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持不说假话，但她阻止不了别人说假话；

　　她是艾滋病患者最亲近的人，但她也阻止不了艾滋病人“扎针”报复无辜者的行为；

　　她是第一个将“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观点进行到底的人，并为此深入乡村走访调查；她被称作“民间防艾第一人”，古稀之年仍在密切关注着传染病疫情的发展；对我们而言，她是一面镜子

　　撰稿／李清川（记者） 摄影／钱东升（记者）

　　高耀洁有两副款式、颜色相同的老花镜：一副在家看书，一副出门认人，两副花镜的度数差别并不大，却绝不混淆。但有时，高耀洁还是无法清楚判断出哪些人真正需要她的帮助，哪些人只是欺骗她的善良。

　　尽管可能被假话欺骗，77岁的高耀洁坚持一点：不说假话。

　　在由她编写、免费赠阅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印刷品中，高耀洁用发生在上蔡、项城、鄢陵等地的实例不断佐证着自己的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因为采血感染的。但，接受此观点的人并不多。

　　“有时讲真话的结果并不好，但我已经欲罢不能。”说这话时，高耀洁正端坐在6月14日正午太阳的黄晕中，洋溢着笑容，面前的墙上挂着两幅立轴，“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另一幅字上是旁人的评价：她有太浓的爱太软的心。这间位于郑州红旗路某小区内的“新房”是儿子借给老两口暂住的，老家具样式陈旧但质地结实，几堵书整齐地码放在墙边。唯一透露些现代气息的，是清华大学学生3年前捐赠的电脑。

　　高耀洁记忆力惊人，她不仅能脱口而出每一个被问及的与她相关事件的准确日期，还能整段整段背出在私塾中学来的四书典籍，如果不是目睹了她爬楼梯时的蹒跚，我们对她已过古稀的年龄一直存有错觉。

　　倒了两杯水，没有寒暄，高耀洁便开始她的故事，开始流泪，沉重的话题几乎每隔20分钟就会被刺耳的电话响铃打断。

　　退休医生走上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路

　　作为医生，高耀洁很关心非典疫情，“与非典很高的治愈率相比较，艾滋病更加可怕，但在初始阶段，它们都没引起足够重视，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回顾自己的防艾之路，高耀洁也感偶然性很大：

　　1990年8月，时任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的高耀洁去检查冤假错案情况，在新乡监狱，一名叫张雪玲的女犯引起了她的注意。女犯年纪不大，因为卖淫染上了梅毒、淋病、尖锐湿疣3种性病。“为啥偏要干这一行？”“挣钱呗！俺家盖房子全靠我挣钱！”“就不怕染上性病、艾滋病？”“只要有钱就可以治。”女犯轻描淡写的回答令高耀洁触动很大。为此，她对全省监狱1185名在押女犯进行性病调查，结果让人震惊：这些女犯中92％的人患有性病，有的人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结果令妇科专家高耀洁很有些自责。但真正让她步入防治性病、艾滋病之路的却是另一件事：1996年4月7日，河南某医院接诊了一位42岁的疑难女患者，邀请高教授前去会诊。最后查明，这是一位艾滋病患者，因子宫肌瘤手术输血而感染病毒，21天后，患者撒手西去。临终前，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教授说：“高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怎么就没治呢？……”她输的是血库中的血，高耀洁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人到河南省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收购廉价血浆，用来制药。当时血站的做法是，从血液中提取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血球分开，再输入卖血人体内。因为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毫升不会有明显虚弱和委靡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中降临了。事后的研究发现，多个环节被认为存在着致命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全血接触；然后是离心机，当时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很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如果血站分离员不严格操作，未将破损的血袋扔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会被回输。

　　这样一来，只要一个卖血人体内带有艾滋病毒，就会迅速蔓延开来。

　　在最鼎盛时期，整个河南的血站有230多家，直到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发布通知，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被大规模取缔，最后一批非法血站也在1997年遭到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

　　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但悲剧已经上演。高耀洁做了一个决定：谢绝给病人看病，走上防艾之路。她希望全社会能够了解艾滋病，关注艾滋病，最终远离艾滋病。那时，高耀洁“并没有想到这条路如此难走”。

