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 毅 王 梓 北京报道　　

　　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0年前，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被勾画出来。

　　10年来，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审视这个“框架”时，不难发现，这仍然是发育程度较低、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如在国有经济、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三农”问题、行政体制、社保改革、市场体系、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以及分配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体制障碍。

　　这些问题有望在本次全会上得到部分解决。这届全会的议程有三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后两项多为人知，而第一项议程的广泛和深远意义同样值得重视。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述职性质”，这实际上就是让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须向选举人和选举群体报告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接受授权者的询问、审查和必要的指示”。叶笃初在9月份的《瞭望》周刊撰文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和一个新起点，是中国为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体制性障碍，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

　　这位今年整整七十岁的老人国庆期间还不忘在老家湖北走访调研，10月9日，叶笃初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说：“基层的干部群众对本届全会充满了期望。”

　　《21世纪》：你最近在湖北考察，不知道你所接触的基层各方面人士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有什么希望呢？

　　叶笃初：我的接触面当然有限，但从我接触的地方领导、老干部、下岗职工、亲戚朋友等多方面来看，大家对这次会议都寄予很大希望。这些希望包括中央强调的党内民主，加强监督，以及要让群众得到实惠，解决当前与群众最密切的一些利益问题等。

　　《21世纪》：最近你在《瞭望》周刊撰文，将此次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定性为“述职”。那么，它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央政治局要就自身履行职责的情况，主动向中央全会汇报，以此接受全党的监督呢？

　　叶笃初：“报告工作”的性质是综合的，是几个方面的结合。着重点还是对今后工作的指示、展望、部署，做出一些必要的说明和调整等。但是，加重了述职，就是加重了回顾工作、总结经验的分量。

　　严格意义上的报告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述职性质，既有回顾总结工作的内容，又有前瞻指导工作的内容。这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体现，是民主集中制根本原则在党的委员会制度中的具体应用。

　　把报告工作主要定性为述职，以区别于单纯发指示、作动员的主题报告（在实践中可以分别进行，也可结合起来），在重心上适当移到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审查和获得批准与授权方面，这完全符合中共十六大所确定的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的精神。体现了更好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和更好地加强党内民主和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监督的精神。

　　《21世纪》：从历史上看，这样明确地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列为中央全会的一项议程，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制度化措施的开始呢？

　　叶笃初：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十六大提出了“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的任务，那么，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郑重安排报告工作议程，无疑发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着手改革机制体制的任务正在有序付诸实施。

　　报告工作成为这次会议的第一个程序，在内容上则涉及到制度安排。这个制度表现就是要听取工作报告，对准备做出的决议作出充分的讨论，最后做出决策。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我觉得是这些年来的一个先例，做了一个榜样，以后应朝着这样方向继续丰富和全面发展。

　　《21世纪》：但也有人认为此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只是个程序问题，你认为呢？

　　叶笃初：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看。我们之所以很重视这种安排，是因为它的意义不仅是程序，而且是制度，不仅是形式，更是内容，不仅是孤立的文件本身，而更体现了党中央作出示范的作风和“章法”，是在党内加强民主，增强活力的一种努力。这样才能显示出其中的分量。

　　《21世纪》：中共党章规定，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这是否意味着一旦“报告工作”成为制度，地方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要向全委会报告两次工作？这样的制度又是如何在地方推开呢？

　　叶笃初：1996年4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首次以法规的形式明确具体划分全委会和常委会的职责。全委会应“听取和审议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对常委及其成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议”。

　　据我了解，在上面提到的条例出台后，全国一些地方党委已经这样做了。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因其组成人数较多，有广泛代表性、群众性，集合党内各方面的智力资源，自有其天然的联系群众、集中智慧的优势。

　　十六届三中全会列进报告工作议程，显然意在凸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根据党章原则，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实现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

　　而报告工作的具体内容，自当以所承担的职责义务为标准，覆盖包括政治、组织、公务和廉政等。依此，在条件成熟的基层单位，例如城市社区、农村乡镇以及大型企业、事业单位也是这样办理，不但会对党内民主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将大大推动着人民民主发展。

　　至于形成全面的制度，我认为要先有经验再来定规。我们甚至希望有些干部，先不要说很多，先做，也不要求做得很全面，只要坚持。现在做到能做到的，同时你也承诺，你在下一步，如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这人民也欢迎。当然你说空话，不兑现，那就失信于民了。

　　《21世纪》：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保证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你觉得下一阶段加强党内民主的重点是哪些方面？

　　叶笃初：首先是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形成制度化和经常化。当然这是要在党的建设小康的目标方向内的加强监督；其次，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积极性、创造性的需要。对于党员的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乃至检举揭发的权力，涉及党员个人利益的申述和控告的权利都要受到更好保护，这是我们党章有明确规定的。过去由于各种原因做的还有不好之处，现在由于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约束，相对说党员权益就会受到更多保障，这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成良性循环；另外，应该加强对各种法规制度的检查，比如严格检查各级党委对有关党员权益的保障条例的落实情况，现在中央派向各地的巡视组的巡视内容就有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