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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百姓蓝皮书2(四)

  2002年7月8日14:11  北京青年报




  计划生育的政策收益是少生3亿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大贡献。(长屋阳(日本)/图)

  中国百姓蓝皮书2

  本报记者与报告撰写人对话

  人口普查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特定时间按照一定标准对其全部人口进行调查,以取得该国或该地区的有关人口的社会、经济、自然特征的全部资料。人口普查与人口日常登记全然不同。

  我国至今为止共进行过五次人口普查。最近一次是2000年11月1日。

  核心家庭

  指一对夫妇与其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

  家庭与家户是两个相关性很强的概念。但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区别,比如说,家庭更偏重于血缘或姻亲关系,家户则更偏重居住、消费和养育关系。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一方面指的是家庭人口数的逐渐减少,另一方面也指家庭关系的日益简单化。应明确理解核心家庭与家庭小型化之间含义的区别。

  空巢家庭

  子女离开家庭独立居住谋生之后,由留下的中年夫妇或老年夫妇所组成的家庭被称为“空巢家庭”,正像飞禽的子女羽翼丰满飞走后形成“空巢”一样。

  在夫妇生育子女数较多,生育期限较长的社会,空巢化几率较小。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已婚妇女一般要生育5到6个孩子,其生育完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往往接近50岁左右,等她们将最小的子女抚养到成年,往往会接近70岁。在预期寿命较短的情况下,父母亲有时会在最小的子女成年之前去世,而要由“长兄”将其最小的弟弟或妹妹抚养到成年,故有“长兄如父”的说法。所以,当夫妇生育子女数较多时,其来不及“空巢”就可能辞世。

  丁克家庭

  “丁克”是英语“DOUBLE WORKING NOKIDS”的翻译,即新结婚的一对夫妇都在外工作而没有孩子。在妇女的就业率上升得较高时,更多强调的是夫妇自愿不要孩子。

  现在在大城市,就存在相当比例的丁克家庭。

  单亲家庭

  由父亲一方与其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由母亲一方与其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为单亲家庭。如果说原来的单亲家庭是由父母亲当中一方的亡故所致的话,那么,现代单亲家庭则主要由父母婚姻的破裂所致。当然,在西方国家,还有某些“未婚妈妈”生育子女所致。

  老龄化

  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加,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渐缩小的过程,叫做老龄化过程。在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

  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6.95%,这说明我们已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户籍制度

  我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建立于1951年,开端于该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在1955年6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将户口管理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主要指1958年1月由全国人大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因为该条例以法律形式对各项户籍管理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而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所落实的两个“严加限制”,则更将计划经济时期的“控制”行为发挥到极致,因为它彻底地堵住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大门。这两个“严加限制”是: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

  新时期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打破由此铸造的坚固城乡壁垒,消除其二元特征,淡化城市户籍的高附加值,并废除附加于其上的许多不合理功能,如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并以拥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落户的基本条件。

  人口总量对我们的压力一直要持续到2040年或2045年

  记者: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一个数据引人注目,就是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以100名女婴对应的男婴的数值)升高,而且地区间不平衡,广东、海南都比较高。这种性别的失调对未来的危害是什么?

  张翼:的确如此。现在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大约是116左右。在国际上来说,人口出生性别比一般在103到107之间是正常的。我们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就发现出生性别比有了较大的上升。原来是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在上升,现在,市和镇的出生性别比也上升了,这就是结构性失衡。

  性别比的失调所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对未来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婚配问题,即因为在同一个出生队列或同期群中存在男性多女性少的性别失调而形成婚姻挤压。未来农村可能女性的流动比男性要大一点,这时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情况,在农村就可能比城市严重。现在就存在由于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某些农村的婚姻挤压状况。比如西北、四川某些地方的女性到深圳、珠海或者一些邻近的城市去打工,不愿意回去,造成这些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贫困山区的男性找到配偶的难度加大。所以,人口性别比失调将来主要表现为对婚龄弱势群体的挤压。

  记者:国家干预“性别选择”能不能根本解决性别比的问题?