　　起先，高耀洁背着筹资印出的宣传防治艾滋病、性病的资料，来到人口流动大的火车站、汽车站去散发，不少人避之不及地将资料扔在地上。慢慢地，情况好起来，愿意义务帮助她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但资料的最大市场还是那些艾滋病患者集中的贫困地区。与来自艾滋病患者和家属的热情相比，某些专家的冷漠令高耀洁很不满意，“就前两天，我曾经把材料邮寄给中科院的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地方政府、民间和专家对艾滋病防治态度的差异，使高耀洁感觉如鲠在喉。

　　她更大的焦虑是，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已经进入死亡的高发期，“有一次家里来了12个艾滋病人，今年春节再给他们汇款时被退回了4份，他们都已经死了。”

　　7928封来信和一张收支表

　　高耀洁的卧室墙壁立着一排大柜子，里面装的是她收到的全部信件，所有的信件她都会登记在册，便于查找。从1999年8月15日到2003年6月14日，她登记的信件为7928封，平均每天6封。在这些信件中，有十分之一是“卖药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掌握了治疗艾滋病的秘方，如果我帮助推荐可以利润分成，我很难过，竟然骗到这些最可怜的艾滋病患者身上。”

　　高耀洁退休后的工资是2100多元，他的老伴郭明久退休时是内科主任医师，每月收入2000多元，在中原腹地的郑州，绝不算低。孩子们都已有了自己的事业，不需要老两口资助，他们的日子看起来还是太过简单。

　　我问她，你有存款吗？高耀洁说，以前没有，现在有。79岁的老伴郭明久因我是老乡，话格外多。他说，“2000年开始，家里的账由我来管，那之前高耀洁管钱的时候，把钱都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家属，我们没有一分钱存款。”

　　高耀洁和老伴两人的花销不大，每月200元的菜钱是最大支出。说起来，高耀洁很有些骄傲，“我从不买衣服、药品和鸡蛋，这些都是别人送的。”和这个年纪的老太不一样，除了一只手表，她的身上没有一件饰品，包括戒指。高耀洁说，“我自己没买过戒指，别人曾送过我一个，我把它送人了。”戒指送给了郭明久与前妻的儿媳。而对于尚存的耳洞，她的解释是：在我们那样的家庭里，女孩从小就要留下耳洞。

　　现在，高耀洁的工资由老伴掌管，每个月可以领到700元钱，但她外出讲课的收入和稿费的支配不受影响。2002年，高耀洁给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讲课，获6000元报酬，不久前，她去巩义讲授计划生育，有800元进账。这些钱很快就被她少至50元多至500元地转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去年，她的支出是3万多元。而在2001年，由于有奖金收入，她用了28万元付掉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的印刷费用，这本书的印数已经超过30万册。

　　由高耀洁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小报已经出了15期，总印数达到了53万份，费用是由她和各界捐助者承担的，“余维红女士1660元，《三月风》杂志编辑部1000元，上海纪秀梅女士2000元……”每笔捐款，高耀洁都清楚地印在了醒目位置上。尽管第16期的2000元印刷费还没有着落，高耀洁仍然拿不准接受捐助是否合适。

　　“收钱不好处理，两百、三百的邮票好一些。”为此，她退回了浙江一位老板5000元的捐赠。

　　从高耀洁手里放出的钱并没有全部如她所愿发挥作用，去年，她曾给一个父母都因感染艾滋病去世的孩子寄去500元钱，后来得知，孩子的奶奶在收到钱后只给了孙子30元钱，连学费都不够，当年7月30日，原本还要寄钱的高耀洁把孩子的名字划掉了。不久，孩子经高耀洁联系，在山东有了新家。

　　“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无奈

　　高耀洁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在我们与她接触的两天时间里，经常因为她泪水沾襟而无措。她自己说，“我已经不知道为了艾滋病患者流了多少眼泪，也不知道陪着他们流了多少眼泪。”而那一次流泪，她永生难忘，“2001年3月31日，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有志给我写信，希望我和他见一面，我赶到村子时，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我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有志，我嚎啕大哭。”

