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法律与生活》封面

　　本刊记者 杜智娜 李云虹

　　【提要】“白领”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代名词，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强大压力下，他们忍受了许多并不美好的东西，包括民工经常遇到的欠薪问题。

　　号称美国快餐之父的艾德熊快餐店因拖欠7名员工近6万元工资而引发了劳动争议案件，此案经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该店未主动履行仲裁，2003年6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拖欠工资的案件进行了强制执行。

　　这是一起典型的白领被欠薪的案件。

　　被拖欠工资不再是民工的专利

　　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拥有在中国华北及东北地区的50年艾德熊独占代理经营权。李先生于1997年11月到该公司工作，任行政部高级经理，2000年12月起任总经理，月薪6000元，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未向李先生支付2002年7、8两月工资，另有暂扣款1372元未向李先生发放。李先生在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处工作至2002年8月底，此后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予以保护。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裁决：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支付李先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0000元，2002年7、8两月工资及该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合计15000元，暂扣款1372元。裁决后，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不服，起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即应获得相应报酬。李先生在2002年7、8月间为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提供了劳动，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应按相应标准向李先生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无正当理由拖欠上述工资，因此除应支付上述工资外，还应支付该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

　　据此，法院判决北京爱得威美食娱乐有限公司向李先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500元；支付2002年7、8两月工资10200元，及迟延支付上述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2550元；支付李先生暂扣款1372元。

　　李先生的遭遇不是个案。

　　“海淀区在2002年至2003年的一年半时间内，一共处理关于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问题的案件740件，追回工资共计人民币1445.7万元。”海淀监察大队的负责人向《法律与生活》半月刊的记者介绍道。

　　朝阳区今年前两个季度一共有3105人被拖欠工资，劳动监察大队追回了634.08万元。而去年全年，朝阳区一共有5110人被企业拖欠工资，监察大队追回了2006万元。这些被欠薪者大多是本科以上学历。

　　记者从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了解到，在2002年的一年里，受理的13856件劳动争议案件中，因劳动报酬引发争议的共6815件，占争议总量的49％，居各类争议之首。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被拖欠工资不再是民工的专利，似乎高不可攀的白领们也在暗中哭泣。但与民工以跳楼的激烈讨薪方式截然不同的是，白领们似乎有更大的忍耐力。

　　面对就业压力，我不敢保护自己的权益

　　“现在工作压力那么大，找工作又那么困难，你看今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有多难，就业率才50％。”在国内某著名企业工作的丛小姐向记者诉苦。

　　当记者问道，如果现在企业拖欠了你的工资，你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丛小姐立即摇头，“即使企业拖欠了我的工资，只要我在这个企业工作一天，我都不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追讨工资的。毕竟我还在这家企业上班，再去找份工作谈何容易！面对就业压力，我是想保护而不敢保护自己权益啊！”

　　丛小姐的这些顾虑从侧面道出了目前白领阶层屡遭欠薪之苦，却不敢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的一个原因。“劳动者权益被侵害后，首先会想到，我的饭碗会不会丢掉，因为他们与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只有跟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以后，才敢去追讨自己的工资。”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劳动仲裁委员会委员黄玲说，“现在工作太难找了，特别是在北京。我们审理的案子都是职工已经离开公司以后才起诉公司的。公司有用人的自主权，谁敢在不离开公司的情况下起诉呢，那不等于砸自己的饭碗嘛。何况北京人才济济，想马上再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真的很难。所以劳动者在公司迟发工资的情况下，能忍就忍了。也许这就是‘白领’和民工的区别吧，民工一般不会太担心自己被老板‘炒鱿鱼’后到哪儿工作，不行还可以回家种地。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欠薪情况的发生。”