  张翼:发现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国家一直在干预,比如说对B超机的使用,以及对一些江湖医生的处罚等等就一直是在干预,但我认为干预的难度比较大。老百姓自己的生育偏好还有一个长期转换过程,在别的地方也存在这种现象。比如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推行家庭计划过程中出生性别比一度上升得比较快,但城市化水平达到70-80%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与男性的差别就会缩小,她们承担的家庭职责及就业能力也会提高,性别歧视现象会减轻,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逐渐会改变。所以城市化、社会进步以及生产力的提高对出生性别比都有影响。其主要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解决问题。

  记者:从近几次人口普查来看,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为什么人口的峰值还要滞后那么多年才到来?人口总量的压力还不轻松。

  张翼:我们在50年代的时候,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都在一千八九百万,60年代人口每年增加大约2500万,1968年那一年将近增加了两千八九百万的样子,导致现在人口基数很大。

  最近召开的全国人口工作会议上,大家一致得出结论,我们现在虽然是人口结构转变成三低的局面: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但三低存在的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低出生率,高增长量。出生率的进一步降低,会对未来人口的年龄结构以严重影响。原来我们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现在中间很突出,底层在慢慢缩小,高层也在增加。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同,有些人说在1.9左右,有些人说在1.8左右。但总是在降低。总和生育率2.1是更替水平。

  人口总量对我们的压力一直要持续到2040年或2045年,那时城市化可能要达到50%—7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会逐渐开始自觉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现代化中的农村也会转变生育观念,因为城市化进行到一定程度,城市生活的人们的住房压力会加大,孩子的养育成本会增加、人们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也会占更高的比重。这会降低人们对子女的需求动机。另外妇女社会地位提高之后,择偶的观念会改变。她们不会随便找一个男人将自己嫁出去,并依靠这个男人生活,她要首先找到一个工作岗位,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撑起自己事业的支点,然后再选择配偶,这就把婚龄推后了。这会极大地降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上海现在就是人口负增长,北京也已经接近0增长。将来伴随城市化过程的加快,我想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会调整。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今年9月1日实施,对政府和老百姓而言都有益

  记者:提到计划生育政策,无论中外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计划生育将会推行到哪一天为止?

  张翼:2001年底,国家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今年9月1日实施,通过这个法就是要很长时间内稳定低生育水平。

  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说要等到人口零增长的时候再调整,还有一些人主张说,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控制人口,及早实现负增长;有人说将来把我们的人口控制在7亿或者6亿左右的状况比较好。

  我感觉计划生育的政策收益是少生3亿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大贡献,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另一方面,客观上导致我们国家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日本从90年代老龄化的速度就非常快,10年之间从13%增长到17%,正好这十年是日本经济的停滞时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教授在考察日本的情况时就说:由于日本的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青年人口的降低和老年人口的增加,直接导致日本在10年之内经济萧条。所以,如何将人口数量的控制与年龄结构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制定政策,就成为我们在未来必须重视的课题。

  记者: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前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生育”都是作为国家政策,对百姓而言,这个变化有什么不同?

  张翼:法律的出现,对政府和老百姓而言都有益。因为只要是政策,当地政府就可以解释这个政策。而法就只能够由最高权力部门来解释。另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还使人们更多地注意人口问题,而不仅仅将人口控制理解为计划生育问题。最后,生殖健康与知情选择,我们必须依法落实。原来某些地方政府执行计生政策中很可能存在粗暴、莽撞的行为,比如强制性结扎问题等,现在就可能是违法的,因为我们必须在“知情选择”的前提下进行。

  21世纪前40年有两大问题: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20年养老负担重

  记者:未来的中国人口问题中,那些将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张翼:我认为21世纪前40年在中国人口增长到峰值的过程中,有两大问题: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20年养老负担重。

  关于前20年的就业问题:关键是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调节就业人口的工资预期和岗位短缺矛盾,建立协调机制。现在我们普及了9年义务制教育,而中专水平、高中水平的人还比较少。最近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大学扩招了,研究生增加了,甚至博士生的年毕业生人数也在增加。但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普遍提高全民的人力资本,在总体上增加学龄青年的受教育年限。让更多的人接受现代教育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现在世界制造业中心往中国转移,就是因为中国有廉价的人力资源。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就比较大。但随制造业技术密集程度的增加,初中以下学历人口的就业能力就比较差了,而受高等教育的人工资预期额比较高,从最近几年的失业人口上可以看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存在着摩擦性失业。如果能够扩张农村高中的招生人数,让绝大多数初中毕业生进入高中或中专学习,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当前农民工的流动压力,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增加中国人的受教育年限,为未来准备丰富而较为廉价的人力资源,并促使那些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向城市转移。

