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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预言，今年长江流域将再次面临洪峰考验。大家都在关心:大堤够不够高？能否阻住肆虐的洪水？一个难堪的现实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水涨堤高什么时候能有个尽头。有消息称，国家将投入18亿元，用5年时间将洞庭湖建成长江中游重要的调蓄滞洪主导功能区。也许，由堵而疏是解决洪水灾害的另一种更有价值的出路。
人堤之战
湘阴县青潭乡所在的青潭垸位于南洞庭湖的东北，建于1972年，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地方。乡党委书记冯正良介绍说:“青潭垸面积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5.5米左右，堤坝长11000米。”
我们来到堤上，堤面高36米，而此时湖面的位置在30米上下。冯正良说，“每年说不清有多少时间在堤上，每段堤防都有干部负责，级别越高负责的堤防越重要，也更长。”即便是这样，在1996年，最高36.4米的水位还是汹涌地淹过了整个青潭垸。
从1996年以后，大堤已经加高了两米。当地居民艺阳华说，1996年的大水超过了她近1.6米的身高，1998年的大水也到了她的下巴。她回忆说:“修堤是自己的事，木桩、麻袋都是各家自备的。每年水上来时，全家老小都上堤，24小时轮换。1998年我们在堤上守了几十天，许多家里连门板也拿到堤上堵漏洞了。”记者走访的人家谈起大堤时说法都近乎默契地相同，但没有人说得出在那个时候累是什么滋味，因为更重要的是“心里怕呀”。
湖南省水利厅洞庭湖工程管理局工程处处长黄昌林介绍，“仅湖区一线防洪大堤就有3471公里，除去汛期工作外，政府每年都组织两次维修，一次是从9月开始的1个月秋修，另一次是从11月到来年4月进行的大规模冬修。”
可以肯定地说，大堤凝聚着洞庭湖区几代人的心血。湖区号称1000万人口，除城镇外，有农业人口626万，每年每个劳动力要为此付出20个工日，完成20个土方工程。“这个负担太重了。”黄昌林接着为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从1998年开始，每年修堤实际投放六七千万个土方，一土方要花费十多元钱。另外的建筑工程，护坡护角一年投入1.2亿元，水闸整修两三千万，挖泥填塘七八千万。这些钱的来源分成三块——国家投入、地方筹集和老百姓自己负担，老百姓主要是以劳代资。”而实际上，老百姓的投入并不仅限在出力、出物上，在维护大堤过程中，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年还要出资100元以上，湖南省三大国营农场之一的屈原农场(1994年改为县级屈原行政区)职工从1996年到2000年，每年要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投入大堤。
大堤消耗掉的是难以计算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水的涨势却不是人们能够料定的。屈原农场水利局局长戴世凯认为，他们现在的大堤也只能做到“像1998年的洪水没问题，超过就难说了”。黄昌林能够肯定的也只有“重点堤垸对1998年洪水有把握”，他所说的重点堤垸只是全湖200多个堤垸中的24个。
湖田之争
记者采访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这样说:“大家对洞庭湖的掠夺是造成洪水肆虐的重要原因。”
洞庭湖工程管理局平垸行洪办公室主任向朝晖介绍说:“19世纪末，是洞庭湖的全盛期，面积达到6000平方公里。”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区域农业研究所所长王克林认为，人类活动对洞庭湖面积的侵蚀比泥沙淤积严重得多，他介绍:“建国后，共加修堤垸266个，围湖造田及堵支并流等原因导致湖泊面积从4350平方公里减少到1659平方公里，造成蓄洪能力减少80亿立方米。据测算，湖区每围垦100平方公里，可导致城陵矶出口水位提高0.03米。进入90年代后，除1990、1992、1997年外，共发生6次较大与大型灾害，平均3年有两次大水灾。”
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防洪经济投入很难确切估量，实际上洞庭湖很多堤垸的经济形势本身不容乐观。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长江项目主任梁海棠肯定地说:“靠堤垸维持的农业经济，致使这一地区经济总也发展不起来。”
有调查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堤垸经济是赤字”。她向记者介绍说:“农民出义务工姑且不算(1998年上堤60天)，单种水稻就多了两项投入。由于垸内地势低，每个垸都至少有一个水泵房，维持一亩地一年的电费要70—130元。风调雨顺时，亩产1300斤能够持平，稍好点亩产能够到1400斤，不计劳动力成本也只剩下了微利，要再加上防洪抗洪费，还能有利润吗？更不要说五年四灾的年景了。”
还湖与民生
洞庭湖的许多堤垸都在四面环水的湖中，记者去青潭垸就颇费了一番周折。
7月19日一早，记者乘上头天晚上联系好的渔船。渔船的主人叫刘海兰，1998年，她与其他120户渔民一同从严家山集体迁到紧邻屈原农场的湘江大堤上。
横穿过湘江，绕过一片芦苇洲，到达了严家山。与青潭垸所在的青山一样，虽然称作山，不过是一处洲滩而已，最高的地方距离水面也没有10米，严家山也同样是由泥沙淤积而成。高处，前些日子大水冲蚀过的痕迹清晰可见。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原来房基的地方已经隐没在灌木和乱草之中。刘海兰说:“每次涨水，我们这里都要被淹。”
青潭垸与严家山正好隔湖相望，船行时间只有十多分钟。以冯正良现在的看法，“本身修这个垸子就不太合适。”
