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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起摄象机十五次进入SARS病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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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6月24日06:05 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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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星期一
北大医院第三感染病房(简称“感三”)。传染科徐小元副主任早在里面等候。门口的卫生监督员防护得像古代武士一样，认不出谁是谁，好在她们都认识我，耐心指导我如何去做：两层口罩，再戴帽子、手套，换上刷手衣、防护服，再穿隔离衣、胶鞋，再戴帽子、口罩、手套和防护镜，一件件、一层层。20多分钟后我呆呆地立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面的我就像一只被人注了水、吹足气的狗熊，臃肿而笨拙。
站在污染区的缓冲间再迈进一道门就是非典病房，徐大夫就在这儿等我，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拍摄目的与方式，让他帮我找了把剪刀，将摄像机上所罩的双层塑料袋剪开了两个口，一个在镜头前，一个在操作手柄处。一切准备就绪，我与徐大夫进入SARS病房。
病房里的病人并不像外人所想像的那样危重和可怕，大多数人都能下地走动，他们除了每人必戴一个口罩外，与我日常见到的其他病人没有什么区别。有些病人看见我拿着摄像机甚至发问：你们记者胆还挺大，真敢往这儿跑，不怕传染呀？其实我真的不太害怕，有徐大夫他们在这儿，我还怕什么？病房里住了我校两名受感染的女同学，我看见两位女同学神情都很不错，其中一名医疗系的同学甚至摘下口罩，悠闲地吃起零食。我拍下了她们和其他两位较轻病人的情况，又转到监护室拍摄护士给危重病人输液的镜头。时间好像并不长，但扛着30多斤的摄像机，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我感觉汗滴顺着面颊在向下流，里面的衣服已经湿了。坚持着拍完病房镜头，我随着徐大夫到医生办公室，办公室在半污染区，我们脱掉了一层隔离衣和最外层手套、帽子、口罩，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我大口喘着气，嘴在口罩下急促地张合着，就像水中缺氧的鱼。休息片刻，我又拍摄了大夫们讨论病历、读片、下医嘱及护士站和病房走廊的一些镜头。徐大夫告诉我已经11点半了，按照进来的程序，依次脱下防护服、口罩、帽子，临出门时再换上新的口罩。站在感三病区的门口，我如释重负地深深吸了一口气，整个身心松弛下来。
4月23日星期三
急诊观察室也改为收治非典病人的隔离病房，只几天时间我们医院收治临床病例加疑似病例就达100多人。
这个病房连防护服都没有，只能穿两层刷手衣外加一层隔离衣，医护人员的面颊和脖子都暴露在外，没有胶鞋只能在自己鞋上套上两层鞋套。实在没有办法，病人太多了，我们的医护人员根本来不及准备好就仓促上阵了。吸取进“感三”的教训，今日拿DV小摄像机进病房确实感到轻松许多。急诊科的熊辉大夫主持病房工作，我跟着他们查房，连续拍了三个病房十几个病人。
出了病房刚到医生办公室，就看见又有两个病人被送来，两位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身着防护服来到办公室核实病人情况，办公室里的电话平均每两分钟就响一次，显得比“感三”忙碌许多。
4月26日星期六
下午去胸科医院，昨天医疗队已抵达那里，总务处的工人真棒，从4月10日到昨天半个月的时间连续改建了三个非典病房。
这里的病房比医院的病房条件好得多，每一间病房都与饭店标准间一样，只是墙上多了氧气管道和房间里的输液架。下午的病房显得安静，护士们正在给病人换输液瓶，测试体温，病人一开始还对拿着相机的我保持警惕，但看到我始终把镜头对准为他们做护理的护士，就慢慢释然了。
