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晓秋

　　【档案】江平，1930年生于大连。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职务。现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他是我国《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众多立法的重要参与人和专家小组负责人，中国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2003年6月，江平作为专家被邀请参加中共中央修宪小组召开的一次关于修改宪法的座谈会。

　　不屈的精灵

　　今年的北京并不宁静……

　　同样，73岁高龄的江平也不宁静，从去年年底民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到最近各界颇为关注的修宪事件，江平似乎就没有停止忙碌。

　　江平，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在荡漾着平和谦逊的笑容里，不容易感觉到他内心的激昂。而正是这种质朴反而比盛气凌人显得更让人折服，那是缘于生活的一种真实状态。

　　熟知江平的人都知道这位老先生历尽人世坎坷，右派、家散、身残等等变故，使他该失去的都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一条命还活着，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虽说古人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励志之言，但这样的苦难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七十年，总有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对我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被划为右派的那一刻，从‘人民的阵营’被划到’敌人的阵营’的那一刻。有时梦中还在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江平说。

　　江先生很乐观，他说，上苍总算“公平”，给了他整整22年的逆境，又给了他整整22年的顺境。江先生说得太轻松，还是太沉重？也许就像微涩的苦丁茶，回顾颇深，只有自己知晓。

　　江先生在缅怀已故法学家谢怀老先生时曾说过，他和谢老有点“惺惺相惜”，因为他们都有“右派”的经历。不同的，江先生是因“自由主义”而获罪。

　　然而深知因“自由主义”而获罪的江平并没有因此沉迷于书斋，依然关注着他学术积累的能力空间所能反省的社会建构。

　　随着年龄的增长，江平似乎更加忙碌：带学生、做讲座、参与立法……

　　2003年6月，江平被邀请参加中共中央修宪小组召开的一次关于修改宪法的座谈会。据称，江平的发言”很尖锐“。

　　随和、正直，这是人们对江先生性格的评价。性格就是命运，这些性格的因素使得江平先生永远不会懂得“沉默是金”的乖巧。

　　岁月寥寥数笔便能写完，但人生是经不住将灵魂往深处去窥探的。真想知道，江平多年后再回味自己的一生，怎么对待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人生的沧桑还是化为一番笑谈。

　　“咱们的老校长”

　　在一个大学校园里，如果贴出一张海报说江平要举办一个讲座，敢说在北京凡是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都会有教师和学生跑去参加。江先生在学生中永远有这样的威望和号召力。他的博士生刘劲柳说，他的课讲得充满智慧，能把一个枯燥的法学问题讲得津津有味。

　　江平执教四十余年，曾兼任多种“官职”，但他只看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这几个字。“四十年的执教，行将画上句号，当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磨磨难难，但对于我所选择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让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做一个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1996年，想给年轻人“让路”的江平就开始打算退休，而今天的他也没实现退休的夙愿。

　　提及中国政法大学，江平说，“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1956年，江先生回国，走上政法大学的讲坛，也有了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无奈”和“遗憾”——

　　“四十年中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是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40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看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他人。四十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

　　这样的遗憾始终是江平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伤口。

　　江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几本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过什么像样的法学著作。”这样的谦逊反衬了他有“耻”的美德。正如他自己所讲，耻者，不足也，知耻而后勇。人的动力正在于此，不忘国耻者，才能拼搏报效祖国；不忘己耻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

　　从师于江先生的学生常惊叹于这位老人智慧的敏锐。无论是学术讨论，还是日常生活之中，江先生对问题的把握犹如他的目光，敏锐而有洞察力。

　　思想的前卫不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江先生的学识源于他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体系。除非特别忙碌的时候，国内主要的报刊江先生每期都会关注。就连互联网这种年轻人的新鲜玩意儿，自嘲“只有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水平”的江先生也在努力跟进。北京春天“非典”肆虐期间，他就是与学生们用电子邮件交流学术论文的。

　　“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江平是通过阅读来刺激思考。

　　与法学家相比，江先生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于法学教育家，他以学校为舞台，竭尽心力地培育一代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江平虽然离开这个职务已经十余年，但在一届一届更替的学生和老师心目中，他是”咱们的老校长“。

　　权利守望者

　　江先生常让人们想像到新中国第一代法律学术建设者们的青春。

　　青春的江先生，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8岁的他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期望通过报纸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然而满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理想的他并没有走上笔伐口诛的报人道路。

　　1951年，21岁的江平被选入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法律。江先生曾说，法律并不是他人生自愿的职业选择，在当时他的眼里，法律枯燥无味，不像新闻那样自由奔放。

　　当时只是抱着崇高使命感去学习法律的江平在人生七十华诞的时候感叹“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仍然会选择我现在的研究方向。”因为半个多世纪与法律的不解之缘让品味到法律内涵的他逐渐懂得了法律与新闻一样，都有着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

　　看江先生的文章，可以发现“权利”二字经常被提及，先生正是凭借法学角度实现对社会民主、自由和宪政等背后的深远价值的追求和期许。

　　经历过那个极度蔑视权利的年代，江平知道，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不能改变，但能怀念和警惕。所以权利是他最想守望的东西。

　　在《沉思与怀念——纪念谢怀老先生》文中，江平写到：“我们应当在本世纪初拿出一部至少像样的民法典，也足可告慰谢老于地下。”他是借谢老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民法的深切期许。

　　“有了民法就有了自由，公民就有了权利。”江平的助手秦国辉理解老师对民法的“感情”。

　　沉着的江先生有他自己的谨慎，但谨慎并没有让他失去法治建设的热情。对学者来说，他的学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个理想、一个模型，虽然实际操作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

　　与其落后一个时代，不如走在一个时代的前面，这就是正直学者的永远理念。

　　江平提及谢怀老先生“执著一生就是追求‘完善的立法’、‘完善的私法’。”我们不知道江先生执著一生的追求是什么，但在1990年他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的一段演讲却总使人激动，“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都说做学问应该要坐得住“冷板凳”，但江先生没有停顿于坐冷板凳，他似乎更难耐“寂寞”。有人说他到处“抛头露面”有违学者本职，但为了大众，他以洒脱的风度直视非议。“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设现代法制国家助推一把力。”

　　不知道一个人失败与成功的绝对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官方与民间舆论的聚焦到底对一个耄耋老人意味着什么？人们只知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003年，江平依然忙碌。

　　（感谢江平教授的博士生秦国辉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