开始的不闻不问，怕惹事端，到后来全力以赴，作出热烈的回应，有人认为是他在社会变动中学到的生存伎俩。同时，他在《明报》刊出启示，呼吁社会各界捐资、捐物，救助同胞。从5月13日起，他让《明报》记者每天负责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明报》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回应，不到一星期，就筹集到一千五百一十六元港币及大量日用物品，香港各界的捐款和物资还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报社堆满了捐赠物品，全体员工忙得透不过气来，连续多天，《明报》每天都刊登捐赠者的名单、捐赠数目，狭窄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小小的人道主义救援中心。5月19日，因为香港当局的禁止他们进入边境，才“暂停接受读者捐款”。

　　当时，《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都大力报道了逃亡潮事件，但对大陆难民的实际救助远不如《明报》。《明报》因为“凸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贴近读者，第一次出现了希望的转机，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盈而出，刹那的光芒甚至让所有的大报都黯然失色，几乎一夜之间就让香港市民刮目相看。《明报》终于度过了惨淡经营的三年草创时期，每天的发行量迅速超过了三万份，5月份的平均日发行量达三万一千零六十八份，不久就突破了四万份。

　　1962年6月17日起，《明报》每星期增出“自由谈”副刊，从国家大事、香港兴革、赛马电影到饮食男女、吸烟跳舞，无所不谈。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园地，因为它“浓厚的书生色彩”，而深受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离乡背井、从大陆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喜欢。“自由谈”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明报》的报格，使《明报》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纸，迅速成为一份新闻、评论为主、为读书人所接受的大报。“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以后也成了《明报》的报训。

　　十二、与《大公报》笔战

　　虽然金庸因不满其左派的方针而离开了《大公报》，但终究是有感情的。他自立门户办《明报》以后，一向坚持中立的原则，不偏不倚，不搞对立，在社会事件和大陆问题的报道都比较温和。“灾民逃亡潮”发生后，《明报》的立场引起了《大公报》为代表的左派报纸的不满，但双方矛盾的公开化要等到一年多后才爆发。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当时的中国，北有强邻，虎视耽耽，南有印度，战火刚熄，与美国等西方大国都没有外交关系，台湾仍居有联合国的席位，国家安全没有保障，为了增强军备，最高层决心不惜一切力量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对此，196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驳斥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不少外国传媒纷纷报道。

　　听到“核裤论”以后，金庸立即在《明报》发表《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从经济角度，反对在贫穷情况下造原子弹，他不留情面，毫不客气地批评大陆时政这还是第一次。此论一出，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等左翼报纸立马群起而攻之，猛烈围攻《明报》，对他进行大肆的人身攻击，骂他是“汉奸”、“走狗”、“卖国贼”，骂《明报》“造谣生事”、“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等等，一时“红云压报”，大有不把金庸和《明报》骂跨誓不罢休的架势。不料左翼报纸的大规模围攻反而成全了《明报》与金庸，《明报》的发行量在他们的一片叫骂声中急剧上升，金庸社评的读者与日俱增。在香港市民眼里，左翼报纸与《明报》之间的这一轮笔战，如同一幕精彩的戏剧，大大引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热切地追看报纸，就像看连载的武侠小说一般。有人以不无调侃的口吻说，《明报》之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大公报》他们的帮忙，如果不是这场围攻，以及以后的论战，《明报》是不是能成为香港的大报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明报》虽然孤军应战，他的对面是强大的左翼报纸阵营，但金庸没有低头，他在社评中逐一还击、反驳。11月2日，他发表《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社评，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为了反击左派的围攻，有一天他甚至不惜以《明报》的全部版面，阐述对“核裤论”自始至终坚持的立场。奇怪的是，之后，左翼报纸猛烈的炮火突然停止了。“五家左报的爱国热情很可贵，但方法上忽略了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人，所以开战不久就受到主管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的批评，陈毅也告诫爱国报纸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各报于是暂时偃旗息鼓了。