下午5点钟，出了病区，看见从楼后两个穿防护服的小伙子正推着一辆车过来，车上放着个黄色长形袋子，好像是尸体，在两点多钟我进病房前也仿佛看见从身边推过去一辆这样的车，但当时人较多，并没有在意。我连忙问：“是不是刚去世的非典病人？”他们说：“是。”我说：“我刚来时就看见推走一个，怎么刚这么一会儿又推走一个？”“这算什么，昨天胸科医院就推走好几个，今天还不知道有几个呢。”我一听心里一哆嗦，嘴上刚抽的半截香烟掉在了地上，身上马上有凉丝丝的感觉。
说实话，在医院工作近30年，生老病死见得多了，变得麻木，也确实没有把这次的SARS过多地放在心上。确实没有想到这个病会在短期内死亡这么多的人，这是以前从未见到的。想到这儿，我马上考虑，今晚是不能回家了，我应该与家人隔离。否则万一哪天我被感染上，再传给家人，确实有些可怕!我决定今晚睡办公室了。5月1日星期四
两套摄像机、一台尼康相机外加三角架、磁带、充电器等物，两个大包满满当当。王振军大夫也不例外，一台笔记本电脑、两台数码相机，提包塞得严严实实。
收拾好设备，把电池充上电，手表已经是5月1日凌晨1:30了。
匆匆吃过早饭，拿上设备下楼，上班的大夫、护士都已坐在车上等我们了。从驻地到SARS病区乘车大约需要十几分钟，每天，专家组组长徐小元主任都要利用这段时间和大夫们讨论在治疗工作中发现的问题。7:30到达病区，我决定先跟踪大夫们拍摄。从换衣、交接班到读片、讨论重点病例，近40分钟的时间我的摄像机几乎没有停机。这时王振军大夫匆匆跑来催我：快点儿，楼上病区护士交接班已经等了20分钟了。急匆匆奔上二楼，柴洁总护士长带领当班的护士们分两列已在走廊站立多时。容不得喘气，交接班立即开始，害得我把护士长的头一句话只录下来半句。
护士们的工作真是辛苦，穿着三层防护衣、戴着两个16层以上的口罩和一个一次性口罩，还有防护镜，纤细的身材变得臃肿、笨拙，从外表几乎分不出男女，再熟悉的人也只能从身高和声音上来区分。在拍摄输液镜头时，透过摄像机的寻像器我看着姑娘们戴着防护镜和三层橡胶手套摸索着给病人扎静脉，眼睛看不清，手摸不到，完全凭着经验和感觉，每扎一个病人，她们都要趴下身子，脸几乎是贴在病人的胳膊上。就这样一个一个病人扎下去。病房里每班只有4名护士做护理，每个病房40名病人，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已经10:30了，素材带已换了两盘，准备进入收治危重病人的监护病房，不知是谁在我身旁提醒：陈老师你的防护全湿了，必须马上出去换新的，否则就失去防护意义了。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汗水早就顺着防护镜和面颊成水滴状向下淌，有时甚至流到眼里。我曾被护士多次警告：不允许用手去触摸口罩和防护镜，但实在无法自制，有两次我甚至跑到窗口，用手扒开口罩狠狠地吸进几口空气，掀起防护镜，让水气蒸发一下，再回来拍摄。王振军大夫看我这样违规，并没有阻止我，因为连他这个已经习惯于戴口罩、手套，穿刷手衣，在手术室一呆几个小时的外科大夫也感到胸憋气短，他也不时同我一样犯着相同的错误。
我们站在监护病房的门外，透过玻璃看见聂立功大夫正在给一位重病患者上呼吸机，现在如果换衣服一脱一穿就需要30多分钟，而病人的情况不允许等我换好衣服再接受治疗，我也无权让大夫为等我拍这组镜头而延误给病人治疗。我咬咬牙，跟王大夫说：等拍完这组镜头再换衣服，就举着摄像机冲进病房。
上呼吸机的病人年龄只有45岁，但头发都白了，一眼望去像60多岁的老人，他们一家4口人都感染上SARS，其他三人病情较轻，只有他发病最重。聂大夫一边给我们介绍着情况，一边指导着护士操作呼吸机和心电监护仪，并不时安慰病人：“刚上呼吸机可能有些憋，不要着急，要慢慢吸气，不要摘下面罩，习惯就好了。”病人不能讲话，只是一再举手做敬礼状，以示谢意！
另一侧两位护士在给一位老人输液和整理床铺。老人虽然戴着呼吸面罩，但看上去神态很安详，居然能和护士简单交谈，刚好放射科的孟天推着X光机来给老人照胸片，我顺便将他工作的镜头拍了下来。拍完这个镜头扭脸看见王大夫正与一位女病人交谈，原来患者是三院急诊科的护士，不幸在接诊过程中，感染上了SARS，现在病情已经好转，准备转入普通病房，所以精神很好，也很健谈。她一边接受输液，一边回答着问题。问她得了非典害不害怕，她说：“不怕，第一自己是护士，相信科学，也相信医院能够把自己治愈，第二许多人都治好了，相信自己也会好的。”又问她如果好了，再派她上抗非典一线，去不去，她痛快地说：“去，只要非典继续猖獗，就会有人倒下，需要我，我就去！”“护士，护士。”一阵急促而微弱的声音从旁边那位老者的床头响起。一位护士匆忙跑到床边问询，原来老人要大便，护士连忙取来便盆，便盆上套着塑料袋，每一位患者的排泄物都要集中消毒处理，不能随意排放，两位护士费力地搬动老人，帮他脱下裤子，放好便盆，再盖好被子。还未完全收拾好，另一床患者的液体又快输完了，叫护士换液体。一时间，紧张、忙碌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监护病房。
