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施晓亮/文

　　1月17日，在长江岸边的一张大床上，我半年来第一次甜甜的进入了梦乡。

　　半年前自驾车从平均海拔接近5000米的“生命禁区”西藏阿里挣扎过来，我得了严重的失眠症，每天晚上只有三四个小时断断续续的睡眠，一个接一个模糊不清的怪梦，醒来却什么也记不清。大夫说，这是因为在空气极其稀薄的高原呆时间长了，数以亿计的脑细胞缺氧死亡，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慢慢恢复。

　　现在我觉得那些脑细胞并未完全死亡，只是缺氧休克，从“朝九晚五”重新回到路上，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下子激活它们。

　　晚上依旧有梦，如电影胶片一般清晰，无一例外是有关这两年来路上的人和事。

　　梦中最清晰的几个人物，是我一路上遇到的几个女子。

　　一、摩梭姑娘七斤

　　七斤是泸沽湖畔里格半岛一个漂亮的摩梭姑娘，因为家贫等原因，刚读完小学就辍学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遂萌生资助她复学的想法，并上窜下跳地跑乡里，跑中学为她办理复学手续。虽然这一努力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但七斤和她妈妈因此认定我“是个好人”。在我离开泸沽湖前，七斤把摩梭女儿订情的银镯戴在我的手腕上，并把她的初吻给了我。我不知这是不是这个女孩的初开情窦，但“我给你生个儿子吧”这样的话从一个16岁的女孩嘴里说出来，我心里没有冲动，只有感动。

　　我的那篇《七斤，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摩梭女孩》的文章，引起了朋友们的极大兴趣，“到底和她走婚了吗？”常常有人这样问我。

　　那篇文章是我《泸沽湖畔，最后的摩梭村寨》组稿中的一篇，在我离开里格村时，这个摩梭村落正在受到旅游的围剿面临举村搬迁的噩运。我相信我看到的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摩梭，她们“男不婚女不嫁”的走婚文化，完全是建立在感情（起码是好感）的基础上，绝对不是像有些导游说的“勾勾手心就上床”那么随便。

　　但我没想到，离开泸沽湖后，我和七斤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路上，隔三岔五地会接到七斤的电话。我不接，再给她打回去，这样她就不会花电话费。汉语不是她的母语，她话不多，总是讷讷地说“我想你了”，我则给她大略说说“我到了怒江大峡谷了”“我到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了”并描述一番“这里有凤尾竹，有大象，有孔雀”等等。她听完后惊叹几句，接着会说“我想去找你”，我以为是玩笑话，也就说“好啊，我快到西双版纳了，我在那儿等你吧”。没想到她竟认了真，过两天打电话来问去版纳怎么走。她妈妈也在电话里说：“七斤真想你想得睡不着觉，就让她去吧”，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一再强调路途遥远、需几次换车，怕从未出过门的七斤途中会被人骗，“只有从丽江坐飞机最安全”，我以为昂贵的机票会打消七斤和她妈妈的想法。

　　不料，很快就接到七斤妈妈的电话：“过两天我让七斤她爸爸陪她去丽江，买到飞机票就会给你打电话，你去机场接她吧”。

　　从未离开过泸沽湖的七斤一下子飞到版纳，出机场时兴奋得小脸红朴朴的。我开玩笑问她：“真的是想我想得睡不着觉了？”她羞涩地点点头，我又问：“你妈妈让你来给我生个儿子？”她点点头，脸红透了。

　　吃着傣家的竹筒饭，七斤告诉我：摩梭女孩13岁“成丁礼”后就算成人了，妈妈会尊重女儿的感情选择，并私授一些做女人的经验。

　　晚上，七斤跳进我给她放好的一大浴盆热水中，边洗边玩，不时会好奇地问我浴盆边上那一个个小纸盒是做什么用的。我半躺在床上听着浴室里哗哗的水声，不勉有些心猿意马。良久，七斤光着就出来了，蹦蹦跳跳的，光滑的胴体刚刚开始发育，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她一下钻进另一张床的被窝，嘻嘻哈哈地冲我说着从泸沽湖到丽江，从丽江飞版纳一路上的见闻，接着又一首一首地唱着摩梭人的民歌。说着，唱着，小脑袋一歪，睡了。

　　望着灯光下一尘不染的一张童真的脸，心里一丝别的想法都没有了。

　　七斤跟了我9天，从版纳到红河，一直到昆明。我把她送上去丽江的长途班车，把她托给临坐的一位解放军战士，请他到丽江后把她送上回泸沽湖的班车。七斤有些恋恋不舍，我则开玩笑说：“你太小了，要给我生儿子，等你长大一些吧。”七斤当真地说：“说好了，拉拉勾吧！”

　　从云南回到山东，忽然有一天接到七斤妈妈的电话，说一个深圳老板跟七斤说，到深圳找他打工，一月可以挣到几千块钱。“我怎么也劝不了她，七斤只听你的，你劝劝她吧！”通了近一个小时电话，七斤最终听了我的话，可我知道，跟我走的那几天，这个女孩见比泸沽湖大得多的世界，心已经大了。

