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39岁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今天对本报记者说。今年2月27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他接诊了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徐丽（尊重本人意愿，为化名）。

　　魏东光回忆说，当天，徐丽已发烧5天，了解到她是从广东回来的，魏东光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典型肺炎。当时，广东已经是SARS疫区，但尚没有封闭。在徐丽求诊太原市多家医院后，魏东光是第一个怀疑她是SARS病人的医生。

　　魏东光让徐丽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并让护士们加戴口罩。但当时，由于信息不通，缺乏相关知识，很多人对SARS毫无防备，连口罩都不好找，紧急穿上的单层隔离服，薄薄的，勉强能起到一点防护作用。

　　通过各种药物综合治疗，患者的病情曾有所控制，但依然高烧、呼吸困难。徐丽的丈夫提出，要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并选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他们恳求魏东光陪同，经过思考，魏东光答应了。

　　这时，SARS作为传染病还没有被北方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所认识，也没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管理，尚没有不允许转院的限制。魏东光和山西省人民医院十分慎重，没有轻易下结论，也不敢诊断徐丽为SARS患者。魏东光出面陪同就诊，也是为了向北京大医院的同行学习、交流。

　　“魏主任出于责任，陪护着我们，这让我们感动。”徐丽说。

　　3月1日凌晨1时，夜色正浓，魏东光陪同徐丽、徐母走进北京301医院，向该医院急诊科医生介绍了徐丽的发病经过。“作为主治医生，向北京知名医院接诊医生介绍病情，要比家属内行。”魏东光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回到太原以后，3月8日晚，魏东光感觉自己身体发热、疲乏，有些不舒服。拍了X光片，查血，他意识到“有情况”！当时，医院还没有设立SARS病区，他默默地走到自己负责的呼吸科病房，给爱人打了个电话，只是说“我要在医院隔离一段时间”。

　　徐丽的父亲一天前因SARS在北京去世的消息，曾让魏东光的脑子里闪过“最坏的打算”。但作为医生，他知道，紧张、恐惧只能对自己不利，只有积极治疗是“最好的选择”。为此，他选择了“不紧张”。

　　3月15日，在病中，他又得知了徐丽母亲去世的消息。这时，钟南山院士的一位助手、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来到山西太原，走进了魏东光的病房。

　　直到自己也成了病人，作为呼吸病专家的魏东光才获得了真正与一线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值得庆幸的是，魏东光的症状比较轻微，3月24日就病愈出院。他重返SARS病房，参与了山西省人民医院80余名非典患者的治疗。目前，这80余名非典患者，已有60多人治愈出院。4月初，魏东光还参与救治了20多名重症患者，他们基本都已转危为安。

　　但是，有人议论魏东光对北京输入第一例非典患者“负有责任”。对此，魏东光说，自己没有感到压力，即使有人责怪，也没有影响到自己。当时，他确实没有预料到这种疾病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他说，关键在于对疾病的认识，认识过程的长短决定了征服这一疾病的时间。作为医生，他渴望交流。他认为，应该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医疗人员中间，建立一个互通的信息平台，打破地域、学科的限制，广泛交流，当类似SARS这样的疾病再次袭击人类时，我们能够有备而来。（本报北京5月29日电 本报记者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