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家庄市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姜瑞峰的办公室里，他所坐的办公桌对面墙上，非常显眼地悬挂着一张古文拓片，上面写的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我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黑底白字，格外分明。墙上还挂着他出席1999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的照片。他手端酒杯，胸佩奖章，笑容满面。

　　老百姓称姜瑞峰为当代的“黑脸包公”，这个称号饱含着群众对他无限的敬佩和期望，也折射出当今中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态势和复杂性。本刊记者就程维高现象在北京采访反腐专家后，立即飞赴石家庄市采访了这位纪委书记。

　　撰稿／陆幸生（记者）

　　老百姓上访，就是对你执政党的信任

　　记者：姜书记，我刚才路过石家庄市里的大广场，广场上已经摆开了大幅的标语，正在开展“阳光投诉”活动。我在国内其他地方采访，从来没有看到过在一座城市广场上进行群众投诉活动的。这可是“群众上了街”啊。

　　姜瑞峰：群众有冤屈，老百姓有难题，他们总得有个地方说话呀！老百姓心中有话，不说要比说出来好，明说要比暗中说好，说比骂好。老百姓愿意出来跟你讲话，是因为老百姓还相信着你，相信着我们这个党，相信我们这个政府，相信我们这个纪委。我们这个在广场上的“阳光投诉”活动，每个星期一次，已经有几年了，纪委的同志们从早晨开始就坐在那里，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危难，效果挺好，到今天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件”。如果老百姓失去了言路，我们也没有了耳目，连老百姓在想啥我们都不知道，那还不危险么？

　　要说从前，老百姓对我们这个纪委工作，是不太熟悉的，甚至是不知道的。你这个年龄肯定了解，在建国初期，因为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组织部门的经常教育，在刚刚经历了战火硝烟之后，党内的风气是比较好的。这是那个历史阶段的客观事实。即使有违纪的党员，有搞腐败的领导干部，但在那个时候是个别的现象，也不会影响社会引起整体性的震动。而且，一般说来都在党内给予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的事件，是中央决定公开处理的。所以，因为过去的“内外有别”，老百姓对于党的纪律监督工作部门，是比较陌生的。

　　这些年，党内的和干部的腐败现象增多，有的性质还非常严重，老百姓反响非常强烈，要求惩治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我们这个纪委工作因此而被越来越多的群众知道和了解，对我们纪委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有人讲，我们这个纪委的知名度，是“因为腐败现象的严重”而高起来的。当然，我们准确地说，纪委的威信是因为“惩治腐败而高起来的”。

　　记者：在新的建设时期，纪委监督部门的责任越来越重大，其实质是在体现“党要管党”的这个根本宗旨。

　　姜瑞峰：说得对，党就是要管党。党要管党，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作为执政党的这个组织的政治质量；提高执政党的政治质量，为的是提高我们执政的质量。提高执政质量，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每个共产党员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二是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被惩治的腐败高官，严重损害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如果老百姓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遭到了冤屈，看到了这样那样的腐败现象，他来申冤，这该有多好啊！我们这个广场上的“阳光投诉”活动，就是要创造条件，给老百姓有地方说话。如果确有腐败等问题，而他不上告，也不上访，听之任之，充耳不闻，天塌下来没我的事，这说明他已经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失去了信任。再下去那就危险了，很简单的道理，申冤比造反强。申冤那是要党、要政府给他作主，如果他造反那是自己作主了。

　　所以我很不愿意听到那样的话，说老百姓上访是无政府主义，是刁民。我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来投诉、来告状的情况，也各有不同。但从总体而言，老百姓愿意跟你说话，这是天大的好事情。如果不从这个根本角度来理解群众上访，我认为就是基本立场出现了问题。还有人说，那是“钻空子”，依我看是我们工作本身有了缺点、问题，人家当然要“钻”了。先有空子，人家才有可能来钻么。

　　通过群众的“阳光”上访，我看到的是我们党执政有希望，执政资格非常充分。我们的纪检监察工作，为的就是保证和保持老百姓这样的充分希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讲到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说的也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事情很清楚，不管哪一级别的官员搞腐败，他就丧失了代表党执政的资格。搞腐败的人，那是在动摇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基。搞腐败的人，就是在说明他已经不相信党，也不再依靠党，乘着自己还有权势的时候捞上一把，时刻准备着离党而去。他连党的同路人都称不上。成克杰、胡长清，就是这样的人。河北的程维高被党中央开除党籍，他也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把权力个人摇钱化”。