11:20,我们和过生日的护士张微一同走出病区去参加医疗队的生日Party，外边的空气和阳光令我们兴奋，脱去沉重的防护服，摘下厚厚的口罩，站在灿烂的阳光下，使人觉得空气是那样的清新，深深地吸一大口，甚至能让人感觉一丝甜甜的味道，只有这时人才能体会到健康是真正的幸福。
刚才在换衣服时，我穿的防护服已经湿透了两层，口罩除最外一层也全湿了，当在门口从手上脱最后一层橡胶手套时，我发现右手手套的每个手指肚都有一个小水泡，原来手上出的汗汇成一汪水聚积在手指的下边。现在天气还不算太热，我只在里面呆了3个多小时，如果坚持呆6个小时，不知是什么样子。
生日Party，校、院领导都来了，医疗队除了当班的医护人员外，全参加了，当张微与她的妈妈、爸爸通电话时，我看到张微哭了，一同过生日的队员哭了，几乎在场的所有女队员们眼圈都红了，生日Party过得热烈而悲壮。
下午1:00我们又回到病房，继续拍摄。这时的病房比上午清静了许多，病人大部分都还在午睡，这也是姑娘们能够稍微轻松一会儿的时刻，5个小时过去了，她们还没有喝上一口水、上一次厕所。
还差15分钟2点，接班护士就来了，每次接班，姑娘们都尽量争取早进病房，好让上一班的姐妹们早点去休息，而每当交完班后，姑娘们都像打赢一场阵地战一样兴奋。我的摄像机录下了姑娘们下班后急促而轻盈的脚步，我的麦克风留下姑娘们响亮而欢快的笑语：“下班啦！”5月7日星期三
上午趴在桌上写《医疗队五一节纪实》录像片的文字稿，吕兆丰校长让我迅速将该片编辑完成，在学校播放，但连续五天的进病房拍摄让我无暇顾及编片子，电视台各频道编导们每天都在打电话，盯着我要SARS病房里的素材，已拍摄6盘DV带近300分钟，现在全部都不在我手上，被编导们瓜分转录去了，这个片子不能再拖了。好在镜头都是自己拍的，按照设想的思路，回想着拍过的镜头，先把文字稿弄出来，否则明天无法进机房编片子。一定要把片子在5月12日护士节那天拿出来！
下午又进了病房，这次是应一位哥们儿要求为他们报社采访几位病人，主题是“隔离”。我手拿采访机和王大夫转了好几个病房，病人不是不愿意接受采访，就是所谈问题跑题跑得没边，看来不和医生、护士配合，单独采访这活儿还真不好干。我们俩正在走廊中徘徊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听见护士站里传来阵阵抽泣之声，过去一看，只见一小姑娘正趴在桌上边哭边写东西，几个护士围在旁劝慰她。看着小姑娘觉得眼熟，猛然想起，她就是我上个月在“感三”病房拍过的我校医疗系的学生，因为她当时摘了口罩吃零食，所以印象很深，不是说她快出院了吗？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儿了呢？忙问一旁的护士，护士说前一阶段她的病情略有反复，但已控制住了，可是小姑娘心重，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老出不了院，也见不到亲人，孤独、害怕，就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老哭着想回家，还曾从病房跑过一次。我们拿过她写的纸条，见上边写着我要回家，我想爸爸。旁边的一位护士说你爸在哪儿呢？小姑娘茫然呆滞的目光依次在我们的脸上划过，最后锁定在王大夫的脸上，用手指着他，口中喃喃地说：“爸爸。”我和王大夫两人面面相觑，急忙走出病房，已没有了采访的心情和勇气。看来人不光要有健康的体魄，还要有乐观开朗向上的精神，否则就是没病，也会被SARS吓出病来。哥们儿这选题还挺对路，只可惜我们没有给他采访到有价值的材料，倒碰上了与他选题相悖的材料，算他倒霉，他们的计划在我这儿算是泡汤了，没辙，撤吧。
吃晚饭时，听张庆林院长说已经将患病的小姑娘送往精研所进行隔离治疗，唉，挺好的小姑娘被非典折磨成这样，该死的SARS。
晚上继续伏案写稿，下小夜班的医护人员已经回来了，待我封笔熄灯时，时针已指向凌晨3点40分。
今天进机房编片子。5月11日星期日
下午4点多钟，接到中央台海外中心“中国报道”栏目马小姐的电话，国际护士节他们准备做一期“非典”病房中的护士节目，希望在明天中午就能够拿到素材。吃过晚饭，我和王大夫跟随“夜班”护士进病房，王大夫也真行，跟着我频繁出入SARS病房，今天我已经是第11次了，他也有七八次之多，而像他这种水平的医师是根本不用来一线的。但他不但来了，并且在帮我做事情之外，还写出了几篇颇具好评的一线报道。