　　三个月后，我从山东到丽江，取了寄放在那里的三菱车，准备开始第三行程。进藏前，我忍不住开车去泸沽湖看七斤。出乎我意料的是，才短短5个月，里格半岛已经面目全非，沿湖一侧全是酒吧、客栈、卡拉OK，还有更多的人家在大兴土木，将家居改为商用。七斤对我依然很热情，但不再跟我谈及走婚，说的最多的，是如何多挣点钱，把家里建了半拉子的祖母屋盖起来。

　　前不久，接到七斤久违的电话，绕了一大个弯子后，她吞吞吐吐地说：“......家里今年要盖屋，缺几千块钱，你能不能......”放下话筒，我心生感慨，我记得当初在版纳，我给她机票钱，她坚决不收。

　　里格村变了。等七斤18岁时，她肯定也不是现在的七斤了。

我与七斤在泸沽湖畔

　　二、“正处女”老彭

　　老彭是我在泸沽湖“拣”的一位大姐。当时我开着新闻采访车在湖边与她擦肩而过，她立即就冲我大呼小叫起来——这辆花里胡哨的三菱车她在《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见过的。

　　彭大姐，北京人，外交部官员，德语翻译，曾驻西方某国使馆多年。刚回国，有一个月休假，就背起行囊，游历于千山万水之间。听说我接下来要驾车进怒江大峡谷，彭大姐就问能否让她搭一程顺风车。

　　车上多了这么一位见多识广，能侃善聊的北京大姐，多了很多欢乐。

　　“我叫彭方千，叫我老彭就行了。”不到半天我们就给她起了绰号，来源于她自己讲的故事：“外交部发工资，工资袋里都有一个机打的小纸条，上面依次是姓名、职别、性别、年龄什么的，我是正处级，一念：‘彭方千正处女’·····”我们都笑喷了，以后就没大没小地叫她“正处女”，直到今天，我们通电话，还是这样直呼。

　　“正处女”的笑话很多，都是亲身经历的。在遇上我们之前，她跟路遇的一个上海女孩结伴去香格里拉，是夜，香格里拉寒气逼人，想找个温暖的地方热乎乎撮一顿，远远瞧见一饭店招牌上画着一个硕大的火锅，两人不由分说推门而入，嚯，大厅里热气腾腾，坐无虚席，一桌桌吃得热气腾腾，人气很旺的样子。哎，不对呀，怎么一个女客也没有，而且所有吃客都抬起头，用惊诧的目光盯着她俩看，连服务生的目光也不太对劲。这是怎么了，走错地儿了？疑惑间退出门外，再抬头看那招牌，俩女子大笑而逃：“壮阳宫火锅城”！

　　老彭说，外交工作有着严明的纪律，人的个性很受约束，因此她愿意把几乎所有的假期都交给自由自在的旅途。很可惜，这样的自由总是太短，跟车不到十天，老彭恋恋不舍地要回京了。告别宴会上，我无意中提起自己在北京的住处，老彭突然说：“施晓亮，你让我找得好苦！”原来，去年她借调到国务院新闻办，帮助筹备“德国柏林亚太文化周中国主宾国”展出事宜，通过新闻办的朋友得知我有青州龙兴寺的详细资料及照片，就辗转联系到我，我们有过多次电话交谈。展出结束后，她要把资料寄还给我，拔打我住处的电话却已人去楼空。“世界就是这么小，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相识、相遇！”我和老彭都无限感慨。

　　结束云南之行，我几次到北京，老彭都尽地主之谊请客吃饭。平时通电话也我还是没大没小地喊她“正处女”，她也时不时地发来邮件问候一下。在我此行出发之前，忽然接到老彭的手机短信：“我将去驻津巴布韦使馆呆2年，南非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本来部里要派她去欧洲，她却非要抢着去别人避之不及的非洲，我很理解她，因为一路上她不止一次说她向往三毛笔下的撒哈拉，羡慕只身徒步非洲的范春歌。

　　1月18日，我在赶往景宁畲族自治县的路上收到老彭的手机短信：“出国前我有一个月假期，不知你的车上还有没有空位，我还想再搭你一程顺风车——正处女”。

在怒江大峡谷著名的老姆登教堂里与神职人员交流

　　三、美国作家田大娘

　　一头银发的美籍作家“田大娘”虽然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几年了，但还能说一口地道的青岛话，就凭这一点，我们娘俩就一见如故。

　　在泸沽湖里格村扎西家遇见田大娘时，她正在为国内一家电影厂写一部有关摩梭人的剧本。我们娘俩聊得很投缘，从摩梭文化的保护，到摩梭走婚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什么都谈。我想资助七斤复学，她也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并且与我一道不辞劳苦跑到乡里争取为七斤恢复学籍。