　　我们在纪委工作的同志，对于违纪、违规、违法分子和腐败官员来说，就是要做黑脸包公，而对人民群众、对老百姓，就是红脸，感情深、热心肠，倾全力来聆听老百姓的呼声。

　　五年因腐败倒下的

　　与淮海战役牺牲的人数相近

　　记者：上个星期，我到中纪委采访，从资料上知道这样的数字：自1997年10月到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部门立案861917件，其中被开除党籍的有137711人；受到处分的省部级高官有98人，平均一年19个多。

　　姜瑞峰：你说的这些数字，我都知道。86万起案件，每起案件里面有一个党员违纪、违规、违法，那总数就是86万个！打个比方，我们的那个淮海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55万多人。我们伤亡了10多万人，可是，我们在这5年当中，因为腐败被开除党籍的，竟然有13万人之多！这是“另一种牺牲”。这个“倒下去”的人数超过当年的淮海战役了。说得文绉绉些，这是付出的学费，这是付出的代价。客观地讲，这是在避免损失，可总不能说这是在创造经济财富吧。

　　从性质上讲，当初我们的指挥员和战士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才去奋战牺牲的。而今天的这些腐败分子，并不是为了国富民强在奋斗，而是为了以权谋私，与人民争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纪委监察部门是在为加强和稳固党的执政地位而浴血战斗。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惩治腐败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建国初期我们杀了两个人，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全国形成强大的威慑警示作用，从而保证了两百个、两千个以至两万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不受侵蚀。今天的高官腐败，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今天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要远远地超过解放初期的形势。

　　从全局看，当初的腐败案件、腐败个人，并不具有代表性；不具有代表性，也就没有普遍性。当年的干部，都刚刚从战场上下来，说句形象的话，身上的尘土都还没有拍干净。我们的干部，带着在长期革命征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开始执掌政权。巩固自己的政权，建设新中国，离开党的事业，离开党的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立锥之地。那时候，犯错误的人，有，但是极少数，不可能形成关系网，更没有形成党内和政府内的个人利益集团。

　　记者：这些年被揭露被判刑的腐败官员，都不是某一个人的个别现象。都好像是一个引出一串，一串带出一片，一片构成一批。大家都在说，今天的反腐败非常艰难。姜书记你看，今天反腐败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又为什么这么难？

　　姜瑞峰：刚才说过，解放初期的腐败分子事件，具有个别性、突发性，并不具有代表性。干部都是刚从枪林弹雨当中冲杀出来，保持着四海为家、南征北战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从分配制度看，非常单一，开始是供给制，后来是工资制。过穷日子当然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当初大家都是在过苦日子，勒紧裤带抱成一团，共度难关才有出路。现在环境大大地不同了。在新时期，经济建设摆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位置上；在社会上，各种所有制的经济企业在运行，各色人等都投身到经济大潮当中。这些人素质有高低，目的有不同，效益和利润是经济活动的当然指向，只是有的“取之有道”，有的却胡作非为。这是社会的必然现象。由此而起的一个客观现实，是社会物质和金钱的分配形式，也必然多样化起来，在一个企业内部，有工资、奖金、回扣、分成，等等。

　　经济利益分配的多样化，必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干部队伍当中来。首先是观念上的影响，再者就是实际上的获利。高官将权力当摇钱树，当官的手上掌管着一块地的批租大权，决定着一个企业的重组方案，这些都可能变成钓鱼的鱼饵。有想法、动念头的人就会纷纷跑来，动用一切方式要成为那条“被钓上的鱼”。吃饭太小意思了，饭后有红包礼品，再上歌厅卡拉ＯＫ，接着有小房间里的特殊服务。国内不保险，那就让子女出国；“三陪”还不够，就提供专用别墅。有理论家把这个叫做高官的“权力寻租”。其实依我看，是那些人在钓官员，腐败官员才是真正上钩的鱼。

