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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9月8日的光明网上，再次看到关于“李昌平事件”的报道。我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陷入对这个人的悲壮命运的沉思。 一位经济学硕士、身为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的人，就因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为当地农民说了真话，讲了农村的实情，就遭到冷遇和打击报复，不得不远走他乡，飘泊江湖，实在令人震惊、感慨万端！ 据报道，2000年3月上旬，李昌平在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说：“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接着，这位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经济学硕士在4000字的长信中用数字和事实向朱总理反映当前农民负担太重、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农业生产凋敝以及“浮夸风”等问题，提出要“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等建议。4月1日，中央调查组没有找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洽，走访村民，发现情况比信中所反映的还严重，他们感到奇怪和愤怒：地方怎能把中央的政策当成儿戏？可是，稍后来自地方的庞大调查组，却使李昌平陷入尴尬的境地。……可想而知，一个“越级”反映情况和告状的人，在当地还有好日子过吗？李昌平清楚自己的处境，无奈之下，走为上策，到南方“打工”去了。 我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认真地调查研究一番，看一看在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之内，有没有与李昌平相类似的情况。依我看，哪一个领导机关、哪一位领导同志这样做了，那就是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实际体现。 我还希望，我们思想理论界的同仁，好好地研究一下李昌平的这个案例。我认为，这个案例实在是够典型的了。我们大家在探索解决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与实践诸多问题的时候都特别注重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之研究，那么我想，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了很多： ——37岁。多么好的年华呀！正当年！“年富力强”！ ——17年的乡镇工作。在青年干部中，能有这么长的基层工作经验，难能可贵。 ——学位：经济学硕士。至少在我所调查过的整整20各省和自治区的广大农村，拥有“硕士”学位的干部，寥寥无几。 ——“深切同情”农民的乡党委书记。昨天是农民，今天是党委书记，并不鲜见。然而，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昨天，与乡亲们“称兄道弟”，今天，却是“官气”十足，“土霸王”一个，哪里还有心思“同情”（更不用说“深切”同情）那些仍然为生存而拼搏的农民大众？此等人士，绝非个别。 ——“含着泪水”给总理写信。身在“官”位，替老百姓办事的基层干部的确很多，但能够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冒着被排斥和打击的危险给上级领导机关写信者，少；为“众人之事”，直接给共和国总理写信者，更少； “含着泪水” 为百姓苦难而呼号者，少上加少。 相比之下，李昌平同志可谓是“人才难得”，遭此厄运，实在令人心痛。 兹根据有关情节，我提出以下主张： 其一，彻底清查，揭开“内幕”。由有关上级领导机关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彻底查清李昌平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要查清楚当初中央调查组走了之后，地方上来的调查组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不可告人的“背景”？是谁人提供了何种“线索”导致县检察院的介入（调查所谓李昌平的“经济问题”）？后来的李昌平，为什么成了“矛盾的焦点”，以至不得不出走他乡？“内幕”应该揭开，“铁幕”必须打破！ 其二，向“打招呼”者讨说法。无奈之下，李昌平远走深圳，在蓝田公司任总经理。但是，好景不长，2001年1月，再度辞职。原因是：原来李所在的荆州市的有关领导发现他在蓝田公司，便向蓝田公司的老总打了“招呼”；只因蓝田的基地在荆州，李为了不让老总为难，不给公司找麻烦，只好离开蓝田，到一家时政杂志社当了记者。那么，我们有理由要求荆州方面给个说法，向蓝田“打招呼”，意欲何为？难道非要把讲了真话、揭了当地“短处”的李昌平置于死地而后快吗？ 其三，“官复原职”。综合地看，像李昌平这样的干部，既有学历，又有能力，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比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即使到了南方的今天，他仍然念念不忘监利螃蟹销路不好、应该推行养黄鳝，还是一心想开发家乡丰富的“水产资源”），实在太少。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农村最为缺少的，就是这类干部（真正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也很缺乏，但相形之下，更迫切需要的则是“德才兼备”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我看来，只要可能，官复原职，哪怕是一天也行，意在“拨乱反正”。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我的上述三项主张的基本点和根本意图，就是四个字：“取信于民”！ ——试想，一个人满怀激情地讲出了真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最终导致一个地区改革的深入发展，并收到了实效，广大农民也得到了实惠，不说是“有功之臣”（即使不予以“重奖”，但“口头表扬”的资格还是足够的了），起码也不是“罪人”吧！然而，李昌平今日之悲壮命运，实在是“好心不得好报”。如此“世道”，令人齿寒。平民百姓，看在眼里，想在心上，长此以往，“信仰危机”。——此等“症候”，一旦形成，且扩大开来，纵有“神仙”下凡，短时间内也难“治愈”。 ——再说了，又是“硕士”，又是“书记”，又是给“总理”写信，信的内容也得到了中央调查组的确认，朱总理还在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可最后的结局，写信者几乎成了“流浪者”（笔者本不想用这个词，但又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字眼儿，而且，他比一般的流浪者还不如，一般流浪者通常承受的是生活上的压力，而我们的主人公所承受的却是人们最害怕的“政治压力”），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到底是在向谁“挑战”？所有这一切，又将在普通人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之大，地域之广，党政机关门庭之恢宏，大小官员数量之众多，司法机构完善，纪检部门林立，大众传播媒体又是那么日趋现代化，——到头来，我们连一个应该加以“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住，那么，我们还能指望“父老乡亲”们背地里说我们的“好话”、喊我们“万岁”吗？别的我不敢说，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如此下去，敢于讲真话的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而决不会越来越多！ （网友：华中师范大学 王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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