　　身为建筑设计师的陈先生却有着不同于丛小姐的理解。“如果我遇到企业欠薪的情况，我是会依靠法律来保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但是，我目前对此类的法律规定还不太熟悉，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的感觉。如果现在我就遇到了此类问题，我肯定是会去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的，其次还可以到劳动仲裁委员会去需求帮助，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当记者问到他是否知道仲裁时效时，陈先生表示不清楚。

　　“在我处理的大量的案件中，当某企业欠劳动者薪酬时，劳动者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因为劳动者的文化水平高并不代表他们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中咨律师事务所的黄玲律师坦言。

　　不是朋友的提醒，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应该起诉

　　7月7日上午11时，《法律与生活》半月刊的记者见到了侯莉（化名），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

　　我是2002年5月以销售部经理的身份应聘到汉杰公司工作的。汉杰公司虽是一家韩国的小型企业，生产的技术软件却是同类软件中比较好的。当时汉杰设在北京的办事处没有总公司的员工，办事处的三名员工都是汉杰公司在北京招聘的。

　　上班第一天，同事告诉我要到中国斯达公司签订一份雇佣劳务合同。后来我了解到斯达公司是一个中介性质的公司，他们向我们员工承诺：“我们可以为你们实行一定的保障，如果和外国公司发生劳动纠纷时，我们可以代表你们的利益。”当然提供保障是有条件的，我们每人每个月都会给斯达公司交886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管理费和保险费。由于工作忙的原因，我7月份才和斯达公司签合同，但我是从5月份开始给斯达公司交管理费的。

　　我来汉杰公司工作时，汉杰公司经济上就已经出现了困难，工资总是两三个月才发一次，听说这种情况从2000年初就出现了。由于公司不能正常发工资，另外两名员工也就不按时来上班了，有时一个星期都不照面。总公司知道后给斯达公司发了一份函，要求解雇那两名员工。由于公司没有能力给他们经济补偿金，就用公司的电脑及办公用品做了抵押。这样公司就我一个人上班了，为了省去公司5000元人民币的房租，我提出在家办公，由公司支付一半的房租。公司同意后，我从10月份开始在家办公。我是公私分明的人，并没有因为在家办公而懈怠了公司的工作，可公司却从10月份开始，再也没有给我发过工资。

　　由于没有工资，斯达公司停止了我的保险费。这期间我给汉杰公司发了一封E-mail，催要我的工资。汉杰回信承诺说到今年1月份给我发工资，我又一次相信了。后来我多次向斯达公司反映，希望他们能根据合同的约定帮我催要工资。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今年3月12日斯达公司才给汉杰公司发了一份传真，并向我要了汉杰公司的E-mail地址。3月底，我见汉杰仍没有回音，便找到斯达公司，问他们：“汉杰不给我发工资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得到的回答是：“当然了，你的工资是由外方直接支付的，我们不负责任。”幼稚的我相信了他们的话，问他们：“到4月底我的合同就到期了，到时该怎么办？”他们告诉我由我自己决定，如果想继续在汉杰工作就续签合同，如果不想做了，合同到期自行终止。斯达公司提出若要起诉汉杰公司，那么他们就写一份委托合同，委托我来打官司。我想打官司有什么用，汉杰公司反正也没钱给我。

　　5月中旬，一位学法律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得知我的现状后，提醒我应该到劳动仲裁部门咨询一下。她说，像我这种情况，斯达公司应该负一定责任。

　　咨询后我才知道，我应该起诉的是斯达公司而不是汉杰公司。当我通知斯达公司我要起诉他们时，他们马上提出给我另外找份工作。其实我明白，他们是想试探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再找工作，如果我找到了，那他们就可以以我违约在先不给我工资，可是我没找。

　　6月7日，斯达公司提出调解。13日我去了斯达公司，斯达公司法律部的人对我说：“侯小姐，对不起，我们发生了一个错误，今年3月7日我们就已经写好了一份终止合同的函，但忘了给你了，如果你同意调解就在上面签字，我们会付给你一个月的补偿金。”这次我再不会幼稚地相信这份终止合同的函了，如果斯达公司在3月7日和我终止合同，又怎么会在3月12日给汉杰公司发传真帮我催要工资呢。我们的调解失败了。

