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幼鸣

　　从今天（2003年9月29日）起，《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正式生效。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这一公约，自2001年12月以来，它已得到约150个国家签署和约50个国家批准。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内地贪官成批外逃，《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可能在中国抓捕外逃贪官和追回赃款中发挥的作用，自然引发了舆论的普遍关注。

　　有一种舆论倾向必须纠正，即就事论事地分析反腐败的成本问题。表面上，一些观点在“经济学”方面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表现。我们对腐败在社会机体中的癌症效应不能视而不见。

　　今年4、5月份，在中国严防死守SARS期间， 180多名县处以上贪官或有行踪外逃或无痕迹“蒸发”，社会影响极其恶劣。4月20日，浙江省原原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美国，一路“颇有官派”，不仅携带了女儿、女婿、外孙女，还在新加坡休息、调养了一番。眼下，关于职务犯罪的一个公认现象是，贪官在位时猛捞狂捞并向境外转移资产，一旦风头不对立即一溜了之。

　　按照国家权威司法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至2001年下半年，中国内地外逃贪官超过4000名，涉案金额超过50亿美元。据媒体披露，到今天，无论是贪官外逃数，还是外流资金量，均远远大于这一公布数字。不仅如此，不少贪官在境外生活得还相当闲适，更有贪官甚至不忌讳谈论贪渎历史，行事非常高调。

　　显而易见，遏制贪官外逃已是中国反腐败工作阶段性重点与难点所在。我们看到，随着《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打击外逃贪官方面，于国际范围内，中国获得了两个重要的支撑点：第一个反映在贪官的“国际性”定罪上。按照公约“腐败行为的刑事定罪”范围规定，凡是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或给予不应有的好处，以及凡是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接受不应有的好处时，都视为犯罪。这比我国现行法律更为严厉。这样，在犯罪认定上，中国贪官已经是人可逃而罪责难逃。二是在过去操作难度极大的司法协助与引渡上，公约建议缔约国，努力加快完善引渡程序并简化与之有关的证据要求。如此，公约的条款为中国与其它国家进行引渡协商提供了依据。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之外，在今年年底前，已经磋商成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提交联合国大会通过。据了解，这个公约比《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涉及的内容更广泛，特别是在贪官资产追缴和返还方面，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明显有利。

　　全球张网追捕贪官是中国反腐败势在必行的举措。随着一系列国际公约的签署、生效，虽然反腐败国际环境有较大改善，但应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仍然不少。遏制贪官外逃需要内外兼治，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外，把贪官堵截在国门之内更为关键。

　　西方谚语说，“比白还要白”。怎么做得到？官员既然选择了从事公共服务为职业，就应该承受严格的监督管理。据悉，今年夏天，国内一些地区已实行县处以上干部护照和出境通行证统一管理。这不失为预防贪官外逃的一个办法。

　　以信息技术为硬件基础，加强针对官员的出入境关专项管理实有必要。这应该和建立“官员腐败案发预警制度”联动操作，即纪检监察部门一旦发现官员有腐败嫌疑，立即限制其出境并通报出入境管理部门，纳入全国联网限制出境名单。

　　更进一步，针对涉及大额资金及其它重要资源操作的官员，预防性地完善监管制度、加大监管力度可能有一定的治本之效。在“管人”同时，反腐败部门应该紧紧盯住资金流，严格并细化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训令金融机构认真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规定，坚决阻止贪官财产汇聚、“漂白”与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