　　记者：钱的来路多，且来得快来得容易，来得比工资不知高出了多少倍。钱的用途也跟着多了起来，作为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该去、不能去的地方也都去了。分配的多样化，“拉动”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其实，生活的多样化并不等于赞同丑恶化、投身丑恶化。

　　姜瑞峰：于是，与党的谆谆教导南辕北辙，党要求的好传统丢了，老百姓认同的、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都扔了，恶习上身，屡教不改。其实，许多封建王朝的皇帝，也都要求自己的封疆大吏清正廉洁，要求各级官员体察下情。我们现在的有些干部，连那个时候有的官吏都不如啊！

　　反腐败极其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以前的斗争是先有目标，再有斗争，而现在的反腐败是先有斗争，后有目标。不是吗，过去的战争，先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接着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革命目标。今天呢，是下面有反映，上级有要求，群众有呼声，但这个干部是不是真有问题，问题到了怎样的地步，是一般性质的错误，还是严重错误，还是犯罪要判刑，都要经过纪检监察部门的调查、取证，方才能够判定，然后该处理的处理，该移交司法部门的移交司法部门。因为国有法律，党有纪律，政府机关有职能规定，要违法、违规、违纪做成一件事情牟利，那就不会是某一个人的事情，面对一些人、一片人进行这样的调查、取证，往往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残酷程度，它的艰巨性，并不比以往的战争年月差。我们纪检部门在有的时候就真的要流血，有时候还会有牺牲。这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有不少电视剧，所反映的就都是“反腐败的调查过程”。犯罪嫌疑、腐败高官，他们这“一些人”活动在我们队伍当中，我们一时半会确不定是谁真正有问题，后面还会有谁，将带出什么样的更大的问题。而调查工作一定要坚持，为的就是要确定这个“对象”。这个“对象”，看似同志和朋友，实为罪犯和奸细。在没有确定事实之前，我们不可以“大张旗鼓”，只得“隐蔽调查”，他们利用公开的身份和“红帽子”，在所有的方面布防，设置障碍，百般阻挠，以求一逞。今天反腐败的特殊性，决定了这是一场与过去任何战斗都不同的斗争，怎么能不难。

　　“三无书记”没手机、没文凭、没出过国

　　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汇报》上刊发过一合写您的报告文学《黑脸》。我的印象很深，你是黑脸包公。2001年，我们《新民周刊》也曾派出记者来到这里，采访你发表了文章，反应很好，反响也很大。今天再次见到你，非常想知道你的近况。

　　姜瑞峰：我现在是石家庄市的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我要说，做纪委书记很难，做个称职的纪委书记更难，做个在社会有点知名度的纪委书记是难上加难。

　　说起来非常简单，党的纪委部门，做的工作就是专门执行党的纪律。纪委的存在对党内同志都有警示作用。对于守纪律讲规矩的同志，他不怕，他非常欢迎监督。任何人都需要接受教育，对于好同志，纪委的警示作用只是个日常教育，不涉及其他事情。而对有些“有事”，尤其是“有大事”的人来讲，就是难以逾越的一道门槛，就是躲不了的一面镜子，就是避不开的一根绳索。纪委是站在“对立面”那里的，有事没事都要在那里看着你、管着你，有事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没事他总是念紧箍咒唠唠叨叨。你想，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有谁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

　　做纪委书记，做监察工作的同志，都一定要有牺牲精神。没有牺牲精神，就不可能合格，也不可能称职。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一个纪委书记可能“以多种形式牺牲，在不同程度上牺牲，更可能会不明不白地牺牲”。世界上的事情在那儿明摆着，查谁谁不愿意。所谓“多种形式”、“不同程度”，凡是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前途，要求进步么，也有个人的切身利益要考虑，要保证和维护家属子女的生存环境，总要安定平稳吧，总要争取条件好一点的生活吧。但是，你的工作老是在找人家的茬，人家心里肯定不舒服，那好，在单位里你的选票就少了、就没了，人家干吗还要投你的票？你继续在台上还有他的好？你家属的工作、你孩子的读书等等事情，不知在哪儿就碰上障碍了，就是解决不了。“不明不白的牺牲”，电视剧里车祸那样的灾难，不都是虚构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你找谁去？就是找着了，有人以车祸了之，你还能说什么？生命没有了，至少健康丧失了，就是你后来都“明白”了又能怎么样？

