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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炜 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每年大约50万少年参加10年级会考。1998年，会考成绩公布5天之内，有28名学生自杀。马休里是当地 “助人者”中心的工作人员。1999年，马休里决定，在那关键的5天，该中心将昼夜开放，而不是以往每天工作7小时。在媒体帮助下，父母和老师得到建议，让他们对学生少些批评多些支持。志愿者去学校，竭力营造一种倾听的社会氛围。这一年，会考成绩公布5天之后，有5个学生自杀。与1998年的28人相比，自杀防止工作的效果相当明显。 发起自英国的助人者组织成立近30年，分布于41个国家，用多种语言服务。在斯里兰卡，“助人者”有来自15个国家的100名志愿者，他们要做的是接近那些企图自杀者――那些被地理环境所隔绝的，因贫困而对生活绝望的，因年老或残疾而厌世的。怎样让偏远山区的人们得到心理干预，这是发展中国家医治自杀问题的关键。 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头就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命有没有价值经过，这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其他都是扯淡。然而，中国每年20多万自杀者大多没有机会进行严肃的哲学思考，健康专家洪昭光教授在他的畅销书中曾经说过，我们目前的许多疾病看上去都是文明病，实际上是“不文明病”，我们缺乏基本的健康教育。与之相类似，许多中国的自杀者根本没有接触到“关于自杀的教育”，心理干预的途径还远远没有到达每一个自杀者的活动范围之内。 电影《循环自杀》(Suicide Circle)也许是日本人变态的作品，荒诞不经。影片开头，54个穿着制服的女学生，手拉手谈笑中同时跳入新宿地铁的隧道，疾驰而来的列车从身上碾过，车厢、站台上血肉横飞。但是，的确有一个名词叫“集体性自杀”，或者“扩大性自杀”。有的孩子本来存有自杀意图，而有的孩子本来并无自杀念头，但在别人的自杀意图的感染和影响下，也会产生自杀行为。青少年的自杀行为具有感染性和从众性。在我们能看到的社会新闻中，集体性自杀的行为并不罕见。 “延伸到年轻欧洲”是世纪之交在丹麦展开的教育项目，它竟涉及到对6岁孩子进行教育，给予他们“社会训练”以改善他们的行为。生活舒适的福利国家丹麦，自杀率是英国的3倍、挪威的2倍，居西欧前列。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杀在许多国家明显增加，特别是70年代以来更为严重。而自杀的研究与防止也是在20世纪起步的，1906年纽约市成立第一个自杀防治机构――美国全国救护生命联盟（National Save a Life League）。1958年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成立，在自杀研究临床工作方面才有较重大进展。从1970年开始，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着手研究各种伤害自己的行为，包括:酗酒、药瘾和交通事故。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才对自杀问题有较大关注。1982年，国内12地区精神流行病学调查中，我国自杀率为8.5/10万;1987年至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我国自杀率都在17/10万左右;1993年国内7地区精神流行病学调查自杀率为22/10万。1995年的新闻报道，那几年我国每年自杀人数总计为10多万，其中以60岁以上老人和青少年学生居多;学生自杀的情况，以中学生为先，大学生次之，小学生再次之。 自杀人数增多，其社会根源何在？这是一个需要严肃思索的问题。社会学家和经济学者们认为，社会经济的波动对自杀率的影响是明显的。只要社会经济变动，无论是成长或萧条都会提高自杀率。反之，在社会经济稳定时，自杀率则会下降。可以肯定的是，自杀率会随着通货膨胀而升高。来自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在台湾工商业发展迅速、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自杀的严重性与日俱增。从传统社会走入现代社会，离婚率的提高也带动了自杀率的提高。而香港地区的自杀死亡率近年稍微上升，在1995年每10万人有11.8人死于自杀;到了2000年，此数字升至13.4，而60岁以上的年龄组别死亡率显著地较高，情况与各工业化国家近似。 然而，这种社会学上大而化之的研究对于自杀者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越来越孤独，对生命越来越漠视，对“自杀”充满似是而非的观念，越来越疏于交往和倾听;如果我们认为非正常死亡是社会需要加以掩盖的缺陷，又从哪里去接近需要帮助的厌世者？ 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上，我们能不能听到那个微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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