　　左翼报纸对金庸的毒骂提高了他在新闻界的知名度，国际新闻界开始关注这个挨骂的报人，邀请他参加国际新闻界的活动，他迈进世界的大舞台，可以说是因骂得福。

　　1964年10月22日，因为《明报》 刊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影片《血手印》的宣传广告中，有一些血淋淋的吓人词句，同时漏印了“广告”二字，而被人误以为是新闻，《大公报》抓住这一把柄发起连番炮轰，指责《明报》发表“妖言和妖术”言论，连续发表陈凡（“张恨奴”）等《明报的妖言和妖术》、《再谈明报的妖言和妖术》、《略揭最恶毒反华的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明报何以妖言惑众》、《光荣轮不到这些人头上》等大批文章，攻击《明报》和金庸，还翻出了“核裤论”的老账，指责他“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从一开始《大公报》单独叫阵，到后来《文汇报》、《新晚报》、《商报》、《晶报》、《正午报》、《香港夜报》、《新生晚报》等联合出击，向《明报》展开了新一轮的围攻。

　　从1964年11月27日到12月22日，金庸主动反击，以“《明报》编辑部”的名义，每天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文章：《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复》。这一系列反击文章，包括“核子与裤子”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一中一台”问题，要不要向外国输出粮食问题，要不要民主自由问题，“修正主义”问题等等，向《大公报》发起了连珠炮一般的还击。

　　在这次笔战的最后一篇文章《有什么不对，请原谅！》中，金庸指出“你们辱骂《明报》的口气很恶毒，用的字眼很难听，我们完全没有回敬。然而，我们的语气和辞句，还是有许多不够有礼貌、不够忠厚的地方，这一点，请你们原谅。”

　　如此密集的笔战，在整个《明报》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经过这次全面出击，《明报》与《大公报》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也终于接近了尾声。停战原因是受到北京高层的阻止，主管港澳侨务工作的廖承志要求香港左派不要再攻击《明报》。11月底，副总理陈毅也说“请香港新华社对《明报》的那个查良镛先生高抬贵手。”“《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

　　在这场历时多年的笔战中，《大公报》做了《明报》的义务宣传员，不仅大大提升了金庸在报界的身价，而且大大提高了《明报》的发行量，从笔战前平均每天62075份，到1964年 12月10日达到70516份，跃居《文汇报》、《大公报》之上，可谓异军突起，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之一，经常卖到断市。作为商人，金庸开始日进万金。

　　十三、金庸的预测

　　1964年，《明报》版面从日出对开一大张扩充为对开两大张，具备了中型报纸的规模。1965年以后，日发行量稳定在8万份以上。

　　1966年3月1日，金庸在社评《黄克诚复出任职》中分析：“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 这是他最初预感到大陆政局的微妙变化。“文革”前夕，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后，4月19日，《明报》在香港报纸中率先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金庸大胆预测这是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将来临的信号。

　　5月6日，“山雨欲来风满楼”，海外舆论普遍没有意识到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中共军队在这场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且目前是颇占上风，但距离最后的决定，还遥远得很。”事后看来，这一预测当然是一语中的，但当时，很多人并不相信，还有人对他提出批评。

　　5月中旬，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一起受到批判，金庸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疼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些批判的真正目的是要揪出他们后面的支持者彭真。

　　5月26日，金庸发表《是谁发给营业执照？》社评，进一步指出，拿“三家村事件”大做文章，目的还不仅是要揪出彭真，而是要揪出给彭真这个开“三家村黑店”的大老板发营业执照的更大的“老板”。尽管没有点名，刘少奇已呼之欲出。

　　7月3日，《明报》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受到批判，部长陆定一实际上也失去了权力，并预测远在广东的陶铸可能接替部长一职。7月7日，《明报》报道陶铸已离开广州，正滞留北京，可能有一项新的任命等着他，预测他可能接替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8月13日，《明报》的报道预测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将发生人员变动，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有意思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报道和预测几乎都是准确的。

　　9月1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红卫兵的新行动将是什么？》社评，一语道破了红卫兵运动的本质， 如果认为红卫兵的“目标只是在砍永安公司的招牌，拆大佛寺中的罗汉，那当真是‘等闲视之’了。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消灭各地各单位中的黑帮黑线’。” 香港的左派报纸因此纷纷抨击金庸和《明报》，不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

　　12月6日，他发表社评《江青是毛泽东路线的代表》，指出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在就是确立江青的政治地位。果然不久，江青就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炙手可热，金庸却发表社评《不知往哪儿躲》，“推测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江青目前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泽东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儿躲’了，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