　　还有一次，高耀洁到豫南的一个村子里，透过一扇没有合上的大门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个女人上吊了，一个两岁模样的男孩正抱着妈妈的脚后跟，边啃边喊，“娘，你下来啊，你下来啊。”别人说，孩子的爸爸16岁时开始卖血，因为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了。高耀洁的眼泪立刻流下来了。也就是从这时起，她改变了一贯的方式，花更多的时间去关心那些艾滋病患者的遗孤。

　　高耀洁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那些孩子，说到底是为了我们整个民族，我去村子里，一个小孩对我说，将来要杀人，要杀把艾滋病传染给他爸妈的人。事实上，这样的复仇情绪在不少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从高耀洁提供的一张照片，我们认识了一位叫做张夏的男孩。一家有5人因为感染艾滋病辞世，2002年夏天，读小学五年级的张夏辍学了，他在砖厂打工每天只挣10元钱维持生活。心事重重的他一次在父母坟前痛哭后，在左臂上刻下了“忍”、“仇”、“杀”等字。

　　高耀洁很揪心，但与需要帮助的孩子数量相比，她明显力薄。

　　在客厅墙上，挂着她与艾滋病孤儿的15张合影，孤儿中有人已经有了新家，但绝大多数仍在艰难生活，她在照片上写了一段话，“请正视、善待、关心、同情艾滋病人，救助艾滋病人遗孤。”

　　“不会做人”的善良老人

　　在今年6月1日印出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中，高耀洁把萨迪的话印在了报眉：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你就不配称为人。这样的选编其实是她一贯的风骨，也让不少人胸闷。高耀洁的老伴也很为她担心，“她这样做得罪的人太多。”

　　高耀洁无动于衷。

　　因为高耀洁是专家，医院很想她能回到医院上班，并且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你只要来，几分钟都行。”她还是回绝得一点余地也没留，“我就是不去，不能让他们借着我的名字赚钱。”她对有误导可能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

　　2001年，高耀洁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加印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她想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为此，每来一次记者，她都会把“书讯”送出一份。因为“邮费负担过重”，她不得不说明，“请在信中付邮票作为寄书的邮挂费（无邮票者恕不赠送）”。她收取的邮票费用和印刷成本无关，1本3元，2本3元2角，3本3元5角，4本4元，……30本16元，如果大量需要，有单位介绍信，费用全免。

　　此外，她还把书送到有关机构委托发放，她出示的一份单据是去年8月的发放记录：省卫生防疫站21000本，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本。因为省图书馆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高耀洁还准备多送一些给他们。她最大的担心是这些书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当废品卖掉。

　　“我与众不同的是在别人说好的时候总说不好。”1998年1月23日，高耀洁参加河南文史馆的春节茶话会，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马忠臣征求意见时，她出了道难题，“很多游医给人看病，不是性病也要告诉人家得了性病，借此骗取钱财。”在此之前，她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性病游医、虚假广告的第一手资料，并写出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高耀洁列举了性病游医骗人的真实事例，介绍了正规医疗单位的性病专科被游医垄断的详情。最后她写道：长此下去，我们河南将成为“性病大省”，郑州将成为“性病大市”。她的话直接促成了以游医为对象的整顿医疗市场行动。

　　对儿女永远的愧疚

　　高耀洁说，现代社会与我格格不入。这应该和她的经历相关。

　　1927年，高耀洁出生在山东曹县的一个大户家庭，这个13代都是地主的大家在当地很有些威望，今天的“高新庄”的名字便是因高家世代居住而得名的。与高新庄相邻的梁堂村党支部书记张荣桂说，那时这里的地都是高家的，在这里，高耀洁在曾是前清翰林的外祖父的关照下，进了私塾。

　　1939年，为了躲避战火，高耀洁的父亲带着子女举家迁往河南开封，所以至今高耀洁仍然是一口标准的开封口音。

　　“我是一个聪明的人，高二的时候我参加大学的招生考试，平均分是65分。”本想读中国文学的她最终选择了河南大学的医学院，只是因为负责招生的人在看过她的手后说，这双手不学医学可惜了。那天，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是小脚，高耀洁穿了一双35码的球鞋。

