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蓝燕

　　　 非典肆虐时，某医院一线护士46％的人有抑郁表现，35％的人人际交往敏感，30％的人感到焦虑———

　　　 非典灾难渐渐离我们远去。在非典肆虐期间身体和精神遭受了重创或因为非典流行而感到恐惧、无助，甚至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定了定神，又一点点地开始了紧张、忙碌和愉快的生活。但是，任何一场灾难之后，总会有相当比例的受害者无法消除心理上的阴影，并表现出符合精神与行为障碍临床诊断的一些特征。他们尤其需要得到帮助。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吕秋云教授不久前为一位非典病房的护士做心理调试。那位年轻的护士告诉吕大夫，自己这辈子都不想生孩子了。因为她的同事刚刚患非典去世，身后丢下了一个未满10岁的孩子。“我怕将来我也会这样”。

　　　 人面对灾难的刺激，往往会对正常生活缺乏期待，而且总感到前途渺茫。这是创伤性事件后产生的一种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与应激直接相关的精神障碍。它可引起人体心理生理功能紊乱，内稳态失衡及适应功能障碍。

　　　 据说，面对非典，医护人员容易产生的应激障碍还有许多。由于时刻面临着被感染的危险、承受超负荷的工作强度、长期与外界隔离不能回家、长期感受非典患者的痛苦和负面情绪等而导致麻木、否认、内疚、注意力不集中、反复做噩梦、持续疲乏；不敢进入非典期间工作过的病房；以前认为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性事情，现在感到随时可能发生；头疼、胃部不适、恶心、肌肉酸痛、皮疹、月经周期紊乱；或者表现出过度亢奋，不愿离开工作现场，即使很疲劳了也认为自己不需要休息和恢复，要用奉献精神和责任感来克服疲劳等等。

　　　 吕大夫他们对某医院上过非典一线的护士进行应激调查发现，有半数左右的人有强迫症状，表现为经常性地测体温、洗手等等。有46％的人有抑郁表现，有35％的人人际交往敏感，有30％的人感到焦虑。

　　　 面对突发的创伤性事件，这些从事医学工作的人尚且表现得这样痛苦和无助，普通人的精神压力更是可想而知。医学，准确地说是精神医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减轻痛苦？精神医学应该在什么时机介入，才能最有效地帮助人们减轻痛苦？

　　　 有一种叫作联络会诊精神病学的新学科，就在尝试研究这件事情。

　　　 联络会诊精神病学希望依靠精神科医生与各科医生的经常性定期合作，使分科日益细化的现代医学能从整体上，从灾难开始初期就帮助患者减轻心理上的压力，从而收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可什么是会给人造成应激障碍的创伤性事件呢？精神卫生专家给出的定义是：威胁到个体的生命、身体或是精神世界的完整，带来异乎寻常痛苦的人生遭遇。大的像这场非典，像一年前的5·7空难，像两年前洛阳一个娱乐城里的大火。小的也可能是一个人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后的恐惧，一个人因为得了心脏病而忧心忡忡，抑或是因为一次整容手术不甚理想的结果。这些大大小小的灾难都出乎人们意料，却又必须由人们长时间地承受它带来的无边的痛苦。

　　　 有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平均症状持续时间，女性约为4年，男性约为1年，终生患病率约为8％。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受创伤强度、人格、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得到社会支持程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如果能在PTSD急性期就给受伤者以恰当的精神治疗，30％的人可以完全恢复。

　　　 吕秋云教授和她的同事们曾多次到突发的创伤性事件现场，为遭受精神创伤的人们做心理治疗。他们发现，重大灾难发生后，并不总是受灾最重的人群患应激障碍最重，应激障碍的发生程度经常取决于受灾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的支持。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沈如林先生近日在一次与媒体见面会上讲的一件事，给吕大夫的观点做了最好的注脚。西安杨森公司惟一一位感染了非典的员工在康复上班以后，在网上给全体同仁发了一封题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帖子，帖子说：在我生病期间，在我最需要大家关心、理解和支持的时候，我收到无数同事的电话和短信问候，病重期间我几乎放弃生的希望的时候，真的是几个同事的鼓励和期盼使我渡过了难关。也许他们本人并不知道，当时我已泪流满面……

　　　 6月20日，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与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宣武医院、朝阳医院等10多家综合性医院联合发起成立了联络会诊精神病学网络。他们试图通过定期交流，研讨综合医院的典型病例，协助定点综合医院的医生识别和处理存在心理问题的患者，以及培训更多的综合医院的医生等方式，处理好患者的心理卫生问题。这些自愿把自己连结在联络会诊精神病学网络之上的医生们相信，当灾难发生以后，所有的人都需要靠科学来抚平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