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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SOHU.COM  2003年07月09日19:20  新民周刊
防艾--靠77岁老人?
《特别关注》-- 防艾--靠77岁老人? 总第92

新闻点睛: 

  如果艾滋病群体的生存现状成为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时,
  艾滋病患者会用扎针这样的极端方式报复社会吗?
  我们有理由尊重反思这个问题的77岁老人--高耀洁。

  防艾,是我们这个民族继非典之后的又一道难关。
  “民间防艾第一人”这个称喟用在一个人身上是一种荣耀,
  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
  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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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搜狐网“特别关注”栏目的文章均转载自合作媒体。

策划:周 彤
文案: 周 彤 皮大维
编辑:韩 坤
E-mail:zhoulao@sohu.com

 

一、今日推荐:民间防艾第一人很无奈:难阻艾滋病人扎针报复

  她坚持不说假话,但她阻止不了别人说假话;

  她是艾滋病患者最亲近的人,但她也阻止不了艾滋病人“扎针”报复无辜者的行为;

  她是第一个将“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观点进行到底的人,并为此深入乡村走访调查;她被称作“民间防艾第一人”,古稀之年仍在密切关注着传染病疫情的发展;对我们而言,她是一面镜子

  高耀洁:欲罢不能

  撰稿/李清川(记者) 摄影/钱东升(记者)

  高耀洁有两副款式、颜色相同的老花镜:一副在家看书,一副出门认人,两副花镜的度数差别并不大,却绝不混淆。但有时,高耀洁还是无法清楚判断出哪些人真正需要她的帮助,哪些人只是欺骗她的善良。   尽管可能被假话欺骗,77岁的高耀洁坚持一点:不说假话。

  在由她编写、免费赠阅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印刷品中,高耀洁用发生在上蔡、项城、鄢陵等地的实例不断佐证着自己的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因为采血感染的。但,接受此观点的人并不多。

  “有时讲真话的结果并不好,但我已经欲罢不能。”说这话时,高耀洁正端坐在6月14日正午太阳的黄晕中,洋溢着笑容,面前的墙上挂着两幅立轴,“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另一幅字上是旁人的评价:她有太浓的爱太软的心。这间位于郑州红旗路某小区内的“新房”是儿子借给老两口暂住的,老家具样式陈旧但质地结实,几堵书整齐地码放在墙边。唯一透露些现代气息的,是清华大学学生3年前捐赠的电脑。

  高耀洁记忆力惊人,她不仅能脱口而出每一个被问及的与她相关事件的准确日期,还能整段整段背出在私塾中学来的四书典籍,如果不是目睹了她爬楼梯时的蹒跚,我们对她已过古稀的年龄一直存有错觉。

  倒了两杯水,没有寒暄,高耀洁便开始她的故事,开始流泪,沉重的话题几乎每隔20分钟就会被刺耳的电话响铃打断。   退休医生走上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路

  作为医生,高耀洁很关心非典疫情,“与非典很高的治愈率相比较,艾滋病更加可怕,但在初始阶段,它们都没引起足够重视,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回顾自己的防艾之路,高耀洁也感偶然性很大:

  1990年8月,时任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的高耀洁去检查冤假错案情况,在新乡监狱,一名叫张雪玲的女犯引起了她的注意。女犯年纪不大,因为卖淫染上了梅毒、淋病、尖锐湿疣3种性病。“为啥偏要干这一行?”“挣钱呗!俺家盖房子全靠我挣钱!”“就不怕染上性病、艾滋病?”“只要有钱就可以治。”女犯轻描淡写的回答令高耀洁触动很大。为此,她对全省监狱1185名在押女犯进行性病调查,结果让人震惊:这些女犯中92%的人患有性病,有的人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结果令妇科专家高耀洁很有些自责。但真正让她步入防治性病、艾滋病之路的却是另一件事:1996年4月7日,河南某医院接诊了一位42岁的疑难女患者,邀请高教授前去会诊。最后查明,这是一位艾滋病患者,因子宫肌瘤手术输血而感染病毒,21天后,患者撒手西去。临终前,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教授说:“高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怎么就没治呢?……”她输的是血库中的血,高耀洁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人到河南省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收购廉价血浆,用来制药。当时血站的做法是,从血液中提取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血球分开,再输入卖血人体内。因为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毫升不会有明显虚弱和委靡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中降临了。事后的研究发现,多个环节被认为存在着致命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全血接触;然后是离心机,当时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很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如果血站分离员不严格操作,未将破损的血袋扔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会被回输。

