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陈芳 快报特约评论员 肖余恨

　　快报近日连续报道了明孝陵下马坊三组石刻因宁杭公路拓宽被逼要搬家的新闻，国家文物局给予了高度重视。

　　快报近日连续报道了明孝陵下马坊三组石刻因宁杭公路拓宽被逼要搬家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家文物局对此事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有关下马坊的迁移方案早在申遗之前就已拟定出来，目前已经提交省级文物部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

　　令人疑惑的是，既然迁移方案早在申遗之前就已拟定出来，为什么到快报报道之前为止，国家文物局都不知道此事，而与此同时，挖掘机却已经挖到了下马坊的脚下……在国务院的批复出来之前，下马坊三组石刻是否搬家仍是个未知数，但通过这次“石刻搬家风波”，我们却可以发现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很多不足。对于拥有众多古代文化遗存的南京来说，认识到这些不足，并在今后自觉予以改进，也许比“下马坊三组石刻搬家”事件本身更有意义。

　　事实上，下马坊石刻搬家风波已经不再是个孤立的现象，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文物保护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纷争折射出的往往是功利心态和文物保护体制上的难题。在南京拥有了“世遗”后，如何进一步克服功利心态，理顺保护体制，就成了一个新的课题。下面的两篇文章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申遗”是……还是……

　　是旅游筹码还是保护文化的历史使命

　　就在人们沉浸于中国新添明孝陵等三处世界遗产的喜讯时，一则关于“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将再建新坝”的消息近日传来。面对日趋严重的遗产隐患，不少专家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争抢申报世界遗产时，是否还记得“申遗”的真正目的？

　　争先恐后：申报热潮“涌”中国

　　江南古镇周庄、同里，浙江余杭、桂林漓江……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申报世界遗产工作。

　　让人类共有的财富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保护，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初衷。上世纪末，当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古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时，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才知晓，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可以有巨大的旅游品牌效应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已有百余个单位申报世界遗产，有49处申请项目已被列入“预备清单”。仅安徽古村落的申报成功就引来上百个镇、村群起而效之；云南每年由政府投入数百万元开展申报工作；陕西全民动员矢志成为西部遗产大省。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各类遗产一国一年只能申报一个，所以国内多数项目都在“排队”静候。

　　为保证申报顺利进行，申请单位往往要做好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拆今护古”、斥巨资改善环境等举措都是必经过程。在已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颐和园、泰山、武夷山等景点景区，都曾经痛下决心拆掉了大批与世界遗产要求不符的建筑。世界遗产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表示，世界遗产既是古代文明史的见证，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的标志。“我们不要限制申报，但必须明白一点，申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还是拿去开发赚钱？”

　　杀鸡取卵：遗产不能承受之重

　　实践表明，仅仅强调“申遗”成功的保护义务，虽然可以高屋建瓴地对商业开发大加斥责，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陷入尴尬。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焚，乐山大佛旁塑建“巴米扬大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地方重开发、轻保护，滥盖楼堂馆所，乱搭电梯索道，大建人造景观，严重破坏了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专家强调，当前遗产保护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管理者的认识错位上。一是功能错位，世界遗产的功能主要是文化精神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二是性质错位，将世界遗产等同于一般旅游资源；三是空间开发错位，在保护区内搞经济开发、旅游开发。我国已有“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等14处世界遗产受联合国监测，有的已处于“病危”境地。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十分忧心，“以损坏或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变现’经济效益，长此下去，很可能无法通过联合国六年一次的检查，而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体制不顺：破坏性开发何时休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都是国家立法，国家直接管理。然而，由于现存体制的缺陷，我国既无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又无一个权威的、全国统一的遗产管理部门，导致政出多门，交叉管理。如文物单位由国家文物局管辖，国家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管辖，国家森林公园属林业局管，国家自然保护区又分属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地矿局等管理。

　　“‘国宝’名义上是国家管，但这种大而统的风景名胜资源所有权与实际支配权的纷争，使得各部门在行使管理权时形不成合力，一些地方政府在遗产保护中往往忽视景区的整体性，出于地方利益为开发商的‘破坏性’投资大开绿灯。”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李迪华直言不讳。

