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北京4月15日电（记者朱玉）4月14日，新华社授权播发了国务院日前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个发布前一周还在进行修改的法规，涉及面广泛，引起了千家万户的关心与瞩目。 1987年6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之后的15年内，它几乎成为处理医疗事故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同样是由于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利益，这个法规的制定，整整经过了漫漫的8年时间。正因为有了它，才使当时医疗事故处理从无序状态，迈出了走向法制轨道的第一步，这一点在当时及可以预见的较长时间里，都有着积极和进步的意义，这个现在看来不尽完善的法规，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 由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存在的一些欠缺，在实施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的范围过窄，并不能涵盖医疗过错责任；医疗事故鉴定不能体现公正；医疗事故补偿费过低，难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颁布之后，每年人大、政协会议都有代表委员就此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问题也促使病人去寻求司法救助，导致因医疗纠纷而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增加。面对如此情况，有的法院基于医疗专业的复杂性，规定只有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才受理立案，不构成的不予受理；有的法院则反之，认为医疗事故应当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因此规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法院受理立案，构成事故的不予受理。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颁布及其在实施中的问题，引起了法律界、医疗界专家们的重视，专家们不但在学术上探讨，也结合实际进行了研究。仅仅一年多时间后，在沈阳召开的全国首届卫生法学理论研讨会，相当一部分论文主题即围绕着医疗事故的处理展开讨论。 1990年春，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在洛阳召开了“医疗事故纠纷防范与处理”研讨会，这一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问世以来最大型的全国会议，荟集了国内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负责处理医疗事故的人员和卫生法学专家等。根据每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卫生部医政司派观察员参加会议。 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通常根据民事侵权赔偿的四个构成要件，即行为违法、主观过错、不良后果和因果关系，对符合上述四个要件的，判决医院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经鉴定委员会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由卫生局裁定的补偿费通常只有几千元；而经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如果当事人诉至法院，法院根据民事侵权赔偿的原则，按照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的计算，判决的赔偿数额往往高于医疗事故补偿的数额。因此病人在与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后，通常会绕过卫生局，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医疗侵权赔偿的诉讼。 当时，负责鉴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的非常设机构，鉴定委员会委员在鉴定时集中，而平时分散在各个医院。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事故必须依据鉴定结论，因此当病人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决定不服，或者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时，卫生行政部门有时以“行政不能干涉鉴定”为由将责任推向鉴定委员会，而病人又无法找到鉴定委员会或者追究违规鉴定的责任人，因此，出现一些病人以鉴定委员会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针对这一情况，洛阳会议的几个月前，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0月10日就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复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答复概括起来为以下几点：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当事人对卫生行政机关作出的医疗事故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医疗纠纷的诉讼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后，各地方人民法院开始受理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但因为法院中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通常适用《民法通则》而不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进行司法鉴定时，通常委托法医而不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在判决赔偿时，通常按民事赔偿标准计算而不是各地规定的“医疗事故补偿标准”。因此，医院对法院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对立情绪。 不属医疗事故，只要法院认定医院侵权成立，医院要付出巨额赔偿，这一点当然为医院所不能接受。于是，1990年的洛阳会议，成为了医疗界的诉苦会。另一点为医疗界所不能接受的是，一些法院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医疗鉴定结论不予采纳，采纳的是法医的司法鉴定结果。 洛阳会议结束后，卫生部即向国务院提出了修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要求。但由于其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刚刚出台不到3年，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同时需要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已暴露问题，以便于以后的修改，修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工作暂时搁置。 同年的10月1日，开始施行的行政诉讼法让卫生行政部门处境尴尬，它作为医疗事故处理的主管部门，随时可能被置于行政诉讼的被告位置。曾参与卫生立法、并代表卫生部医政司参加洛阳会议的观察员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卓小勤说，无论是患者还是医院，只要对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不服，都可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卫生行政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仍然可能以“行政不作为”的名义被送上法庭。 1992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李新荣医疗事故案的司法解释，成为了修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最直接助推力。1984年10月10日，李新荣在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被误割掉甲状腺及甲状旁腺。诉至法庭后，原被告双方就适用医疗事故补偿还是民事赔偿各执一词，法院无法定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答复：《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于是，天津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判决医院赔偿李新荣各种损失共计54万元；而如果按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结果，李新荣所遭遇的医疗事故，获补偿额应为3千至5千元。 李新荣一案带来了医疗机构、法院和卫生部三个不同部门的深思。 5千元和54万元，百倍金额的差距使医疗机构意识到，在威严的法律面前，仅仅靠呼吁是没有用的。他们由最初的不满逐渐转向了接受现实，学习法律并熟悉诉讼技巧。面对着接踵而至的医疗事故纠纷和相继而来的医疗改革，医疗界感到十分迷茫。 各地法院由于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开始受理医疗事故赔偿案。部分法院依据医疗事故“补偿”标准行事；另一部分法院则在遇到这类案件时，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赔偿原则进行裁判，进行民事赔偿；个别法院还出现了医疗事故补偿标准作为民事赔偿的一部分，迭加计算的处理办法。 其时，卫生部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制订法律法规的工作，几年期间，由卫生部着手起草制订的执业医师法、护士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等陆续出台。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匡定和规范了医务人员的行为，强调了患者的利益和权利，为下一步修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作足了健全周边法律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期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面临的矛盾重重，其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对患者是经济赔偿还是补偿？医疗事故处理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更是受到社会多方的质疑。 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修改工作同时伴生的，还有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国消费者协会从90年代就逐渐介入了关心医疗纠纷的领域。其时，很多媒体上关于医疗事故的报道催人泪下，湖北龙凤胎脑瘫案的292万元赔偿额惊呆了医疗界，也让全社会更加关注医疗事故处理。种种合力推动了立法进程。1996年，立法机关正式考虑重新修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由于包括医疗纠纷在内的种种原因，近年来，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各地因医疗纠纷难以调解而导致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2000年4月，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在福州举行了“全国医院权益维护与自律研讨会”，仅从会议的名称就让人感到，迅速修改并出台新《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紧迫程度已是箭在弦上。 据从头至尾参与法律修改的北大医院卫生法学专家、律师王北京介绍，从1999年起，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较完整的大型修订，至少不下30稿。在起草过程中，立法机关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会议，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仅在2001年4月的一次征求意见，立法机构就召开了有全国人大法工委、高检、高法、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司法部、公安部、部队系统、医学界和法学界参加的会议，大范围地征求意见。与会者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潜在的患者。 已面世的《医疗事故管理条例》，因经过了无数人的精心打磨，历经了无数次的修改，备显制订者的慎重和起草的艰难。它的起草和修改过程，见证了公民法律意识的逐渐强化，以及我国法律法规逐渐“以人为本”的思想进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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