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农村中的基层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带头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重要职能是办理好农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带领广大农民发展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然而，近年来，举报“村官”违法犯罪的却越来越多。为弄清这一问题，最近，记者专程赴距上海市50公里的南汇县作了调查，结果不容乐观。 仅以去年为例。2001年，南汇县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共收到群众来信、来访、电话等形式举报“村官”的违法犯罪线索25件，分别涉及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反映“村官”工作作风粗暴等。这些被举报的“村官”有的已被依法诉诸刑律，有的受到党政纪的严肃处理。那么，导致举报“村官”增多的原因有哪些呢？ 为利所动，利用征地中饱私囊 2001年初，大团镇镇南村支书和村主任采用欺上瞒下手法，将位于公路边属于村民1组的四亩多地的使用权，以每亩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上海增丰有限公司。在此次转让中，二人相互勾结，以权谋私，先后在这块地面上各自盖起了一幢三层小洋楼。当年7月，村支书仍不满足，又擅自将另一块四亩多地的使用权以每亩4万元的价格出让给个体包工头高明华作房产开发用，从中大饱私囊。又如大团镇政府下属的镇开发公司，违反土地政策征用了镇南村八十多亩土地，却仅以每亩2万元的价格补偿给农民，仅占国家正规征地补偿的10％，严重地伤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造成村民多次上访。据了解，在25件举报中，涉及“村官”在征地方面以权谋私的，有13件之多，占举报总数的一半以上！ 骄横跋扈，大搞“一言堂” 黄路镇海沈村支书兼村主任倪某，在去年实行农化线改造（实行电话村）和自来水安装等重大问题上，不与村支部和村委会商量，独断专行，预收各农户电话安装费等经费时，不公开开支，完全把村务视为家务，一人说了算。又如黄路镇华治村支书倪卫国在电话机安装、农化线安装上甩开村两委，虚报冒领4000元。还有三灶镇蔡圈村的支书在安装电话时向每户村民多收几百元，安装完后却并不把余资返还村民，占为己有，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据了解，农村中，村支书一身数职，同时兼任村办厂厂长、经济合作社主任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大权独揽，毫无民主作风可言。在被举报的25个“村官”里，只有6人为村主任，而身为一把手的村支书竟高达20人之多，占被举报总数的80％。 依靠流氓恶势力撑腰不容忽视 调查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一些“村官”心术不正，对上奉承拍马以博取领导信任，对下则借助地方流氓恶势力为其撑腰，造成群众极大反感。如海沈村支书兼任村办厂厂长，令其外甥沈卫华为其催讨南汇钢窗厂1.6万元的应收款。沈卫华一伙催到款后挥霍一空，使村办厂蒙受损失。又如坦直镇蒋桥村支书唐某资助3000元给打群架的陆华军，让其出走，以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捕，由此，这位唐支书获得了当地流氓地痞的好感，纷纷表示愿为其效犬马之劳。又如镇南村支书的外甥系当地有名的流氓头目，经常对村民进行恐吓；更有甚者，当检察机关及县、镇两级信访部门召开村民大会，听取村民代表反映情况时，竟有一些人混入会场，监视群众，伺机报复，激起村民们的强烈义愤。 南汇县举报“村官”的现象绝不是孤立的。此前，记者还曾在山东枣庄、河南内乡以及浙江衢州等地农村了解到相类似的情况，说明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略了对“村官”的有效管理和监督。 有关人士指出：“村官”是广大农村中最基层的干部，其廉洁与否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稳固与否。要想解决举报“村官”增多的现象，当务之急是提高“村官”的政治素质，加强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牢固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意识。同时，应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村级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民主作风，对于村里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经集体研究决定，坚决克服“一言堂”的家长作风。此外，各地应重视加强乡镇一级纪检部门的力量，以便可以及时有效地发现并惩处“村官”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问题，把矛盾消灭在基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村官”真正成为广大农民勤劳致富的带头人。本报记者张和平 本报通讯员乔佩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