　　1967年底，举世皆知林彪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金庸却在12月3日发表《林彪渐露跋扈相》社评，后来又发表《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社评，预言林彪没有好下场，将死无葬身之地。当时林彪正如日中天，他竟作出了如此惊人的判断，最后被事实所证明。

　　由于对“文革”的出色报道与评论，1968年，《明报》日发行量迅速突破十二万份，以后稳定在十万份以上，在香港日报中稳居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成报》、《东方日报》），，成为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严肃报纸。

　　1979年，中国对越南交战，他“预测中国占领若干土地、对越南当局给予教训后必定撤退，对于进军到何地为止，何时撤兵，都有大胆预测”，结果都被言中了，东南亚一带的报纸每天转载他的社评。 对于香港的前途，他在1981年2月的《明报》社评中说，中国决定收回香港，大概会在收回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时并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果然，1982年中国政府宣布，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相隔十五年。

　　他对国际时事的预测、判断也常常准确。 对此，他自己说：“《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未来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在《明报》工作多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董桥说得更到位：“......利己之心的确是人类秉赋之自然也。查先生当年在《明报》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

　　这样的社评自然为知识分子所欢迎，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金庸一般大约晚上10点回报馆工作，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是翻阅当天的电讯、新闻，然后关门写社评。千把字的社评常常字斟句酌，还要翻书查资料，写得很慢、很辛苦。写完，还要翻来覆去看几遍，不满意的地方或修改，或重写。往往要等到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做“粉肠”]他才会文思泉涌。所以他自称是“字字皆辛苦”。

　　十四 、金庸成了暗杀对象

　　1967年，“文革”波及香港，酿成了“六七风暴”（又称“六七暴动”、“反英抗暴斗争”）。 由5月6日，工人自发的静坐罢工开始，到左派工会介入，号召各行各业工人起来声援。5月10日，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香港尽管有它一千个不好，一万种不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住下来了，不想走了。”5月11日他在社评中强调工潮不要涉及政治。当天下午，工人、学生及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举行游行示威。港府为了防止工人大规模聚集，出动大批军警，最后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不少工人遭到拘捕。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金庸在这一天的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度难关”。

　　从5月16日起，香港左派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的干部群众，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勒令港英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中国工人、居民，并向全港中国同胞赔礼道歉。5月17日，金庸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社评。

　　5月16日到20日，每天都有几千学生、工人和干部到港督府前示威游行，成立了“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从5月18日起，金庸连续发表了大量社评：《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面对“五月事件”，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他完全是站在港府一边，支持他们的政策。所以，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漫天飞来，他面对的是左派四面八方的诅咒、辱骂。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 图文并茂，引起很多市民围观。

　　澳门左派势力更是禁止《明报》、《明报月刊》在澳门销售。但金庸在1967年6月9日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表示《明报》不会屈服：“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

　　金庸的立场招来了左派一连串的报复，他们买通《明报》“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工人，乘工作之便偷偷在《明报》版面上做手脚。6月23日早晨，《明报》一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第四版上赫然刊出了一篇题为《敬告同业 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内容主要是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不要承印《明报》。“我们流血流汗，捱更抵夜，老板却赚了大量金钱，到瑞士去做寓公，这样的事情绝对办不到。” 实际上是金庸曾去瑞士出席国际报业协会年会，一星期后回港。此事影响非同小可，导致印刷公司员工全部离开《明报》。金庸和沈宝新决定暂时缩减到日出一张，过了几天，在印刷同业的协助下才逐渐恢复正常。连日来《明报》收到数以千计的读者来电、来信，表示批评或支持。

　　面对一再的打击，6月24、25日金庸连续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谴责左派。“六七风暴” 欲演欲烈，“左派”打人、放炸弹、烧巴士、电车、炸邮局、烧建筑物，用鱼炮炸警察，用石头投掷行人和汽车....... 形势日趋恶化，香港已成为一个“乱港”。7月13日，《明报》发表《恐怖世界，人人自危》社评，谴责左派。23日，他曾工作过的《新晚报》以三行大字标题刊出了一篇半文不白、充满恶毒谩骂的“奇”文：

　　“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

　　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

　　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该文揭发金庸的“恶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

