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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富源煤矿发生特大恶性事故的消息，在“捂”了近10天后，于5月15日起陆续被公众传媒所揭露。
更令人震惊的是《经济日报》5月14日的另一篇报道。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张宝明用“三个没有过”来概括4月份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张局长所说的“严峻性”是指：事故125起，死亡329人。事故涉及6省1市，成批量、大面积发生；死人之多超过了“去年整治前的月平均数”。
煤矿事故卷土重来，且来势凶猛，相隔时间距全国性煤矿安全大整治不到半年，使我们有必要对生产过程之外的原因做一简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而看清隐藏于事故背后、真正该整治的对象与内容。
一吨煤的坑口价格，正常情况下由下列成本构成：采挖成本、国税地税、矿主的合理利润。采挖成本中，除去设备、材料损耗、水电支出、矿工工资福利、固定资产折旧，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安全生产投入。以上各项成本，理论称为生产过程的硬成本，哪一项都不能省却。
但实际上，一吨煤的成本还包括大量收费。除了法定税收，矿主还得缴纳教育附加费、价格调控费、城建费、育林费、救护费、矿管费、工商管理费、暂住人口费等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费。矿主不交还不行，哪柱香没烧到，你就别想挖煤。
另一方面，煤炭市场供大于求，价格战致使一吨煤的利润空间压缩。而矿主投资开矿，本身就图个利润，断不肯做赔本生意。对应利润的双重压缩，原本愿意从良的矿主只得“从恶”———采用“特殊手段”降低采挖成本来保全盈利。
但是，采挖成本系硬成本，其中惟一可被省却的成本，就是减少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发展到极致，甚至干脆放弃投入，以至于多数小煤矿普遍埋下死人的隐患。当然，不能否认，即使没有如此繁杂的税费，还是会有一些黑心矿主尽量压缩甚至放弃对安全生产的投入。
声势浩大的整治虽说投入的行政成本不菲，所得结果却总是隔靴搔痒。因为对于财政拮据的地方而言，与矿主的关系是互相依赖、共荣共存的经济利益关系。前者的税收和税外杂费，都得仰仗于矿主的开矿积极性。而矿主的利润又有赖于地方的“保护”。即便有部分矿主无良，地方从“地方大局”计，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何况，长期的“共荣共存”，早已结成了“官商利益共同体”。而所有这一切，只能以矿工的生命来“垫底”。
财政拮据的县又面临两大共性难题：其一，单一的“黑色经济”，除了有煤啥也没有；其二，县越穷，吃公饷的“公仆”越多。而要减“和尚”，地方说了不算———政改须由上头下决心。正常的公饷远远不够，大伙儿便会以“费”的名义向矿主伸手去要。于是，“劣币驱逐良币”———更多的矿主走向无良，导致恶性事故一波波出现。
如此从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分析下来，在旧体制———旧的利益分配格局未被打破前，单靠行政手段抓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只能扮演“救火兵”。改变煤矿安全现状，功夫在矿外。造成事故频发的真正元凶，不仅仅是无良的矿主，更在于现有的旧利益格局！(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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