　　无法可依和权责不明，加重了管理的随意性及长官意志。一些地方管理部门，套用开发区的相关法规来管理世界遗产；有的擅自改变遗产地管理体制，将遗产地划归旅游部门，捆绑上市或租赁经营，致使遗产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全国人大代表、丽江行署专员和自兴认为，长期以来，决策失误的当事人往往以一句轻飘飘的缴学费搪塞，或做个检查、受点批评敷衍了事。违规行政造成的损失，则全由国家来“埋单”，这正是长期以来某些地方政府盲目决策、瞎指挥、违规行政不绝的根本原因。

　　专家呼吁，当务之急是制定世界遗产保护法规，成立直接管理世界遗产的权力机构，设立国家遗产基金，依法严格管理世界遗产。对这些不断上演的破坏性开发，要让有关部门和责任人为随意行使权力，随意规划付出巨大代价，这样才能惩前毖后。

　　早知今日搬迁当初何必“申遗”

　　庆祝明孝陵“申遗”成功的焰火还在依稀地照耀着幸福的南京城，南京市有关领导的“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有关部门将更好地保护明孝陵”的表态言犹在耳，竟然传来了这样的消息：因为需要扩建早已“规划”好的宁杭高速公路，明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马坊”石刻群面临不得不搬家的窘境。(详见《现代快报》近日连续报道)。

　　近年来，世界遗产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在国内形成一股“申遗”热潮。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申请和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很多，而就整个世界来说，更是“高手云集”竞争激烈。因此，南京明孝陵能够脱颖而出，足见其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申遗”成功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承诺。因为世界遗产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遗迹或自然资源景观给予的一种极高荣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初衷应该首先是弘扬、彰显本国的历史文化，而更为重要的含义是保护。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明孝陵“申遗”工作小组组长贺云翱的话来说，“明孝陵“申遗”的成功，是对这3年来，南京市政府、文物保护专业人员以及社会各界在申报“世界遗产”道路上孜孜以求的最好回报。“申遗”成功后，不仅意味着今后明孝陵要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进行科学保护，同时，这也给南京保护好其他280多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和借鉴。”

　　然而，仅仅为了早已规划好的宁杭高速公路，明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马坊”石刻群就将不得不搬家这一事实，无疑是对南京“申遗”初衷的违背。因为下马坊景区内的3组石刻作为明孝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移动了就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果这样的不幸的事实真的发生了的话，则就不仅仅是一个明孝陵的不幸，不仅仅是南京人的不幸，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对这样的文化遗产进行粗暴的破坏。说严重点，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

　　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质疑一些地方“申遗”的动机和承诺了。就中国目前的文物保护形势来说，并不能令人满意，而与“申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相比较，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申遗到底是为了弘扬文化、保护遗产，还是仅仅看中的是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如果明孝陵“下马坊”石刻群真的不得不搬家的话，则真是一件“焚琴煮鹤”的败兴之举，给人留下的诟病不惟是政府的承诺没有践行，不惟是南京有关部门的短视与急功近利，不惟是政府的诚信令人质疑，更有对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舆论蔑视。

　　在南京，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几起了。无论是玄武湖隧道贯穿古城墙，还是紫金山上的观景台，都曾成为舆论的非议中心，事实证明这些规划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样伤及南京人的利益丢南京人的脸的规划屡屡能够通过，就不能不让我们追问。难道同样的错误还能够不断地犯下去吗？难道下马坊古刻群能够像新街口“孙中山的塑像”一样能够搬来搬去吗？

　　明孝陵申遗，就已经向世界承诺了我们南京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决心，因此，规划必须为此让步，这是一个不容质疑的逻辑。而“下马坊”石刻群搬迁，就是破坏了明孝陵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就是破坏，这也是一个不容质疑的逻辑。任何人在这两点上都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狡辩。

　　值得一提的是，申遗成功并非万事大吉。近日，有一则消息虽未被证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由于过度开发，“泰山或被世界遗产除名”。这当引起南京有关部门高度警惕才是。试问，如果因为操作不当导致明孝陵不幸被除名的话，谁将是南京的乃至中国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