　　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因为在节目中批评左派的暴行，被左派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他的死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明报》还是接连发表了《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沉痛哀悼林彬的死，愤怒谴责左派令人发指的暴行进行，郑重表示为了维护香港和平与稳定，愿意与同业一起坚决斗争，决不妥协、退缩。

　　林彬被杀害后，金庸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六人黑名单，其他五人包括立法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等。金庸家也曾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的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暗杀的阴影笼罩在金庸头上，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他自己说：“顺便到新加坡巡视业务，那边有张《新明日报》。”在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期间，承印《明报》的印刷厂曾被捣乱，几百位左派分子还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准备对《明报》进行大破坏，还扬言要火烧《明报》。因为他们事先已有所防备，将《明报》编辑部的标志都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为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汹涌而来的人流一下子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找到时，铁闸门关上了，混乱中大队警察赶到，《明报》才免于一劫。

　　十五、金庸的“字条”

　　金庸的英文名字叫路易斯?查（Louis Cha），虽然国际新闻界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称他为“查（茶）博士”，却不知道这个Cha在汉语中实际上要读Zha，《明报》内部，上上下下一致称他为“查先生”，而不叫“查社长”。他本人打电话回报社，也自称“查先生”，不以社长自居。在《明报》工作过的人很少看到他发脾气，也很少有笑脸，他平时说话不多，那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脸，总是给人一种严肃木讷的感觉。

　　金庸不是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他拙于言辞，与他善于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主持偌大一个《明报》集团，他平时却不太喜欢说话，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 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所以他要交代员工办什么事，有什么指示或意见，或者与作者交汇意见，都喜欢以笔代口，写字条或者写信。 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是金庸的特色。

　　他的字条往往写在明报有限公司的便笺上，还有固定的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干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出来，下款常常署一个“查”字。语调虽然客气，却是不容商量的口气，是一种指令，这也算富有金庸特色的“字条治报”吧。比如1989年12月31日，他给董桥他们的字条：

　　董桥、健波

　　广荣、圭阳诸兄：

　　关于下列问题，由我写社评：

　　1、 中国抨击居英权

　　2、 基本法（包括两局共议等等）

　　3、 港人的民主要求。

　　此三问题，在一般社评中也不必提及，如有提及请Fax给我过目。

　　查

　　 89、12、31

　　此条子也请交其他社评撰稿人吴小姐等一阅。

　　1990年12月27日，他给董桥等人的一个字条：

　　董桥先生：

　　编委、编辑、校对各位：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

　　作了“若果”，信箱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请编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

　　九0、十二、廿七

　　还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为习惯，无理由可说。”

　　数十年间，他在《明报》到底发出过多少张纸条或信件，虽然早已无法统计，但这个数字必定相当惊人，如果将这些字条集在一起，恐怕是非常有趣，而且将会给研究《明报》的历史提供第一手的鲜活的资料。从《明报》到他的《明报》王国，就是在他那一张张“字条”下成长起来的。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金庸在《明报》王国的“独裁”地位，他说：“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头改到尾。”可以说《明报》是他的“一言堂”，他说一不二，对此他自己曾说几十年来他的合伙人、老同学沈宝新都是听他的，1999他在杭州发言：“在香港办《明报》我是主要投资人，拥有报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另外一位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东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读中学时的老同学，我们是好朋友，他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我做董事长、社长、总编辑、社评执笔人，什么事都是说了就算，不用讨论。” 他还说过报纸是老板的私器，而非天下之公器，在“主流方案”风波时期，明报社评其他执笔人的立场和他并不一致，但必须得照顾他的立场，因为他是老板。

　　与金庸很熟的女作家林燕妮曾在《偶像画廊》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报系列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 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他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

　　《明报》二度易主之后，马来西亚报业大亨张晓卿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但金庸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想炒谁鱿鱼就炒谁鱿鱼，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2000年，张晓卿邀请金庸到吉隆坡《星洲日报》演讲，租了一架直升机和金庸一起在森林上空游飞，还请金庸在他的大花园里种一棵树。金庸一看，旁边已种两棵，一棵是李光耀所种，一棵是马哈蒂尔所种，而自己独在中间，荣幸得直笑。

