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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人大代表质询5年冤案 公检法领导受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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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29日09:49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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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29日电 11月19日、11月20日，两份案件办理报告送到了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王佑启的案头上。报告分别来自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沈阳市公安局，就今年1月22日王佑启等22名人大代表提起质询案的办理情况作出报告。今天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件事件的始末。
代表质询终得解决
报道说，1998年沈阳市民孙刚因举报于洪区小芳士村村支书李玉仁违法违纪问题，而被错误拘留、批捕、提起公诉并判决两年有期徒刑这一冤案。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这本是一起自诉案件，却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且错误的判决居然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由于洪区“三长会”(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决定。沈阳中院及时发现了这一错案，发回于洪区法院重审，但区法院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却迟迟不予以审理。
该案的报道引起了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王佑启的注意。经过细致调查和研究，王佑启当即决定，在1月19日召开的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上，就这一错案提起质询。王佑启的这一想法得到了21名人大代表的积极响应，他们一起在质询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月22日，到会的其中19名人大代表就此案依法进行质询。沈阳市公检法“三长”当场承诺纠正错案，并处理相关责任人。
1月31日，于洪区检察院撤销“孙刚涉嫌诽谤罪”一案。11月15日，本案中的另一位当事人李玉仁撤回对孙刚的自诉。11月19日，于洪区法院受理了孙刚国家赔偿的申请。
至此，22名人大代表依法提起的咨询案得到圆满解决。
但在王佑启看来，此次质询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纠正一起错案，处理几个责任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法律确定了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独立审判的原则，无论是司法机关自身，还是社会其他方面都应该支持司法机关按这一原则办事，为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独立审判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一旦屈服于权力的干扰，势必丧失最起码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这就是我们22名人大代表就此案提起质询的本意。”王佑启说。
错案是怎样产生的
报道说，从沈阳市公检法分别向22名人大代表作出的调查报告中，人们能清晰地看到，一起简单的自诉案，是如何在权力的干扰下，一步步演变为一桩沉冤5年的错案的。
1998年1月底，李玉仁以涉嫌诬告为名，到沈阳于洪区造化乡派出所报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追究孙刚的法律责任。2月4日，自称查户口的造化乡派出所一名干警和一名便衣在既没有亮明身份，也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闯入孙刚家中搜查，为错案的上演拉开了序幕。
2月24日，派出所一郑姓民警以涉嫌诬告诽谤罪为由，将孙刚送至于洪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刑警队干警听完案情介绍后的第一反应是：“诬告、诽谤案属自诉案，我们不能收。”郑姓民警随即拨通了一个电话，结果案件糊里糊涂地就被收下了。当日，孙刚被错误拘留。3月2日，于洪分局提请于洪区检察院批捕。
检察院办案人经过审查后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能否定罪、定什么罪把握不准，并于3月6日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讨论中，各位检察委员一致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的委员明确提出“此案系法院受理”。主管批捕的副检察长吴志国提出“对孙刚不能以罪处理”。最后决定退回公安机关。
错案本可就此避免，但3月8日下午，于洪区政法委召开公检法“三长”会，改变了检察院已做出的正确决定。据参加会议者回忆，会议由区政法委副书记张恒超(已故)主持，侯献生副检察长在会上首先发表意见，认为此案“经检察委员会讨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侯献生证实：“当时我和一些同志提出了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的问题，会上讨论比较激烈。”
于洪区法院分管刑事案件的副院长胡延平回忆说，法院也认为不应当走公诉程序，但既然定下来了，法院也只能服从。
政法委副书记张恒超最后的决定性发言让不同意见者闭上了嘴巴：“按诽谤罪捕，公安补充侦查，送交检察机关。”
区政法委形成的《三长会议纪要》写道：“对孙刚处理意见：孙刚诽谤李玉仁一案，经‘三长’会议研究同意以诽谤罪批捕、起诉、交付审判。”
会后，3月9日，检察院对孙刚批准逮捕。但检察院还是在《逮捕案件审批表》中注明了自己的意见：院检委会讨论，此案定诬告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捕。
此案本应走自诉程序，公安局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个错误，但因为某种原因却坚持了这一错误。检察院本可以及时纠正不予起诉，但在有关部门的压力下再次犯错。法院在开庭前仍然可以弥补这一程序错误，但遗憾的是，法院最后也将错就错。司法机关正是在“三长会”召集者的压力下一再做出了违心的决定，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
“三长”受到通报批评
沈阳市公检法三家在向人大代表们的报告中，做出了认真的反思。
检察院检讨：应该严格依法办案，重视诉讼程序问题，但是却执行了“三长”会议做出的决定，没有坚持不同意见，违反了诉讼程序。
法院检讨：不能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原则，盲目服从和执行。
公安局检讨：侦办刑事案件，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但是本案在侦查的初始阶段，特别是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办案单位并未全面、客观地收集能够证明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此罪与彼罪的确凿证据，仍然沿袭“先抓人后取证”的做法，使准确处理本案失去了可靠的前提和基础；查处刑事案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是本案侦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不仅仅表现把自诉案件当作公诉案件处理，还反映在对不应采取强制措施的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等方面，也正是由于这些程序上的不公正，使案件的实体公正失去了保障；必须加强公安机关内部的执法监督。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的检查指导不力，是致使本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受传统思想影响，我们内部执法监督的侧重点放在防止对犯罪嫌疑人处理的跑、冒、滴、漏上，对错拘、错捕等问题缺乏监督检查，致使公安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不够全面，难以及时纠正错抓、错捕的问题。
沈阳于洪区公检法当事“三长”分别受到了通报批评处分。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福礼对此次质询案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有关部门依法监督可以，过问也可以，但都应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过问一旦越界，就容易发生违法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现象。对办案人来讲，只要领导说了，错了也不算错，更不用负责任，正是这种错误思想导致办案人不敢坚持独立办案。如何对待领导的批示和过问，是司法机关通过此次质询案应该吸取的最大的教训。”
“服从组织也要依法服从。”张福礼指出。(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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