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说：《财经》和《南风窗》确实是所有新闻类杂志里面报道最有深度和最大胆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大的压力？对新闻报道的底线具体又是怎么把握的？

　　秦朔：我不太清楚《财经》的方向，我只能讲讲《南风窗》。《南风窗》坚守的立场，第一个和我们传统的舆论工具看起来不太相同，传统的一些传媒更多是把个别官员的要求当成一种舆论方向，比如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很多报纸的面孔包括杂志的面孔，基本只是传声筒，基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式的宣传。

　　秦朔：我认为这是一条道路。那么另外一条道路确实看到有一些传媒以非常激烈的、极端的方法反映社会的很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南风窗》选择什么样的方向？是朝传声筒的方向走，还是和非常极端非要背离的方向走？我们觉得是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注中国社会进步的大方向，我们认为这种方向是能够为我们的政府，也能够为我们的民间社会所共同接受。

　　秦朔：《南风窗》在改革立场上是比较理性和渐进的，这样一个定位做了五六年我不能说没有问题，确实出现过一些问题，有过一些风雨，但是没有大的振荡。坦白讲，我作为一个总编辑我是97年开始做《南风窗》总编辑，到目前为止我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相对还是比较成功的。

　　秦朔：在我同一个城市的有一份非常知名的新闻类报纸，我在97年就和他们的主编交流，到现在为止的主编现在换了四五任。我不能够说这个就是我的成功，但你要知道《南风窗》杂志只是一个市级杂志，我们也只能延着这条道路，这是我们认为最安全的方向。

　　主持人刘峻： 作为同城的两大媒体，《南风窗》与《南方周末》之间的竞争关系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一个是周报，一个是半月刊。这几年《南方周末》的影响力客观地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而《南风窗》的影响力在迅速上升，是不是与《南方周末》让出了一些空间有关？

　　秦朔：《南方周末》在相当长的时间包括今天也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个媒体，我认为在《财经》和《南风窗》之前，中国市场化程度很高、全国性的新闻媒体，我认为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是我们后来成长的缩影。它经历了，在最早80年代创办的时候是娱乐性、都市性的报纸。90年代的前半期是社会性的报纸，当时最受欢迎的是“人与法”这类的版面。

　　秦朔：90年代中后期，它成为新闻性的报纸。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当时很多重大的热点新闻在全国产生很浓厚的影响，实际它是先行者。

　　秦朔：《南风窗》最早也是社会性、都市性的，但是最终也是走向了新闻性方向，《南方周末》是中国市场化新闻类媒体的先驱。这几年确实有一些争论，但是客观上主要是它的影响太大了，所以要顾及的读者群太丰富了，比如社会责任，《南方周末》也是非常有社会责任的报纸，但是在社会责任的细分里面非常复杂。比如中低收入和边缘性群体的理解和成长中的商业群体、新兴公务员阶层的责任，这点在报道上很不同。

　　秦朔：《南方周末》试图把多重责任能够兼顾，但是由于它的读者是一个金字塔，底层读者量太大，有时候可能更多要考虑这样一个面。

　　秦朔：我们和《南方周末》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相对做调整比较容易一点，《南方周末》要调整的话非常有挑战性。对于今天他们的发展方向，我们也会很注意。

　　秦朔：另外，在《南方周末》母体之外的新生媒体在分散这些责任，把这些责任找到更多的定位。他们现在办了很多新的杂志，而且我听说继续想办一些报纸、杂志，我想它会慢慢地把自己庞大的读者群做一些细分，未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媒体的形象会更加清楚。

　　主持人刘峻：正如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回避利益调整和利益切割的阶段，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社会冲突越来越明显和频繁，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都归结到政治体制，体现在新闻界，就是许多媒体把报道重点转向这个领域，甚至整个媒体像这个方向或多或少地转型，比如《三联生活周刊》。这会产生一个后果，就是为了争夺眼球和话语权，许多媒体会身不由己地在报道尺度上越来越大胆。《南风窗》怎么面对这种竞争压力，同时又把握好避免当“出头鸟”的尺度？

　　秦朔：在中国新一轮越来越激烈对于新闻类报刊的竞争里面，你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要把握一些什么样的尺度才能够走得更加长久，最后成为代表性的角色。我自己觉得应该说有五个方面的要求。

　　秦朔：第一，要对市场的要求和舆论导向的要求有很好的把握能力。我注意到有一些竞争对手比如他们出版的杂志被回收了，比如受到压力，有一些把握不够得当。最早《南方周末》的主任沈灏跟我们讲过自由体操的概念，办这类传媒确实在一个框框里面去办，像自由体操有一个界限，翻出这个界限一定要扣分的。

　　秦朔：但是在这个界限里面是不是没有办法去表演去做一些动作？那肯定也不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框框里面，创新的动作还是很多。甚至有时候你翻到高空，落地的时候感觉落出地外，这时候必须调整身段。把握好尺度和分寸确实是第一位的要求，否则很难走到长久。

　　秦朔：第二，把握好中国特色。中国的商业、制造业有很多很多基本纳入到全球体系，政治层面的变革和引进一直有双重性，未来相当长时间还有这种双重性。一重随着WTO的加入，中国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进步越来越和国际化的特质相接轨。另外一重性，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体制，这方面永远没有办法回避。

　　秦朔：对于中国特色的理解非常重要，对于政经特色、第三条道路的问题，还有中国特色的周刊究竟是周刊还是也把双周刊纳入其中，终极形态是周刊，但是是不是就那么快就成熟？

　　秦朔： 第三，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对你所肩负的多重社会责任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能够不急不躁一步步往前走。

　　第四，资源体系要很强。这方面我们有薄弱，我们总部在广州，和北京距离比较远，虽然我们有办事处，但是对我们的政府政策、部门，资源的利用或者占有相对比较薄弱。

　　秦朔：北京有一些杂志这方面是他们的强项，资源配置很强。第五，政府以及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秦朔：综合来讲，把握好市场和舆论的尺度，坚持中国特色，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有强大的资源配置体系，再加上政府的支持，我觉得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那么你才能够成为中国新闻杂志市场上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