　　《明报》是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对此，2001年5月，金庸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但是现在世界上教育发展了，文人和非文人的界限也磨合（原文如此，疑为“模糊”）了，……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了中国文人办报的先河，他的评论启迪了一个时代，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影响了孙中山，对中国报业史，对整个近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庸没有这么幸运，《明报》的影响主要在香港和海外，在中国大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时代环境的限制，在中国一个文人办报的时代早已结束。

　　十六、

　　十七、金庸与邓小平

　　“文革”期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反对林彪、江青他们，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小平他们，“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合理路线。邓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曾在《明报》社评中为邓小平抱不平。1976年春天，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他在社评中不仅表示支持邓小平，而且预言邓不久就会东山再起，重返权力舞台。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他曾对记者说：“可以说，我的想象就是实际上代表中国多数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他曾说，“当年大陆上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邓小平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谁淋’。意思是说，任由你们批判，我也不理睬。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真令人敬佩！”邓小平对金庸也早已熟知，“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金庸的《明报》社评想必他也是知道的。

　　从70年代后期起，金庸在《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来幸福。”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 1981 年 7 月16日，在阔别大陆数十年后，金庸终于再次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金庸会面，7月的北京，天气炎热， 金庸却郑重其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立即走上前，热烈地握着的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金庸的第一句话是：“我一直对你很仰慕，今天能见到你，很感荣幸！” 一番寒暄之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连说“欢迎！”并问孩子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两个孩子分别做了回答。邓和金庸全家合影留念之后，两人坐下会谈。邓小平见他穿着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

　　接着，邓小平抽出一根熊猫牌香烟递给他，自己也用火柴点了一根，然后他们“就中国经济建设的展望、‘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在谈起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时，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地笑了一下，接着点了根烟，并深深地吸了一口， 然后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一个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二十多年来几乎每天执笔写社评，有世界声望的政论家，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用的不是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不无尖锐。

　　会谈中邓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他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他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邓小平突然问他：“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里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 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他又给了金庸一根“熊猫”牌香烟）

　　会谈持续了一小时，金庸起身告辞， 邓小平站起来， 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邓小平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和金庸两人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纷纷报道这件事，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 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赶紧加印，过不了几天又售罄，于是又只好第三次加印。

　　十八、金庸的三次婚姻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编织了大量的爱情、婚姻故事，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但他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一直讳莫如深，外界的传闻大多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使他的感情生活一片云遮雾罩，扑朔迷离。

　　金庸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他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年轻的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副刊与杜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8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大宅，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到杭州来。

　　一天，金庸主持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时年十七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一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他们后来结婚，在香港共同生活了几年，没有子女。金庸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湾仔，这位太太人长得挺美艳，人称“杜四娘”。另一位老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他在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他认为他们“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却是金庸生了婚外情背离了她。朱玫（又名璐茜）是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他们于1956年5月1日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并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电影剧本，所以有很多新闻界、电影界的人到场祝贺，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电影演员陈思思、张铮、乔庄等。他们在现在的坚尼道二号租房居住。1959年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后，正是《明报》草创 之际，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家在九龙，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几乎每天从家中送饭到港岛。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中都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华人夜报》创刊，她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

　　等到《明报》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在事业成功之时，由于金庸有婚外情，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 传说离婚是金庸主动提出的，朱玫则提出了两大离婚条件：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要继任者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朱玫这样做，是为她的孩子着想。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自然这些都无法得到确证，离婚则是事实。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林燕妮在《香江第一才子??查良镛》文中写到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结婚时，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最后，朱玫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后半生，1998年11月8日她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六十三岁。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竟然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 。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说：“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金庸第三任也即现任妻子林乐怡，洋名叫阿May ，“容貌清丽脱俗”， 据说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相识多年才最终结合，“中间聚散聚散，历尽考验。”大家暗地里把美貌聪颖的林乐怡叫做“小龙女”。 谈到“小龙女”，金庸笑着表示，太太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 除了饮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来装饰，美轮美奂，爱心，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里。 他说林乐怡最喜欢他的作品是《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

　　 十九、长子自杀和佛教信仰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时年十九岁，这是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儿子的自杀也成为他信仰佛教的直接原因。几个月以后，他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说：“……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一句“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不尽他心中无限的悲痛与伤心。在他1961年写《倚天屠龙记》时，对于“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他还没有切身的生命体验。1977年3月，当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查传侠自杀不过短短5个月，伤口犹新，创痛宛然，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

