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身体多病，刘面换老人出行时需要儿子搀扶。本报记者 王俭 摄

　　没有一个叫张双兵的中国男人，刘面换和那些有着同样遭遇的姐妹们的往事将被时间无情地掩盖；没有一群日本的律师，中国慰安妇们漫长的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之路，甚至难以开始。公正的结局还在远方，她们需要更多的力量。

       揭开慰安妇真相

　　50岁的张双兵是日本侵华战争女性受害者诉讼国中方首席代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山西盂县西潘乡高庄村小学教师。“从小就听大人们讲日本人的罪行，那时候就想向日本人讨个公道。”当他看到60多岁的侯冬娥跪在地里干活的那一幕时，这种想法就再也挥之不去。

　　侯冬娥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性暴力受害者，为了说服她站出来，张双兵用了10年的时间。

　　经过打听，张双兵找到了可能当过慰安妇的侯冬娥。那是1982年秋的一天，小麦熟了，侯冬娥拄着拐杖下了地，由于不能站着弯腰干活，侯冬娥把拐杖放在一边，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收割麦穗。张双兵鼓足勇气走到田边，直接问侯冬娥有没有去过进圭村？有没有被日本人糟蹋过？侯冬娥惊讶地看着张双兵，沉默了许久。“不讲了，过去的事了。”之后10年的时间里，侯冬娥态度坚决，直到1992年《山西日报》转载了日本律师帮助华岗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报道以后。

　　张双兵拿着报纸第一个找到了侯冬娥，但她很犹豫：“过去的事情实在不愿意提，也不能提呀。”在接下来的10天里，张双兵每天去侯冬娥家，终于有一天，侯冬娥在大哭一场后，把一切告诉了张双兵。此后，刘面换、冯转香等老人也打开了话匣。

　　张双兵在10天的时间里，把老人们的哭诉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当年7月8日，《参考消息》刊文《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首次向日本索赔》。申诉书最后石沉大海，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反应。

        十一年漫长索赔路

　　这份记满血泪史的申诉书流入了日本民间组织，张双兵的努力引起一群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的注意。1994年，日本律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和张双兵一起在山西西潘乡寻找真相。在数名中国慰安妇表示愿意出面起诉日本政府后，日本律师们回到国内，经过努力，终于说服日本法院正式受理5位中国受害女性的索赔。这一年，侯冬娥过世。

　　1996年，刘面换来到日本，成为第一位站在日本法庭上作证的受害中国女性，她实现着患难姐妹的遗愿。在2002年，日本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国家无答责和超过时效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两个星期后，老人向日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按照日本的法律，11月17日，是上诉阶段的最后一次开庭，之后将直接作出判决，将判决书用邮寄的方式送达给原告。刘面换反复4次前往日本参加，这一幕幕悲壮的画面已被历史定格。日本律师无私帮助

　　历史的细节值得人们玩味。这次日本之行的单程机票，是日本律师大森典子（音）等在日本通过网络订购的，回国的机票也将由日本律师团负责。11年来，中国慰安妇们多次去日本参加诉讼的一切费用几乎都由这些日本人负责。

　　前天在北京，张双兵接受了一个北京小伙子送给他的二手台式电脑，他说，除了这台电脑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中国人捐助的一分钱，“11年用的是日本人的钱与日本政府打官司……”

　　这些日本人属于一个叫“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的300多名律师几乎代理了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所有案件，而且完全是免费的。据不完全统计，律师团已经为这些案件支付了近千万元费用。

　　“他们追求正义的执著常让我们落泪。”一名中国律师评价说。而日本律师在评价自己的行为时称，律师的最高追求就是通过诉讼还受害者以人权，而人权是无国界的。

　　由于中国的原告绝大多数收入平平甚至陷入贫困的状态，日本律师团的筹款让一个中国人从出国到诉讼到再回家，都不需要花自己一分钱。

　　中国人也一直在努力将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张双兵这次没有前往日本，他不去，是想省下来更多的经费；每次开庭，4个老太太都应该去，但为了节约经费，能成行的都是一两个，老人们年纪大，按理说，本应有亲人陪护，但她们却尽量独自前往，留出钱为更为重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出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