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思
李昌平读了《潜规则》，对我说：“我没有那么多历史知识，如果有，我也可以写一本这样的书。”
后来，我读了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在我看来，这本书描绘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体系，并且揭示了这个体系产生和演化的根源。我对李昌平说，我没有你那么了解农村，如果有，如果能写出来你这样的书，我会洋洋得意的。
这本书里有许多值得得意之笔，其中我最珍视的一笔，描绘了债主集团与干部集团的结合。我在史书中读到过这种结合的萌芽，知道掌握着合法伤害权的官员们拥有特别强的讨债能力，因此债主很愿意与官员联手（参见戴冠在《濯缨亭笔记》卷三中讲的明朝马政中借贷和讨债的故事）。但那不过是一点萌芽。李昌平则描绘出一幅黄世仁与干部身份深深契合的广阔图景。描绘了乡镇政府如何靠借贷度日之后，指出贷款的七成来自干部及其家属之后，李昌平写道：“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代表国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着为国家、为集体收税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己收高利贷的勾当。……现在，监利的干群关系已经越来越像‘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了。”（《我向总理说实话》P329）
于是，我的心目中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湖北省监利县，政府的债务是超编的干部集团在未来的身上咬下的肉，而这个被咬得遍体鳞伤的未来却不觉得疼，因为这是干部及其亲友很愿意放出去的高利贷，由政府的信誉和讨债能力担保的高利贷。--没有真知灼见的人，岂能描绘出这幅史无前例的图景？
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事先想好的题目是《海瑞是一根搅屎棍》。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一层金色的硬壳捂住了臭味，海瑞之流的清官却硬要把口头或书面上的理想贯彻于现实之中，于是，他就像搅屎棍一样破坏了稳定的潜规则结构，让我们闻到了真相的味道。这篇文章尚未写出来，不过似乎也不必写了，诸位看看李昌平是怎么搅的就可以了。
但是李昌平又与海瑞不同。
从优势方面说，海瑞的主要武器只是一根道德鞭子，即便舞得山响，触及的仍是皮毛。而四百多年之下的李昌平则装备了中西结合的轻重武器，他可以挖出体制上的根子，提出脱胎换骨的改革建议，譬如乡镇以至县级的选举，建立一个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机制，建立民众控制财权和用人权的制度等等。
从不足方面说，海瑞上书骂皇帝的时候，是做好了杀头准备的，李昌平显然不必。这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李昌平却因此失去了证明道德水平达到最高境界的机会。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只是他对坐牢风险的估量，在上书总理之前，他自问不是贪官，人家抓不到把柄，结论是不至于坐牢，尽管当地官场未必能继续容他。连坐牢的风险都没有，这就很难与英勇的海瑞相提并论。而对我们来说这又是一件好事，圣人毕竟太少了，离我们也未免过于遥远，不足以引发我们的攀比心，对李昌平我们就不妨攀比一下。
翻开李昌平的书，强烈的自责扑面而来。李昌平在前言中说，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但是他管制了农民17年。他说有许多次，农民哭着给他下跪，求他救助失学的孩子，求他救救生病的父母，求他帮助老实人伸冤。李昌平已经记不清农民给他下跪的次数，但他说：“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下无数次地狱！”他说，“回首我在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他祝愿中国农民不再下跪。前言的最后一行文字是：“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再原谅我。”
其实李昌平的期望值并不高。他受不了人家对他下跪，他只想对得起农民，当一个公仆，或者退一步，当一个好的父母官。问题在于，当别人因理想受挫而麻木冷漠的时候，他的良知依然敏感。他不肯自我调整。然而，自我期许的实现，必须有环境的配合。在这个意义上，李昌平遭遇的内心矛盾，并不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他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如同海瑞和彭德怀一样，都是不改变自己却企图借助最高层的力量改变现实的方式。这是一个古老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体制内的方式。我知道，这种方式早就存在了，我可以在他之前看到一条河，汩汩流淌，至今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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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