  这样一来,只要一个卖血人体内带有艾滋病毒,就会迅速蔓延开来。

  在最鼎盛时期,整个河南的血站有230多家,直到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发布通知,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被大规模取缔,最后一批非法血站也在1997年遭到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

  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但悲剧已经上演。高耀洁做了一个决定:谢绝给病人看病,走上防艾之路。她希望全社会能够了解艾滋病,关注艾滋病,最终远离艾滋病。那时,高耀洁“并没有想到这条路如此难走”。

  起先,高耀洁背着筹资印出的宣传防治艾滋病、性病的资料,来到人口流动大的火车站、汽车站去散发,不少人避之不及地将资料扔在地上。慢慢地,情况好起来,愿意义务帮助她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但资料的最大市场还是那些艾滋病患者集中的贫困地区。与来自艾滋病患者和家属的热情相比,某些专家的冷漠令高耀洁很不满意,“就前两天,我曾经把材料邮寄给中科院的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地方政府、民间和专家对艾滋病防治态度的差异,使高耀洁感觉如鲠在喉。

  她更大的焦虑是,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已经进入死亡的高发期,“有一次家里来了12个艾滋病人,今年春节再给他们汇款时被退回了4份,他们都已经死了。”

  7928封来信和一张收支表

  高耀洁的卧室墙壁立着一排大柜子,里面装的是她收到的全部信件,所有的信件她都会登记在册,便于查找。从1999年8月15日到2003年6月14日,她登记的信件为7928封,平均每天6封。在这些信件中,有十分之一是“卖药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掌握了治疗艾滋病的秘方,如果我帮助推荐可以利润分成,我很难过,竟然骗到这些最可怜的艾滋病患者身上。”

  高耀洁退休后的工资是2100多元,他的老伴郭明久退休时是内科主任医师,每月收入2000多元,在中原腹地的郑州,绝不算低。孩子们都已有了自己的事业,不需要老两口资助,他们的日子看起来还是太过简单。

  我问她,你有存款吗?高耀洁说,以前没有,现在有。79岁的老伴郭明久因我是老乡,话格外多。他说,“2000年开始,家里的账由我来管,那之前高耀洁管钱的时候,把钱都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家属,我们没有一分钱存款。”

  高耀洁和老伴两人的花销不大,每月200元的菜钱是最大支出。说起来,高耀洁很有些骄傲,“我从不买衣服、药品和鸡蛋,这些都是别人送的。”和这个年纪的老太不一样,除了一只手表,她的身上没有一件饰品,包括戒指。高耀洁说,“我自己没买过戒指,别人曾送过我一个,我把它送人了。”戒指送给了郭明久与前妻的儿媳。而对于尚存的耳洞,她的解释是:在我们那样的家庭里,女孩从小就要留下耳洞。   现在,高耀洁的工资由老伴掌管,每个月可以领到700元钱,但她外出讲课的收入和稿费的支配不受影响。2002年,高耀洁给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讲课,获6000元报酬,不久前,她去巩义讲授计划生育,有800元进账。这些钱很快就被她少至50元多至500元地转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去年,她的支出是3万多元。而在2001年,由于有奖金收入,她用了28万元付掉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的印刷费用,这本书的印数已经超过30万册。

  由高耀洁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小报已经出了15期,总印数达到了53万份,费用是由她和各界捐助者承担的,“余维红女士1660元,《三月风》杂志编辑部1000元,上海纪秀梅女士2000元……”每笔捐款,高耀洁都清楚地印在了醒目位置上。尽管第16期的2000元印刷费还没有着落,高耀洁仍然拿不准接受捐助是否合适。

  “收钱不好处理,两百、三百的邮票好一些。”为此,她退回了浙江一位老板5000元的捐赠。

  从高耀洁手里放出的钱并没有全部如她所愿发挥作用,去年,她曾给一个父母都因感染艾滋病去世的孩子寄去500元钱,后来得知,孩子的奶奶在收到钱后只给了孙子30元钱,连学费都不够,当年7月30日,原本还要寄钱的高耀洁把孩子的名字划掉了。不久,孩子经高耀洁联系,在山东有了新家。

  “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无奈

  高耀洁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在我们与她接触的两天时间里,经常因为她泪水沾襟而无措。她自己说,“我已经不知道为了艾滋病患者流了多少眼泪,也不知道陪着他们流了多少眼泪。”而那一次流泪,她永生难忘,“2001年3月31日,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有志给我写信,希望我和他见一面,我赶到村子时,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我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有志,我嚎啕大哭。”

