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在十七世纪说：性是人类最快乐和最痛苦的历史。

　　福柯在“性解放”的20世纪60年代说：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身体来发明一种不受限制的性感，一种具有获得快感的机会和随心所欲获得快感机会的肉体性感。

　　古老中国的禅故事说：佛陀从西方来到东方，找一个人度成佛。他遇到一个和尚问：“色空吗？”和尚回答：“贫僧自幼出家从未近过女色，色自然是空。”他遇到一个嫖客问：“色空吗？”嫖客回答：“小生阅尽人间美色却从未执迷，色自然是空。”他遇到一个疯子问：“色空吗？”疯子高喊：“我爱！我爱！”……疯子最后终成正果。

　　今天的中国人说：安全的、自由的、高质量的性生活，你值得拥有！

　　本刊记者 孙 亮 马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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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卧室问题”终于摆脱了道德的监视，性形式的存在获得了舆论的赦免，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开创了性福年代。

　　性之于中国人已不再单纯是实现生殖的功能之性，借以繁衍的功利之性——“性与生殖相对分离”是这个年代的最基本特征。性与快乐实现着空前的对接，表现在“性的公开程度、女性之性、性行为、性关系、性的主流价值”这五个方面。

　　性之私人化得到了尊重，这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中国城市社会呈现出“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正日益明显，”陌生人社会“已经形成，过去那种依赖于“单位制度”和“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道德制约基本上失效。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全国20－64岁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流动人口）中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个“性福年代”的到来：

　　（1）性神秘感被彻底打破，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

　　（2）贞操观念被进一步削弱，40岁以上的男、女婚前性行为比例分别是45.7%、24.1%，而25－29岁的男、女比例分别高达72.2%和46.2%。

　　（3）性的自由度大大提高，性关系趋向多伴侣，40岁以上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百分比分别是20.8%、5.5%，而30－34岁的男、女这一比例分别是45.8%和17.7%，处在婚姻状态之中的30－34岁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侣者男、女比例分别是36%和19.4%。

　　（4）性权力受到空前重视——女性性权力成为一个公开的社会话题，享受与追求高潮不再羞怯；边缘群体的性权力得到宽容，同性恋正逐渐获得理解和尊重。

　　（5）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40岁以上男人中嫖过娼者占6.4%，40岁以下的占11.3%，其中25－29岁的男子有此经历者占16.7%，男人曾以物质形式换性的比例比上述数字略高几个百分点。

　　（6）性观念开放后伴生而来的社会问题严峻，对“性教育”、“性安全”形成严重压力，控制艾滋病传播成为焦点。

　　何为“性福年代”？不是“性解放”的中国版本，更多的在于中国人对于性之福祗的热爱：安全的、自由的、高质量的性生活，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