　　混得熟了，我们就开田大娘的玩笑，您这个年纪，还魅力十足，一出来就云游半年，你美国的老伴能放心吗？

　　田大娘说，我老伴比我大十几岁，已经完全是个样品了，他一个月就出来两次，一次开车向左，去取他的养老金，一次开车向右，去超市买够一个月的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静静地打发日子。

　　夫妻俩已经很难交流了，早就没有性爱交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越来越难以沟通，文化观念的差异像鸿沟一样难以填平。

　　“我的观念已经接受不了中国老头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国的中老年人都变得神经兮兮，顾虑重重，什么也放不开；可我也没有开放到找中国小伙子。”因此，当美国职业摄影家约翰出现在里格村时，田大娘兴奋得叫到：“My God!我这几天正想这寂寞的旅程中要是出现一个风趣幽默的美国老头该多好，想着想着，老天就给我派来一个。”

　　约翰这老家伙是专给《国家地理》之类的刊物提供图片的职业摄影家，已经若干次来红色中国了。这个年近七十的美国鬼子，一句汉语不会，却敢在辽阔的滇西北独行数月。钦佩他的同时，也能想像得出他途中的孤独。这老家伙与田大娘见面不到三分钟就夸张地赞美到：“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士！”就这句不花钱的话把咱田大娘哄得跟十八的初恋少女一样。泸沽湖畔时常能看到她挽着老鬼子的胳膊漫步的身影，脸上还泛着少女的潮红。

　　那天，田大娘提议我们去泸沽湖北面永宁乡洗温泉，那里至今还保留着男女同浴的摩梭习俗。见我们其中有人扭扭捏捏，田大娘说：“人一生得尽量活得自在、快乐，我是这几年才悟出这个道理，你们可不要等到像我一样老时才明白啊！”

田大娘与美国鬼子约翰：约翰通过田大娘翻译与我沟通，说他很喜欢我一路拍的照片

　　四、深圳美眉祝捷

　　祝捷是我在香格里拉拣的深圳美眉，当时她独自一人已经在滇西北转悠大半个月了，一双包裹在磨得发白的牛仔裤里的长腿，娇好的身材与背上那个硕大的背囊看上去十分夸张。听这个小女子淡然说起独自徒步虎跳峡、野外露营的经历，我们几个男儿不由得刮目相看。得知我要开车进藏，她立即半撒娇地央求我让她搭车同行：“我能吃苦，能干活，可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没有理由拒绝。而她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即打电话给她的老板：“我要进西藏，再请两个月假......您要是觉得为难的话，就算我辞职吧。”

　　车上有个美眉，不仅能带来身心的愉悦，而且能让人不自觉地精神起来。三菱车内不再窝窝囊囊，我和弯豆也不再整天不洗脸不刷牙，经常会偷偷检查一下衣服是否褶绉了。

　　女人的品味往往表现在一些细节上。我常常把唐师曾的赠语“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挂在嘴边，但经常是能够承受却不太会享受。祝捷话不多，但她一些默默的行为却常常让我从内心惊讶：在阿里高原无人区奔行几百里、疲惫地安营扎寨之后，我急不可待地把自己扔到睡袋上，而她却会先把小小帐蓬内安排得井井有条温馨如家，然后从背囊中取出那个小巧的液化气灶，烧上一小锅热水，冲几杯香浓的咖啡，以悠闲的CD音乐为背景，邀我们共同品味一番。

　　喝剩的饮料罐，吃剩的瓜皮果壳，我都会习惯地随手丢到车外。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祝捷这时总会轻声地喊我一声，伸手接过这些垃圾，放入一个她早就准备好的方便袋里，等到进了县城，她会跑很远去找垃圾箱。我对她这种“做秀”很不以为然：“你扔进垃圾箱，他们还是把垃圾箱里的东西乱倒。”她不反驳我，但拣拾垃圾的恶习有增无减。在珠峰大本营她竟然拣了几大袋，一股脑都塞进车里，我终于忍不住发火，美眉默默地抹着眼泪，把垃圾袋放进自己的背囊里！弄得我在一旁不尴不尬，只能暗自反思自己的言行。

　　现在，即使是在家里，我也会自觉地把吃剩的果壳、用过的电池分类处理。老婆感到很奇怪：“啥时学好了？”

　　在阿里祝捷就和我约好，再往南行时给她留一个座位。我知道她这不是开玩笑。而她回去找到一份工作，只是为了挣够南行的旅费。我确定出发的行期后，她立即就向老板递交了辞职报告。提前赶到浙江等我的十来天里，她一个人背着大包辗转于周庄、乌镇、西塘，住在几百年的小姐绣楼木屋里，睡在老旧的花床上，端一杯香浓的咖啡，捧一本厚厚的书。

　　我与祝捷在赛木里湖



在阿里，经不住解放军同志的热情，祝捷一杯酒下肚，立即不醒人事，亲人解放军立即展开一级救护。醒来后我告诉她：“门外一个排的战士排着队等着给你做人工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