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华西村换帅背后

　　南方周末：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

　　在今年这个酷热难当的夏季，吴仁宝终于可以歇一下了。在做了48年华西村的当家人后，在华西村7月党代会上，其位子由其四儿子吴协恩接任，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决定退于幕后。

　　十年前，同样是夏季，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以另一种方式“退隐”，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被判处二十年监禁，自此后大邱庄“首富村”的神话不再延续。

　　与华西村、大邱庄齐名的还有河南的南街村，在这个夏季，依然有不少年轻的观光客来到村里，他们在“东方红广场”上，在十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诞生了一批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样的明星村庄。它们如此耀眼，以至于观者云集，溢美之言无数；它们又如此独特，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发展之路迥然相异。

　　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的时候，它们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时，它们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时，它们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它们还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

　　问题的复杂在于，它们在这样的模式下，在经济上却创造出了(或曾经创造出了)“奇迹”，产值获得了数千倍甚至上万倍的增长，农民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都可以得到集体资金的保证。

　　对于明星村庄很难说它们有没有更好的道路选择，也许历史是一种必然。五千年的农业传统，最近四五十年的政治经历，一个民族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产生的这些明星村庄，很好地反映了自身的政治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