　　记者：作为一名纪委书记，你在平时的生活“自由”吗？

　　姜瑞峰：我是一个纪委书记，我还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我是多么想享受天伦之乐，每逢过年过节我是多么地想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到外边饭店里去吃顿饭。但是不行。也许就会有人看到我带领着一群人在吃饭，也许就会发问：姜书记也到饭店吃喝去了。我又不能在饭店里跟别人去解释。这算个什么事情么。所以我到今天，一直不和家里人去饭店吃饭。我从来不到饭店里去“改善”一下。

　　还有，我是个“三无书记”。到现在，我这个市纪委书记，不用手机。因为石家庄市“整顿手机”这件事情还没做完，我就不用手机。市里有规定，哪级干部公家给配手机，但就有企业给不该配的干部买手机，还给报手机费用。看起来这事情很小，但是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配手机，还不是看上了你手中的权力？（记者插话：你自己买一个使用，谁还能说什么？）我完全可以不这样“绝对”地对待手机，但我为了不引起闲话，我就不买、不用。

　　在介绍我的文字里，说我是初中文化。但是在我档案里是没有任何文凭的。我从小家里非常穷。13岁就踏入社会参加工作，14岁的时候，政府为了照顾我家的生活，把我正式招了工。后来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稳定没几年，又“文化革命”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文凭。现在社会上可以拿文凭的地方多得很，出几千元钱，省外的省内的，本科的研究生的，什么样的文凭都能够办到。也真有不少人那样去做的。我不，我是个啥文化就是个啥文化。我没上过那个学校，我没见过那个老师，人家干什么要发给我文凭？那是卖钱，卖的是那张纸上的那个图章。

　　我没有出过国。到我这个干部级别，出国不是难事。但我是农民出身，我知道农民的辛苦。一个农民种一年地，除去种子、农药、化肥花去的本钱，现在一年的收入也就300元左右。我出一趟国，大概要花3万元，这就是说100个农民忙活一年，就供我出去走一趟。我不能这样做。

　　记者：在我看来，家人团聚到饭店吃饭，工作需要出国考察，都是在情理当中的事情。想来大家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理解，姜书记你有你的考虑。

　　姜瑞峰：平时同事、朋友之间，过年过节总有个来往吧。人家拿着礼品来，你收不收？礼重的不收，小不点的一些水果呢？不收，人家觉得你太不讲情理，就这点东西还要对朋友“讲廉洁”。要收了，别人也这么送，行不行？这个礼逐渐地重起来、大起来，你收不收？所以，一概不能收。我是“宁可过分，唯恐不及”。

　　我这个人，在工作上讲正气，在朋友间讲义气。对搞腐败的人，我这个纪委书记当然是黑脸，对老百姓、对朋友，就都是红脸了。那个电视剧《黑脸》播放了，那个艺术加工可把我害苦了，我是实实在在地“牺牲”了一回。人家看了以后说：这个姜瑞峰，六亲不认，油盐不进，老婆的死活不管，孩子的前途不问，“太冷”。真实的姜瑞峰和电视里的那个人，不是一个人嘛，那是“捏”起来的“形象”，那不是我。后来，在多年的工作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我，也认可了我，就说了句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姜瑞峰不像电视剧里那么坏嘛！

　　说句宽泛一点的话，出门坐车，进门吃饭，老婆孩子里里外外有面子，办事方便，这当官就“沾光”。老百姓能够理解这一点。平时沾点光就行了，只要多为老百姓勤做点事情。可有人就是那么贪心！我们党反腐败不搞功过相抵，小葱豆腐一清二白，我们已经惩治了这么多省部级干部。还有，腐败分子有一个特征，他们是同类但最终并不相亲。他为了跑官给你送钱，你为了钱给他个官做，这是买卖，银货两讫，互不相欠。古人生意场上，买卖不成情义在，在腐败官场上是不行的，他没跑来官，跑来了又觉着官小，收支不相符，就会觉着你欠他的账，明里暗中地紧着“毁”你。即使他嘴里不说，手上紧着从老百姓身上“收回成本”，那离他“爆炸”的日子也就很近了。从这一点上讲，腐败分子的自我暴露是必然规律，被群众揭发，受到党纪、政纪或法律的惩罚，那是很自然、也很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