梁海棠的看法是，“许多人没有住在自然的安全空间里面”。1998年大洪灾后，中央颁发了《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决定》，制定了包括“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等在内的32字方针，青潭垸被初定为双退垸(退人退耕)。然而在具体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却只能按单退垸(退人不退耕)处理。1998年到1999年冬，原来的1527户人家4900多人已经搬走了3000多人，仍然住在这里的只有1062人。
田春华家住在紧临乡政府的路边上，丈夫负责家里承包的10亩鱼塘，她自己开着一间门脸很大的杂货店，她说，“好的时候鱼塘一年的收入能到五六千元。”乡水利局的一位人士则介绍，“小店一年收入至少在六七千元以上。”1998年移民时，田春华一家的户口也迁到了湘阴县，但最终她还是放弃了搬迁。对此，她解释说:“1998年的洪水淹到屋里1米多高，这个地方住着太让人担惊受怕。但去湘阴看了，那地方人不熟，我们没有生产门路，以后怎么生活呀。”
现在，田春华也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有了新想法，“要再有移民政策，我还是要移出去，到外面就靠孩子打工了。”
田春华所说的移民政策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向朝晖介绍说:“到今年年底，我们要退出779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涉及15.8万户、56万人的安置。平垸行洪最大的难题就是移民，国家从1998年至今给了将近26个亿，不管双退还是单退，每户移民补贴1.5万元。单退户是本村、本乡就近安置，双退安置到另外的地方，保证不低于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按照这样的政策，移民安家工程，进展相对顺利，但不好解决的是“移民的生计问题”。
刘海兰的村落整体搬迁是他们所向往的事情，但随后面临的生存困境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7月18日傍晚，记者乘车来到他们的“新村”。记者每到一户人家，都会聚集过来一些人，他们说，“搬迁后没有给一寸土”，几年来，他们感到生活越发艰难。“现在没有鱼了”。每家每户都在为偿还盖房的借款发愁。“4至6月禁渔，我们都没饭吃呀”。在最艰难的时候，“很多妇女到镇上去卖血，一次得80元钱”。记者走入一些村民家中，房内除了床一般没什么家具。8时30分记者离开的时候，很多家庭的灯都还没有亮，为的是“省下8毛5一度的电费”。
冯正良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整个外迁配套设施没跟上”。记者在汨罗市白塘乡采访时，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白塘乡准备安置2000多户移民，汨罗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平垸行洪办公室主任余斌三和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谈正红分别介绍了安置情况，他们提到的共同点是“创造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记者走访了两个垸区和集镇上的五户人家发现，开店、植树、种烟叶成了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
而王克林的观点是:“移民并不能简单化，它引起的社会问题会比经济问题严重得多，生活在垸区的农民所带有的特色农业文化到城镇后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洞庭湖的生命价值
向朝晖喜欢把洞庭湖称作一个“品牌”，他认为除了历史文化原因外，“从长江中下游防汛考虑，要保证江汉平原千万亩耕地和各大重要城市的安全，找不到其他调蓄洪水的替代湖泊”。
王克林也强调了洞庭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湖区支持着极其重要的渔业，湿地起着大型自然贮水库的作用;它们给旅游和科学研究提供场所，丰富的水生植被支持着大量家畜的放养。”
但另一个严峻的现实却又不能不让人担忧，梁海棠掌握的资料表明:“洞庭湖每年平均增高4厘米，西北重点地方每年淤积20厘米，按现有每年1亿吨的泥沙淤积速度，60年后洞庭湖就消失了。”而来自长江上游的泥沙占洞庭湖泥沙淤积量的80%以上，研究者认为，“这是最深层次的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梁海棠认为，调蓄洪水仅仅是自然湿地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中的一项，而它具有的净化水功能是修建几座大型污水处理场所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自然湿地应该发挥出来的生命价值已经很难修复。她介绍说:“联系、沟通的湿地系统的生命状态最旺盛，它对人类的贡献也最大。原来，与长江相通的湖泊面积有8000多平方公里，如今只剩下了洞庭湖和鄱阳湖。自然状态下，枯水时，湖水流向长江，大水时江水倒灌，水中的生命形式可以顺畅地交换，洄游鱼类也可以顺利完成一个生命周期。50年代以前，洞庭湖的洄游鱼类有200多种，现在只存有七八十种，上万个鱼类产卵场现在难觅踪迹。”
梁海棠和王克林都肯定地说:“人实际上是控制不住自然的，这些年各种灾害的发生就是自然对人类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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