今天准备拍摄的护士叫朱栋书，是妇产科的护士，今年只有19岁，河北某护校毕业，去年才随同父母到北京，目前父母均无工作，家中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她和开出租车的哥哥。可能是周围环境的改变和生活的艰辛，小姑娘显得很内向，没有大城市独生子女的那种无忧无虑，更多的是一声不响的工作。问她来这儿的想法，也只是“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这样做”、“别的我没有多想过”。5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是护士节，也是我们病房首批11名病人治愈出院的日子。昨天央视焦点访谈的记者与我约好，我负责病房内的采访，他们负责外边的采访，联合做一期节目，所以早8点就进入病房，对即将出院的病人进行采访拍摄。今天被采访的对象都非常配合，面对摄像镜头，他们一扫往日的胆怯和不安，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的兴奋和喜悦。10点多钟，即将出院的病人进入病区的安全通道，他们将在那里洗澡并换好清洁的衣服后走出隔离区，重新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刚走出病区，准备去参加欢送仪式，突然北京电视台的两个小伙子将我拦住，恳求我帮他们拍摄病房内志愿者工作的镜头。原来病房里有我校公共卫生学院的4名研究生在协助医疗队做卫生监测和监督工作，他们都是志愿者，志愿者意味着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做这项工作而没有任何报酬。我二次返回病房，拿起摄像机拍摄了志愿者们工作的情况。等结束工作出来，已经下午两点了。5月15日星期四
猖獗的SARS势头终于被扼制住了，北京市近几天所公布的非典病人数字已降至20以下，政府的各项防治措施已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各单位的工作已逐步走入正轨。我的工作也快结束了。
今天进病房拍一些照片，前段时间虽说拍了一些，但总感觉片子没什么味儿，准备去监护病房撞运气。刚上二楼病房，就听病区总协调室的赵新军老师说：“一会儿有一危重病人要从安贞病区转来。”我连忙换衣进到监护病房。聂立功大夫见到我说：“病人还没来，我们先等一会儿。”借此机会我赶到X光室拍了几个病人照胸片的镜头，就同聂大夫一起去一楼入口处等候病人。一会儿急救车到了，同行的大夫、护士将病人抬下救护车，六七个人将入口处挤得满满的，情况不容我多想，举着相机冲上去，忙乱中抢拍了两张。随着担架上了二楼，护士们迅速将病人转移到床上。我找好拍摄位置，频频按动快门，刚照了七八张，突然相机的自动对焦功能没有了，怎么回事，我的头嗡一声大了，汗马上顺着防护镜滴答滴答向下流，要知道在这种工作环境下，自动对焦对于我的作用太大了，我试了一下快门，还工作，曝光系统也正常，手动调焦功能正常，顾及不上这么多了，改用手动对焦，一口气儿拍了一卷。等出了病房，仔细检查相机，才发现原来在忙乱中，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了相机左侧的功能钮，将自动对焦变成了手动，因手上戴着三层手套，我竟毫无觉察，真是虚惊一场。5月16日星期五
又一批医疗队的新队员来到稻香湖，接替准备去休假的队员。我也是被换下来的人员之一。明天我将随着队员一起离开抗非典一线。早饭时与聂大夫商量，希望再拍几张抢救病人的镜头，但聂大夫告诉我，那个病人已经在昨晚去世了，我听后一惊，这是自进驻医疗队后我所知道的第二例死亡病例。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进入病房了，监护病房的大夫们在交接班，我换好衣服，拿着相机，总感觉缺少些什么，又一时想不起来，匆匆进了病房。秦永大夫和两名护士正围在一病危病人前讨论什么，我挤上前去，举起相机刚要拍照就听见秦永大夫对我说：“你怎么没戴防护镜？”我一愣，马上下意识地用手去捂眼，一旁的护士马上说：“别用手，赶快去戴。”我跌跌撞撞地向外跑。进来时感觉缺少什么，原来是忘记戴防护镜了。我站在污染区的缓冲间，让外边的护士递给我一个防护镜戴上，靠在门口稍微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赶快回到监护病房，由于匆忙防护镜没有涂抹防雾剂，戴上不一会儿，就起了雾气，眼前白茫茫一片，只能看到人影在晃动，根本无法看清焦点。来不及了，只能凭借相机的自动对焦功能和感觉，我下意识地按动着快门，拍几张就把防护镜推上额头，用祼视来确认相机的对焦是否正确，然后拉下防护镜再拍，护士一再提醒我不允许这样做，但我已顾不上这些了，这时片子比命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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