　　关于查传侠自杀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与父母离婚有关。查传侠在美国读书时，得知父母要离婚，非常伤心。他曾多次尝试劝说父亲，但没能改变这个事实，父母的离婚对他的打击极为沉重，在绝望中他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林燕妮说：“在离婚期间，查良镛和朱玫都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十八岁的爱儿在父母闹离婚时自杀逝世。”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对这个儿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关系不太好。查传侠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有人说应该阻止孩子这样想问题，金庸却觉得儿子是对的，人生本来就像他想的那样，他甚至夸奖儿子深刻早慧，根本没有想到儿子会因这思想断送性命。查传侠那时在美国读大学一年级，还未选科。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旧金山，他们在电话里吵了几句，他就不想活了，一冲动就选择了自杀。

　　1991年，金庸将《明报》卖给于品海，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记者问及此事，金庸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长子自杀对金庸生命的震撼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他说：“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死亡面前，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他的万贯家财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 在极度痛苦中，他开始研读佛经、在佛教书籍中寻求人生的答案。从痛苦到欢喜，经历了一年半的时光。他曾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将自己多年来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的诗歌，尚未公开出版。

　　1981年4月12日，他对杜南发说：“因为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刚才我曾说过，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但有人对他的佛教信仰提出了尖锐的质疑，1981年，李敖发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批评“金庸式伪善”：“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现有两女一男，和死去的查传侠都是朱玫所生，已各自为人父母，都不从文。长女查传诗，1988年5月15日与《明报晚报》副总编辑赵国安举行婚礼，当时报纸曾刊出他们的结婚广告。次女查传讷（就是金庸文章中提到的“阿讷”），1987年与一个医生结婚，《明报周刊》对她们的婚礼有图文并茂的报道。1994年，金庸说过“大女婿在商业电台，以前在《明报晚报》任副总编辑，后来也在《明报》经济版干过”，曾和于品海在《财经日报》共事。

　　儿子查传倜长得酷似乃父，比父亲要胖，师承以美食以本的蔡澜，据说食的品味很高，绰号“八袋弟子”，八袋指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酒，意思是要尝尽天下美食。他的嗜好就是：吃、养狗、游山玩水，最喜欢东坡肉和香口食物。遇上什么好吃的，必定回家告诉他父亲，然后与家人同去品尝 ， 每周如此。因为金庸喜爱吃东坡肉，查传倜也吃遍香港的东坡肉，一旦找到香味四溢、入口融化的，他总要与父亲一起去吃。出身于名门书香之家，查传倜说他没有压力， 他有自己享受生命的天空。他原是学会计的，现任明河社出版公司副经理，协助父亲做些出版管理工作。

　　1994年，他曾对人说：“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有一次家庭聚会，一起吃饭。他们三家都住在同一栋大厦，跟我家住在很近的。他们三兄妹感情很好。对我也很好，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但大家相处得很好。”

　　二十、风雨满香港

　　1988 年 11 月中旬，金庸赴广州出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会议，他提出的“新协调方案”最后成了“主流方案”。方案提出1997 年后香港的政制安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立法机关直选议席比例，由百分之廿五增至百分之五十。2011 年下半年，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

　　消息传到香港，舆论一片哗然，11月19日、20日，香港大部分报纸都批评他的“新协调方案”过于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责他出卖港人利益。11月22日晚，会议结束，金庸乘火车回港，一下火车面对的是一片抗议的声浪，30多多位香港“民促会”代表打着抗议?幅，在火车站迎接他。 出了站，又立即陷入了更多的抗议者和记者的包围中。一个记者责问他：“全世界民主国家的行政首长都是由一人一票普选产生的，为什么你要逆历史潮流提出如此保守的方案？”他的回答是：“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的行政长官是真正由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另一个记者问：“查先生，有人说你们的方案实际上等于出卖了香港下一代人的政治权利，你是怎么看的？”“下一代的事自有他们去管，我们现在所需做的就是尽力维护现在香港这600万人的利益和权利。”

