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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国际性年度奖项“邵逸夫奖”在香港成立，杨振宁教授出任评委会主席。“邵逸夫奖”目前设立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3个奖项，每项获奖者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甫一设立，就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 把这条新闻与邵先生一贯的做法———截至今年1月，邵先生仅向中国大陆教育事业的捐款就已近24亿港元———结合起来，笔者以为，邵逸夫连同诺贝尔、卡内基、比尔。盖茨等人对待财富的态度，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与受人诟病的一些富人相比，他们都是白手起家，靠勤奋和智慧积累了巨额财富，最终又都用财富回报社会，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诺贝尔和卡内基生活在19世纪的瑞典和美国，邵逸夫在20世纪中后期的香港奋斗成功，他们所处的都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在他们形成价值观的年代，贫穷和罪恶都还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比尔·盖茨生活在一个法治市场经济里，在那里，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高达55％的遗产税使得富而捐赠财富者比比皆是。但是，当盖茨和他的妻子宣布，他们史无前例的、超过5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中的99.9％以上将用来回报社会时，我依然忍不住向杂志封面上他们的照片投去尊敬的目光。 可以认为，比尔·盖茨、邵逸夫们之所以能如此捐赠，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有令人钦佩的财富观，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财富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自由处置权。 毋须讳言，现在的中国大陆正处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大多数人的财富观还停留在物欲渴望的层次。但是，追求财富毕竟在中国已经名正言顺，而执政党也于日前结束的十六大上郑重声明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综观中国历史，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接下来的任务是实现获取财富的起点公平、交易公平，和不损害效率的分配公平。这一切当然都要通过法治来完成，但是千万不要忽略法治赖以存在的软环境，而得到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的财富观就是构成软环境的要素——法治如果不建立在正确的财富观之上，平均主义或者两极分化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在中国国情下，此点尤为重要。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否形成过正确的财富观？简单回答“否”是不负责任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从未排斥过财富，他肯定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同时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可惜，被后人发扬光大的孔子思想，不是这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财富观，而是安贫乐道、平均主义和君臣礼仪。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几乎每一个新王朝都是在均贫富的口号下建立，但均贫富的理想却从未长久实现过，因此所有的王朝又都在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局面下垮台。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笔者以为，是专制的国家制度。因为专制，先哲的思想会被筛选。而专制的结果，是传统中国畸形的财富状况：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专制者压抑民众的物欲，但自己的物欲却从来得不到控制。第二，社会两极分化的进程总是在王朝中期开始加速，至王朝覆灭前夕达到顶峰。第三，权力和财富高度正相关。皇帝就不用说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官场的普遍现实。第四，财产安全极度没有保障。莫说黎民百姓，连王公大臣们都动辄“家产充公、人没为奴”。而为了保障财产安全和获取更大财富，有钱者莫不巴结官场，善者但求自保，恶者助纣为虐。第五，由于生产力发展受到抑制，社会总体财富有限，普遍贫困是历史常态，因此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又总被当作解决危机的现实途径。第六，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藏富和炫耀这两种自相矛盾的社会心态得以共存，虽然也不乏富而行善者，但都被王朝兴替所淹没。 历史怪圈只有靠制度创新才能打破，只有合法的收入及因此而积累起来的财产被法律保护，公民才会有创造财富的极大激励，而对于法律明确保护的属于自己的财富，也就有了自由处置权，包括造福于社会的捐赠。这一点已被先行一步的国家证明。而中共此次代表大会所昭告的“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不仅将直接有利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将使得古老的中国最终打破历史怪圈。 事实上，这一历史进程早已在中国开始。在中国大陆，白手起家的富翁已经成千上万，正确的财富观也正在形成。笔者对去年福布斯中国首富刘永行的一番话印象深刻，这位出身农民、身穿36元钱衬衣的亿万富翁说：这笔财富虽然在法律上归在我名下，但长远来看它是社会财产。他今后最大的追求是要用财富去改变周围的环境，改善其他人的生存状况。可以相信，中国大陆也会出现邵逸夫式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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