　　1953年，本应秋季毕业的她，因为政治学习的安排，离校的时间延迟到12月3日，她成了省直职工医院的一名妇科医生。

　　1966年6月6日，山雨欲来时代的开始，高耀洁被调离临床一线，到太平间工作。作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高耀洁参加了赴天津的参观团，因为在大沽口炮台照的一张照片，她被扣上了妄图复辟的帽子。此前，她已被揭发为“杀人不见血的刀”——作为一位知名妇科医生，她常做流产手术。再加上她的出身，很多年，高耀洁的生活如履薄冰。

　　1974年4月12日，高耀洁解放了，来到了河南中医院附属医院。在那之后的十几年的春节，高耀洁都没能完整在家呆过，不是在单位值班，就是在病房陪着病人，以至于孩子们回到家里，总是先叫爸爸。曾与她共事的医生这样评价她，“她不是一个随和的人，几乎和每个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也很少出现在办公室里，更不会参加大家的活动。”高耀洁说，我没有什么朋友，和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很少往来，读书和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拼命，我宁可在病房也不在办公室里和人聊天或者打毛衣。那时是高耀洁体重最轻的时候，只有70斤。

　　高耀洁是好医生，但可能不是好母亲。

　　在高校担任副教授的儿子曾对她说，“妈，今天的社会已经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了。”一个月前的搬家给了母子一次交流的机会，儿子哭着说，“我这一生从你这里得到的只有灾难。”高耀洁流着眼泪，“‘文革’开始时，只有14岁的孩子因为画了一张画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为了能把他投入监狱，孩子的年龄被改为19岁，其实就是因为我。”

　　一个特殊年代永远翻过去了，高耀洁在儿女心目中的形象却没有变化。

　　在她1998年上书整治游医后，女儿郭炎光首先受到牵连：作为河南某医院皮肤科医师，郭炎光所在的科室也被游医承包，并在随后的全省清理整顿中被有关主管部门赶走。医院损失了承包费，郭炎光也没法呆下去了，“女儿回到家中要自杀，我想给她调个工作单位，省里的领导也同意了，可是一直没着着落。”

　　如今，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于2001年随丈夫去了加拿大，一个已不在临床一线工作。

　　老人计划的身后事

　　年过古稀，谈起身后事，高耀洁很平静，她想把“事业”和所有的资料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待选的是复旦大学教师高燕宁和北京大学李冬丽博士，因为她相信，他们会继续做下去。

　　6月14日，我们留在高耀洁家吃午饭，老伴忙了一中午，在平常高耀洁是不下厨房的。豆角、别人送的烤鸭、还有每人一碗的菜汤，因为习惯不同我们的胃口都不太好，高耀洁说，这些餐具被很多艾滋病患者用过，但你们不用紧张。

　　这天下午，郭明久与前妻的一个儿子带媳妇来看他们，高耀洁坚持把家里的唐三彩给了儿媳，还要他们拿着一个花瓶，儿媳没要，高耀洁有些遗憾地说，这可是钧瓷的……

　　6月15日一早，我们和高耀洁同车出发，从中牟县、开封市、兰考县、商丘市、夏邑市、永城市一路过去。为了不让老伴担心，她趁老伴出门买菜的时候溜了出来，出租车的后备箱被她带的物品塞得满满的，那里有十几双旧鞋子、一包麦片、一斤大白兔奶糖，还有共计四期2200份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30本《艾滋病性病防治》，两本《鲜为人知的故事》。鞋子被她沿途抛下，她说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会拾回家，糖留给了永城的4岁艾滋病患者伉伉，那些书和资料她交给了伉伉的爸爸，希望她能代她做些宣传。

　　车上，高耀洁不断往嘴里塞些小饼干，她胃部的五分之四在1967年被切除了。司机王宝才夫妇给我们的包车价格并不公道，高耀洁说，“现在愿意到下面的车子并不多，这个司机的车子我一直在用。”

　　这个下午，高耀洁在伉伉的床上睡着了，这时的她才更像一位77岁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