  还有一次,高耀洁到豫南的一个村子里,透过一扇没有合上的大门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个女人上吊了,一个两岁模样的男孩正抱着妈妈的脚后跟,边啃边喊,“娘,你下来啊,你下来啊。”别人说,孩子的爸爸16岁时开始卖血,因为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了。高耀洁的眼泪立刻流下来了。也就是从这时起,她改变了一贯的方式,花更多的时间去关心那些艾滋病患者的遗孤。

  高耀洁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那些孩子,说到底是为了我们整个民族,我去村子里,一个小孩对我说,将来要杀人,要杀把艾滋病传染给他爸妈的人。事实上,这样的复仇情绪在不少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从高耀洁提供的一张照片,我们认识了一位叫做张夏的男孩。一家有5人因为感染艾滋病辞世,2002年夏天,读小学五年级的张夏辍学了,他在砖厂打工每天只挣10元钱维持生活。心事重重的他一次在父母坟前痛哭后,在左臂上刻下了“忍”、“仇”、“杀”等字。

  高耀洁很揪心,但与需要帮助的孩子数量相比,她明显力薄。

  在客厅墙上,挂着她与艾滋病孤儿的15张合影,孤儿中有人已经有了新家,但绝大多数仍在艰难生活,她在照片上写了一段话,“请正视、善待、关心、同情艾滋病人,救助艾滋病人遗孤。”   “不会做人”的善良老人

  在今年6月1日印出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中,高耀洁把萨迪的话印在了报眉: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你就不配称为人。这样的选编其实是她一贯的风骨,也让不少人胸闷。高耀洁的老伴也很为她担心,“她这样做得罪的人太多。”

  高耀洁无动于衷。

  因为高耀洁是专家,医院很想她能回到医院上班,并且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你只要来,几分钟都行。”她还是回绝得一点余地也没留,“我就是不去,不能让他们借着我的名字赚钱。”她对有误导可能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   2001年,高耀洁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加印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她想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为此,每来一次记者,她都会把“书讯”送出一份。因为“邮费负担过重”,她不得不说明,“请在信中付邮票作为寄书的邮挂费(无邮票者恕不赠送)”。她收取的邮票费用和印刷成本无关,1本3元,2本3元2角,3本3元5角,4本4元,……30本16元,如果大量需要,有单位介绍信,费用全免。   此外,她还把书送到有关机构委托发放,她出示的一份单据是去年8月的发放记录:省卫生防疫站21000本,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本。因为省图书馆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高耀洁还准备多送一些给他们。她最大的担心是这些书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当废品卖掉。

  “我与众不同的是在别人说好的时候总说不好。”1998年1月23日,高耀洁参加河南文史馆的春节茶话会,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马忠臣征求意见时,她出了道难题,“很多游医给人看病,不是性病也要告诉人家得了性病,借此骗取钱财。”在此之前,她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性病游医、虚假广告的第一手资料,并写出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高耀洁列举了性病游医骗人的真实事例,介绍了正规医疗单位的性病专科被游医垄断的详情。最后她写道:长此下去,我们河南将成为“性病大省”,郑州将成为“性病大市”。她的话直接促成了以游医为对象的整顿医疗市场行动。   对儿女永远的愧疚

  高耀洁说,现代社会与我格格不入。这应该和她的经历相关。

  1927年,高耀洁出生在山东曹县的一个大户家庭,这个13代都是地主的大家在当地很有些威望,今天的“高新庄”的名字便是因高家世代居住而得名的。与高新庄相邻的梁堂村党支部书记张荣桂说,那时这里的地都是高家的,在这里,高耀洁在曾是前清翰林的外祖父的关照下,进了私塾。   1939年,为了躲避战火,高耀洁的父亲带着子女举家迁往河南开封,所以至今高耀洁仍然是一口标准的开封口音。

  “我是一个聪明的人,高二的时候我参加大学的招生考试,平均分是65分。”本想读中国文学的她最终选择了河南大学的医学院,只是因为负责招生的人在看过她的手后说,这双手不学医学可惜了。那天,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是小脚,高耀洁穿了一双35码的球鞋。

  1953年,本应秋季毕业的她,因为政治学习的安排,离校的时间延迟到12月3日,她成了省直职工医院的一名妇科医生。

  1966年6月6日,山雨欲来时代的开始,高耀洁被调离临床一线,到太平间工作。作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高耀洁参加了赴天津的参观团,因为在大沽口炮台照的一张照片,她被扣上了妄图复辟的帽子。此前,她已被揭发为“杀人不见血的刀”——作为一位知名妇科医生,她常做流产手术。再加上她的出身,很多年,高耀洁的生活如履薄冰。

