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澳大利亚科学家在一座远离澳洲大陆的小岛上进行了一场十分危险的实验：他们将一种病毒注入他们在岛上抓获的几只野兔体内，想看看这种对人体似乎无害而对兔子却是致命的病毒能否遏制兔子数量的增长。当时整个澳大利亚有将近７亿只兔子，它们与牛羊抢夺青草、破坏耕田、滋生交通事故，人们对这种机灵活泼的小动物从最初喜爱最终变得忍无可忍。

　　就在科学家进行这场试验的两星期之后，令人不寒而栗的情况出现了：不仅仅是岛上的野兔无一幸免，澳洲大陆的兔子也是尸横遍野，很快人们就看不到活着的兔子了。起初科学家怎么也搞不懂病毒是如何从岛上传到大陆的，但很快他们找到了答案：是船！几只岛内的苍蝇与科学家们同船回到大陆，散播了病毒。这一事件诞生了流行病学史上的一句名言：病毒传播的速度等同于交通工具的速度。

　　今天，比船更快的是汽车、火车和飞机。前不久一列从广州开往上海的列车将几乎已经打算扔掉口罩的上海人重新推上“抗非”的前线。这其实只是最近一个多月来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的类似事件中的一个。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家、上海“抗非”领导班子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公共关系学院院长姜庆五。

　　记者：翻翻这一个多月来的各地报纸，几乎每天都有类似上海Ｋ４８事件的“寻人启事”，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姜庆五：交通工具是把疫情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的主要方式，在中国这次ＳＡＲＳ疫情中这一点的确非常突出，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数据分析。从现在情况来看，飞机的情况好一点，这要归功于飞机有完善的登记手续和机舱内有良好的通风设备，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坐飞机遭遇ＳＡＲＳ的概率是很低的。长途客车和火车上的问题就比较多了，我认为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效率不高。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问题所在？

　　姜庆五：比在目的地堵截更好的办法，是将疫源出发地严格控制起来，现在的问题是那些疫情严重地区的口岸管控没有达到必要的水平。这可能和当地人、财、物的力量有限有关。然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我们要有“全国一盘棋”的防疫体制。疫情较轻的地区应该在人、财、物上援助疫区，不是现在这种捐助式的一般意义的援助，而是分工明确的援助，比如上海派“增援部队”将某疫区的火车站管起来，江苏将某疫区的长途客运站管起来。疫源地的工作做好了，其他地方就轻松得多。

　　记者：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不少旅客不愿如实填写《健康申报表》。

　　姜庆五：你说的是另一个重要缺失，那就是我们立法工作的滞后。人家为什么非要填写这个东西？不填或乱填又怎么样？人大至今没有出台“紧急安全法”或“临时管制法”，无法可依，一味地埋怨，谴责民众不配合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得靠立法。

　　记者：光有立法就行了吗？

　　姜庆五：不，还要增加财政上的投入。要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如今有两个方面的投入仍显不足。一是加强流行病学的研究投入。现在一提起抗击ＳＡＲＳ就好像只有疫苗和特效药，说得不客气点，这是无知，或者说是幼稚的急不可待的理想主义。在疫苗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们靠的是对病毒的理解和管控水平的提高。时至今日我们对ＳＡＲＳ病毒的传染途径、潜伏期的时间、潜伏期会否传染等重要问题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很多人的工作成绩，我只是认为有必要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的任何论断，都是建立在有限数据和观察上的，其准确性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是口岸和火车上的管控应加强投入。现在，上海站有了专人核实“健康卡”，在我看来，核实工作应该放在途中进行，而且核实联系电话远比核实地址重要。每个核查员应该配备手机，在途中当场核实电话的真假和有效性。其实这种投入不算多，至少比大海捞针般的找人成本低多了。

　　记者：我注意到你说ＳＡＲＳ疫情可能会复发？

　　姜庆五：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会死灰复燃。病毒有三种情况。一是偶发性病毒，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之，从ＳＡＲＳ的情况来看，这种概率极低。二是非洲埃博拉病毒式的，在一地消灭后，过一段时间在另一地再次出现。三是成为常见流行病毒，一如流感，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到，ＳＡＲＳ成为第三种病毒的可能性极大。１１月份是特别值得引起警觉的，因为呼吸道疾病一般都在冬春季高发。

　　记者：有研究结果称，ＳＡＲＳ病毒来自果子狸，你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姜庆五：这是一个被过分炒作的结论，我们只能说它有可能，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拿出完全让科学家们心悦诚服的确凿证据。

　　记者：对流行病，国外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借鉴？

　　姜庆五：经验和方法都是因病毒而异的。对于ＳＡＲＳ，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最大，因为９０％的ＳＡＲＳ患者在中国。然而最成功的经验似乎仍是越南。

　　记者：可否简单谈一下越南经验。

　　姜庆五：一个字——封。必要时决不手软、毫不犹豫地封掉。(撰稿／陆世纶（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