　　《明报》内部很多高级编务人员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明报》 督印人、社评主笔吴霭仪曾发表《主流方案引起的猜疑》等文。“苦心太息少人知”是金庸当时孤立处境的真实写照。香港每媒体纷纷就此展开讨论， 各种猜疑纷至沓来，“主流方案到底是怎样出来的？是否有什么背景？起草者想达到什么目的？是不是接受了别人的授意？……他是不是想当政坛盟主，想做第一届行政长官或立法会主席？......”好在他手里有《明报》，面对潮水般汹涌的批评，像60年代遭左派报纸围攻时一样，这一次，他也是通过《明报》社评为自己辩护。从80年代中期以来，他已不再每天写社评，而由他和吴霭仪、徐东滨等轮流执笔。虽然如此，但涉及中英、中港之类的敏感议题，便需要照顾他本人的立场。有时到了紧要关头，社评员不敢下笔，更是非得由他亲自出马不可。他自己以后还作出过有关民主要求、基本法等问题由他本人执笔的指示。

　　11月24日晚，金庸写下了《没有一国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社评，发表在第二天的《明报》，旁证博引，列举古希腊到当今中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法国、菲律宾、美国等国选举行政长官的方式，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的。他的社评意在“教教别人一些常识”，以平息“主流方案”引起的风波，想不到反而引起更多港人的愤怒，批评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是不是他在故意捣乱、混淆视听？”“他不是一直说报纸是公众的良心吗？他不是一直强调《明报》坚持公正的原则吗？他这样做不明摆着是在利用《明报》为自己辩护吗？……” “这个查良镛不再是哪个写武侠小说的金庸了。那个金庸冷静，追求人间正义，这个金庸却老眼昏花，不辨是非！”

　　但金庸不为所动，不慌不忙，第二天又写了一篇《直选首脑，少之又少》的社评。11月27日，他继续在《明报》发表第三篇社评 《民主国家如何选出行政首长？》。 他的解释犹如火上浇油，港人对他的抗议进一步升级。三天后（ 11 月 30 日），岭南学院、理工学院、树仁学院的20多名学生代表，打着“你有强词夺理的自由，我有火烧《明报》的道理”、“歪曲事实引得人人愤，断章取义必须引火烧”两个横幅，在围观群众的簇拥下来到北角英皇道明报大?门前，他们一遍遍地高呼“维护香港人利益”、“要公理”、“不许出卖香港利益”等口号，并当众将11月25 日至 27 日的《明报》和这三天放大复印的社评烧毁。学生代表在演讲中说，金庸身为草委会政制小组的港方负责人，本应一切从维护香港人利益出发，他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受中方的旨意，一味迎合中共的要求，不惜出卖香港人的利益以谋自己的私利。”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在《明报》一贯标榜“自由、公正”，在这次“主流方案”风波中不仅没有站在公正立场为民请命，以中立、客观的态度报道事实真相，反而将《明报》当作了个人狡辩的阵地，成了他的私器。学生界认为金庸已不能持公正的立场，应辞去政制小组负责人一职，以谢香港之民愤。同一天，不断有学生和民主派人士游行到明报大厦门外，向金庸提交抗议信。

　　实际上，金庸曾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 所以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争取的。报社?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他平时不大喜欢说话，在《明报》常常以字条、写信发号施令，以笔代口表达他的声音是他的拿手戏，从1988年11 月28 日起，他再次使出他的拿手好戏，一连12 天，以《平心静气谈政制》为题，以“章回”形式在《明报》连载他的系列评论，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新协调方案”和“主流方案”出台的前前后后。他认为有些公开指责他的文章，情绪激动，颇有意气，所以提出平心静气谈政制，他要用理性的探讨辨明是非曲直。

　　二十一、出售《明报》

　　金庸钦仰范蠡、张良，但对他来说，所谓的“退隐”绝不是不问世事，只是卖掉《明报》而已。1989年5月20日是《明报》 创刊30周年，本来准备举行庆祝酒会，金庸临时决定取消，只是报社员工搞了一个茶会，会上他宣布从6月1日起，将不再担任社长一职，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社长由《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接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另组一个行政委员会。