  后20年的养老问题,由于农村青年人口流动到城市,农村老龄化程度就会增加,另外一方面我国的农村还缺少社会养老机制,解决这个问题难度要比城市大。

  如果从微观层面讨论家庭的养老问题,那么, 由于家庭的逐渐核心化,空巢时期会来得较早,可能45、46岁的中年夫妇就开始进入空巢时期,一直持续到老年。养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是经济供养,第二是精神寄托,第三是家庭劳务。原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来源,但养老金仍然不能够解决家庭的劳务负担问题,也不能解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问题。你如果到过温州,你就知道保姆对空巢老年人的重要性,老人们还要抱怨缺少亲情关系的生活。即使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不是在养老院或老年公寓度过自己的晚年,他们基本都寿终正寝在自己家床上。中国未来老年人的绝对数量是如此之大,单纯依靠社会养老很难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日本现在每年就有40万人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去伺候老人。家庭小型化过程中,我国未来的养老产业将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现在有些人就在盘算老年产业问题,可以说对市场瞅得很准。

  现在民工的概念不是农民工,而是在城市里工作的那些被强制赋予了农民身份人的统称

  记者:近20年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强,未来将呈现哪些特点?

  张翼: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期的流动,主要讲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季节性的流动,是农民工的游击战。到90年代后期,非国有经济发展了,城市为农村人口在城市谋生提供的空间也扩展了,很多流动者不再流动,而转变为阵地战,在城市扎下了营盘,从而也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自9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也增加了,任何人都有可能流动。北京就存在着一个数量庞大的“漂族”。可以说,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趋势。

  因为是流动,无法生根,增加的生活成本也很大,而且城市设施对流动人口并不完全开放。比如说他们得为子女的就学交纳很高的教育赞助费。户籍制度还得改,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那些并不公平的配套制度也应该改。2000年、2001年很多大城市把自己的户籍制度改得更为宽松。但现在看来,对人口的城市化作用还不是非常强。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城市的门槛还很高。

  现在预计,城市化每年会增加一个百分点,现在是36%,到20年后会增加到56%,就有超过7亿的人口在城市生活。那剩余劳动力就必须从农业里面脱离出来,进入到城市,而且农业本身所吸纳的劳动力是很有限的,将来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需要劳动力就越少。

  记者:现在很多时候,民工的工作岗位比以前来说似乎更适合女性。

  张翼:以前我们一提起民工就是男性,是扫大街的,是建筑队的,是卖菜的,是干脏累差的活儿的这些人。现在我们要转变对农民工形象的认识。城市服务业的扩大,女性在城市里找工作的机率就比男性多,在珠海、深圳、东莞等地都是这样,女性民工的人数就比男性多,找到工作的容易程度也比男性大。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市场上,女性在城市里面找工作的概率远远大于男性。

  在新兴城市里,大量工人来自于农村。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增加了。所以现在民工的概念不是农民工,而是在城市里工作的那些被强制赋予了农民身份人的统称。现在,很多民工就从来没种过地,他们上初中,上技校,或接受其他职业培训,然后通过招工来到了城市。他们根本就不熟悉农活,一旦城市里面找不到工作,回到家后也不会种地。

  现在,北京有将近300万农民工,上海有350-370万,广东有700万到1000万。男女两性都流动,学历层次在升高,操作技能在强化,这是当前农民工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的最大特征。(谭璐)

  录音整理 李静

  作者简历

  张翼,甘肃静宁人,生于1964年12月,社会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所,任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外文版)、《中国人口科学》、《社会学研究》、《东方》、《读书》、《光明日报》等国家核心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多篇。近期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国有企业的家族化》、《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合著)、《制度变迁与劳动就业》(合著)等。专著和论文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全国人口科学科研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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