　　现在侯莉请了律师，她说要起诉斯达公司，索要九个月的工资、两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侯莉表示，若不是朋友的提醒，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应该起诉斯达公司。对于自己为什么在汉杰公司工作却要和斯达公司签订合同，侯莉更是不得而知。

　　广大律师事务所的徐巍律师向记者介绍道，“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外国公司驻京办事处与中国雇员之间建立劳动聘用关系，必须通过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等有关合法的人才中介机构办理正式聘用手续，并办理合法证件。劳动者应持外资公司的介绍信到以上的中介机构办理登记、注册、体检、领证等手续，同时与该机构签订有关合同或协议确定合法聘用关系。自此，劳动者才成为了一名外企雇员。从法律上讲，劳动者是人才中介机构的法律上的雇员；从实际上讲，因为是通过上述机构派遣到外国公司驻京代表处工作，劳动者又是外商机构的事实上的雇员。”因此，他认为侯莉确实应该起诉斯达公司。

　　黄玲律师特别提到关于劳动仲裁的时效问题，“仲裁时效是按照争议发生之日起60天。一般情况，发薪日就认为是争议日。如果当月没有发放工资，劳动者就应该提出疑义。如果超过了仲裁时效，仲裁部门是没有办法对此予以保护的。”在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不存在争议的前提下，如果超过了60天，黄玲说，还有一个补救措施，那就是寻求劳动监察部门的帮助。

　　劳动监察也有难处

　　“劳动监察部门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纠正企业违法行为。只要是有证据证明企业行为确实是违法了，例如，不支付工资、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等，都属于劳动监察部门监督的范围。”黄律师这样解释劳动监察部门的性质。

　　她提醒，监察举报有一个问题，就是举报证据必须齐全。劳动者去监察部门举报是不需要交任何费用的，只要提交举报信就可以了。它不像仲裁还需要收取费用。监察相对劳动仲裁的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快捷，监察部门可以直接处理，如果单位不执行的话，他们有处罚的权力。监察部门接到举报以后，有权力到用人单位调查。

　　“假设侯小姐与斯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如果在劳动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话，只能够要回60天以内的工资；但是，如果她到监察部门举报的话，她可以要回全部的工资以及相应的补偿。因为，监察的时效是从举报之日起向前推算两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监察同劳动仲裁为劳动者上了‘双保险’。”徐巍律师说。

　　但是，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祝队长无奈地说：“对于拖欠工资者的处罚方式，我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这让他们操作起来有了难度。

　　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所苏先生证实了祝队长的说法。

　　他说，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劳动力市场主体不成熟，市场秩序混乱。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企业负责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不能依照劳动法律法规用工。少数经营者惟利是图，企业管理混乱，缺少相应的制度，随意性较大。但是，政府部门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不足，相关政策措施不完善、不健全，难以避免、制止和及时处理欠薪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劳动法》规定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有权进入用人单位检查，但现实中监察员的严重短缺已使该条文成为一纸空文，也使欠薪现象无从监控，只能依赖年末时节运动式的“大检查”，但此时欠薪的结局早已造成。

　　据劳动部有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国仅有劳动监察员4万人，面对的却是上千万家企业，使监察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据统计，北京市现有60万家用工法人单位，全市劳动监察人员却只有1023人。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北京市各区的劳动监察大队确实都十分繁忙。记者几次约见失败后，只能打通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祝队长的电话进行采访。祝队长一再表示最近很忙，即使记者打电话采访他也是在占用他的时间，有时他们一天要经手上百个案件。

　　“如果劳动者自身能够增强自己的维权意识的话，还是可以找到解决欠薪问题的道路的。”徐巍律师的话似乎在暗示白领们：在目前法律不是很健全，行政手段不是很强硬的情况下，逆来顺受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