　　不久，他就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报》股份的消息。三十年来，《明报》一直只有两个股东。《明报》当年的盈利接近一亿港元。 消息一出来，不少财团纷纷主动向金庸表示，希望能成功收购《明报》，其中有国际传媒大王梅铎的《南华早报》、英国报业大亨麦士维的镜报集团、新加坡《联合早报》 集团、日本德间书局集团（包括《东京时报》）等。香港百富勤证券公司的梁伯韬、创办《资本》和《资本家》杂志的出版商郑经翰联手和金庸多次接触、协商，价钱差不多已谈好，梁、郑连一张10亿元的支票都准备好了。但金庸最终没有与他们达成任何协议，他觉得他们收购《明报》只是商业行为，无法体会《明报》包含的文化意义。他?定暂时搁置出售《明报》的计划，先将《明报》公开上市，发行《明报》股票。 1991 年2 月，金庸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明报》企业，于3月22日挂牌交易，上市的主要业务有：《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以及明报出版社、翠明假期旅行社等，他的武侠小说因为牵涉复杂的版权问题，难以作价上市。3月22日，在香港联交所二楼访客廊举行了《明报》 企业上市酒会，《明报》企业正式上市，共发售7500万股新股，每股认购价2.9元。 在 《明报》企业上市的同时，金庸表示自己至少为 《明报》再服务三年。他本人的持股量，则从八成?到六成。

　　辞去 《明报》社长之后，金庸已很少去 《明报 》，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读书，研习佛经。对于出售《明报》 一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一有合适的对象，就会相约洽谈，希望尽快实现梦寐以求的退休计划。他曾征询过子女的意见，是否有意接掌《明报》，二女一子都不从文，各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对接手《明报》 也没有兴趣。有人说“儿子的死改变了他的一生。”早在1981年他“谈到接班人计划时说：‘我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中文不好，恐怕没有管理才能，性情和我相差甚远。’” 他也考虑过由《明报》的几个得力助手接班，如潘粤生、雷炜坡等，他们服务《明报》三十多年，立下过汗马功劳，潘?生已移民加拿大，金庸最终也没有选择雷炜坡。

　　就在这时，两年前曾代表日本德间书局和金庸洽谈过收购事宜的于品海再次找上门来。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这次是以自己所属的智才顾问管理公司名义上门的。金庸通过朋友了解到于品海的背景。 1985年，于品海创办智才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在最初的二百万元注册资金中，他只占了二十万。智才的第一笔业务，是通过一家日本银行的介绍，在广西桂林成功地发展了一家酒店：漓苑酒店。 差不多与此同时，智才成立了多家公司，涉及室内设计、酒店管理、房地产等，业务也从大陆扩展到香港、泰国、菲律宾等地。1991年初，智才出售旗下的酒店赚取一亿五千多万港元，全面收购了上市公司南海纺织，智才的资产也升值到六、七亿元。

　　经过多次洽谈，双方终于在1991年11月达成了初步协议。12月12日，双方联合宣布：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具体办法是：金庸与于品海合组明智控股公司，智才占60股权，金庸占40。然后，由明智以3.025元一股的价格购进金庸所持明报企业的4500万股，购进沈宝新所持明报企业的4500万股，凑成明智的60，加上金庸的40，股权恰好略超过50。收购完成，金庸仍持有明报企业的5股权，但与于品海相比，已是小股东。新成立的明智控股公司由金庸任主席，实际工作完全由于品海负责。

　　他之所以选择于品海，不仅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有着丰富的企业及投资经验，同时对传媒事业表示出异常的热诚。还有一层原因，于品海长得像金庸死去的大儿子查传侠，而且属猴。 在正式宣布于品海接管明报企业之前，金庸在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设宴招待明报集团的高层人员，气氛凝重，大家都不说话。《明报》改组的当天，于品海公开表示，收购明报企业纯粹是商业活动，是一项长期投资，不涉及政治，更不会涉及《明报》一贯的编辑方针。他甚至说，现在明报企业市价每股约3元，即使有人愿意出价20元，他也不会转让。他并且承诺不会辞退《明报》的旧员工。

　　“蓬莱极目觅仙山，但见白云相往还。放下无求心自在，琼宫仙境即人间。”

　　1993年3月20日，金庸在与江泽民会面的第二天，前往山东旅游。在蓬莱阁，他面朝大海，写下了这首诗。一回到香港，他就找老搭档沈宝新，决定全面引退。他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收回一亿七千万元。4月1日，于品海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他只担任名誉主席。 同年12月，他将一成多股份再售给于品海的“智才”。剩下的《明报》股份，他决定分五期全部出手。1994年1月1日，他辞去名誉主席职位，《明报》将近35年的“查良镛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