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一个省级工商局，职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打假”。做了数年公务员，如今又到“3·15”，心里有一些话想说。 当年，同进工商局的同学还未离开大学校园，就提前到单位报到，然后穿着蓝色的工商制服在学校操场、餐厅等人多的地方晃荡，以吸引更多的目光。“毕竟工商局是个不太容易进的单位，‘打假’又能替老百姓办些事。”初出校园的我们这么想。但几年后的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爱在非工作场合穿制服。制服大多数时间放在办公室里，同事们上班来的第一件事和下班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更衣。 进了工商局，我才明白，我们这些从学校毕业的有个通称———“大学生”。这个名字是相对于“部队转业干部”而言的，这两个人群在目前工商局官员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有个现象，越往地市级、县级，“部队转业干部”的比重越大，好像越吃得开。“大学生”和“部队转业干部”经历不同，双方观念上好像总有些疙瘩。带我的“师父”是个精干的“部队转业干部”，我们彼此总是直呼其名。印象中，他带我处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关于早市上的蚊香。 那天刚上班，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更衣，一个老头就闯进办公室(不知他是怎么通过门前的警卫进来的)。他说他在早市上买了蚊香，让我们看看是不是假的。卖蚊香的小贩被他揪来了，在楼下等着。办公室里，师父在两人之间调和，最后以老头退了货了事。我们摊开的处罚决定书上一字未写。 师父指点：“这事下个处罚决定书？还不够那纸钱。按理，也犯不着省局管，既然老头上门了，你也不能轰出去。”我逐渐明白了———现实的“打假”有太多现实的做法。 每年“3·15”，常规的做法是上街咨询发宣传单。找一个热闹的地方，围观的人最好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挂一条横幅，摆一排桌子，准备几摞印好的法律条文，还有高音喇叭。临时从各个科室抽调的几个穿制服的官员，面前摆几个珍藏的假货样品，咨询开始了。电视台拍完领导讲话和亲自发资料的镜头后，总有几个画面———戴大盖帽的官员拿着瓶子眯着眼看真假。每看到这时，我们总乐：“他肉眼真能看出假货？”“打假”的人都知道，要确认是不是假货，有一些法律程序，有些假货质量比真货还好。就是专门“打假”的官员，没有真货厂家的配合，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假的。可怜那些无辜的宣传资料，被一些人取走，没几步随手就扔了，因为要看懂不太容易。翻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文，甭说一般老百姓，就是工商局的官员中，懂这部法律的人，也是极少数。“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做法？”我们中一些年轻人有时在想。 传统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每年一个年度工作计划：今年要发动几个战役，进行几次专项斗争，几回集中治理。时间有选择，多集中在一些重大节日。程序大致相同：起草一个文件，一级一级转发。首先是宣传阶段，接着是研究部署执行阶段，接着是检查，最后是总结汇报。 写总结是项重要的任务，初稿一般都交给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内容是程式化的———一说领导重视，实例说明；二说成绩，大致是这样的：这次出动了××人，××辆车，检查了××家单位，查获了××起案件，其中立案××起，结案多少起，罚没款××××元。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一定要比上年有增长，还要举一两个事例说明；三说效果，如××单位送了锦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四写不足，有待下回提高。有时需要领导上个高度，总结出4个“一把抓”、5个“高度统一”等理论层面的东西。 说个小插曲，有一年单位办了一个成果展，汇报打假成绩，用柱状图表示。图一出来，领导生气了，原来这年的统计数字比上年少。领导亲自动手，剪纸补上。 说实话，有时能够查获一个大案，是每个参与者高兴的事。 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几乎所有案子都有人托关系说情，案件越大，好像出面的人物也越大。 就是下了处罚决定书，执行也是一个问题。有的地市曾经搞过罚没款办案人提成，最后被上边制止了。这是个矛盾：罚没款给办案人提成，于法于理都不对。可是不这么做，又影响办案打假的积极性问题。“瘦肉精猪”出来了，媒体说过：“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头猪。”今天，中国的“打假”也是同样的问题———中国有权“打假”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国外行业协会出面组织的“打假”知识培训。满屋子的“大盖帽”，工商局、公安局、技术监督局、海关、管种子的农业局、卫生局……不仅老外分不清楚，就连咱们的官员也互相问：“你们的制服原来是这样的呀。哎，我忘了，你们是哪个局的？” 今天到底谁在打假？在政府部门中，每省都有个协调性的“打假办”，设在工商局或者技术监督局。一直闹别扭的工商局和技术监督局曾经有一个分工：工商局管商场等流通领域的假货问题，技术监督局主管生产环节的假货问题。细心的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在电视上通过“打假”而“打架”，互相进入对方的地盘。而在工商局的内部，消保科、经检科(公平交易科)、执法队、商标科都有权插手“打假”。要求“打假”的一些精明的企业，进这个办公室不行，就进另一个办公室咨询。找技术监督局谈不成，就找工商局再试试。 我有一个同学，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读经济法学博士学位。他曾想做一个关于“查获的假货去哪里了”的调研，结果难度太大，不了了之。“我们拿钱养活了你们这些公务员？为什么假货还这么多？”一个企业负责打假的工作人员不客气地问我们。我无言以对。 中央一再要求整顿经济秩序，老百姓和企业也希望假货越来越少，权益得到维护。面对现实，作为一个还算有点责任感的年轻公务员，我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谁能告诉我答案？(魏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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