  1974年4月12日,高耀洁解放了,来到了河南中医院附属医院。在那之后的十几年的春节,高耀洁都没能完整在家呆过,不是在单位值班,就是在病房陪着病人,以至于孩子们回到家里,总是先叫爸爸。曾与她共事的医生这样评价她,“她不是一个随和的人,几乎和每个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也很少出现在办公室里,更不会参加大家的活动。”高耀洁说,我没有什么朋友,和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很少往来,读书和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拼命,我宁可在病房也不在办公室里和人聊天或者打毛衣。那时是高耀洁体重最轻的时候,只有70斤。

  高耀洁是好医生,但可能不是好母亲。

  在高校担任副教授的儿子曾对她说,“妈,今天的社会已经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了。”一个月前的搬家给了母子一次交流的机会,儿子哭着说,“我这一生从你这里得到的只有灾难。”高耀洁流着眼泪,“‘文革’开始时,只有14岁的孩子因为画了一张画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为了能把他投入监狱,孩子的年龄被改为19岁,其实就是因为我。”

  一个特殊年代永远翻过去了,高耀洁在儿女心目中的形象却没有变化。

  在她1998年上书整治游医后,女儿郭炎光首先受到牵连:作为河南某医院皮肤科医师,郭炎光所在的科室也被游医承包,并在随后的全省清理整顿中被有关主管部门赶走。医院损失了承包费,郭炎光也没法呆下去了,“女儿回到家中要自杀,我想给她调个工作单位,省里的领导也同意了,可是一直没着着落。”   如今,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于2001年随丈夫去了加拿大,一个已不在临床一线工作。

  老人计划的身后事

  年过古稀,谈起身后事,高耀洁很平静,她想把“事业”和所有的资料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待选的是复旦大学教师高燕宁和北京大学李冬丽博士,因为她相信,他们会继续做下去。

  6月14日,我们留在高耀洁家吃午饭,老伴忙了一中午,在平常高耀洁是不下厨房的。豆角、别人送的烤鸭、还有每人一碗的菜汤,因为习惯不同我们的胃口都不太好,高耀洁说,这些餐具被很多艾滋病患者用过,但你们不用紧张。

  这天下午,郭明久与前妻的一个儿子带媳妇来看他们,高耀洁坚持把家里的唐三彩给了儿媳,还要他们拿着一个花瓶,儿媳没要,高耀洁有些遗憾地说,这可是钧瓷的……

  6月15日一早,我们和高耀洁同车出发,从中牟县、开封市、兰考县、商丘市、夏邑市、永城市一路过去。为了不让老伴担心,她趁老伴出门买菜的时候溜了出来,出租车的后备箱被她带的物品塞得满满的,那里有十几双旧鞋子、一包麦片、一斤大白兔奶糖,还有共计四期2200份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30本《艾滋病性病防治》,两本《鲜为人知的故事》。鞋子被她沿途抛下,她说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会拾回家,糖留给了永城的4岁艾滋病患者伉伉,那些书和资料她交给了伉伉的爸爸,希望她能代她做些宣传。

  车上,高耀洁不断往嘴里塞些小饼干,她胃部的五分之四在1967年被切除了。司机王宝才夫妇给我们的包车价格并不公道,高耀洁说,“现在愿意到下面的车子并不多,这个司机的车子我一直在用。”

  这个下午,高耀洁在伉伉的床上睡着了,这时的她才更像一位77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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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友评论:

  搜狐网友 发表时间: 2003年07月10日16时25分 IP地址: 61.151.252.★
  我非常尊敬像高奶奶这样的人,但也悲哀地意识到他们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中国人真的很可怜,当然还有非洲人。善良的人们同情我们,而很多人会认为拥有巨大人口的劣等民族死一些人对地球来说也许是件好事。正如高奶奶所说,很多人根本不配被称为人。

  搜狐网友 发表时间: 2003年07月10日16时07分 IP地址: 61.128.125.★
  向高耀洁先生致敬!为何在中国做点好事这么难。

  搜狐网友 发表时间: 2003年07月10日15时17分 IP地址: 218.11.95.★
  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政府感到羞愧!

  搜狐网友:法律 发表时间: 2003年07月10日14时47分 IP地址: 211.97.241.★
  无辜受害者应起诉政府不作为!

  搜狐网友 发表时间: 2003年07月09日23时04分 IP地址: 217.45.204.★
  呼吁全社会来支持高大夫这样的有识之士,呼吁政府放下面子,全力支持防AIDS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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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调查
1、你认为我们防控艾滋病这项工作应该怎么做才好?
大力弘扬“民间防艾”精神,鼓励更多人参与民间防艾。
我们最好远离艾滋病患者,像高耀洁那样做很不安全。
应该由政府来牵头做这件事,现在防艾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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