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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 中国百姓蓝皮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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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9日09:04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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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工陈振在检查棉田里的滴灌设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工陈振在检查棉田里的滴灌设备。该技术较常规灌溉省水近50%。在新疆，这一现代高效节水技术已经从温室走入大田，推广面积已超过170万亩，成为农业节水的一个重大突破（新华社）
焦点一
1978~1984年间，农业净产值和粮食产量每年分别增长了7.73% 和4.95%，其他农产品也以高速度增长。据林毅夫先生的计量研究，1978~1984年间，在生产率增长中，有97% 可以归因于耕作制度从生产队制度向家庭责任制的转变。
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农产品的供应渐渐受到所谓需求不足的制约，增长趋缓。
现在的情形，似乎是什么都不会短缺；如果有短缺，两三年的工夫就又过剩了。
焦点二
所谓“粮食安全”不仅是生产问题，还包括市场、流通、储备、进出口调剂以及对低收入人口的定向补贴等内容。而国际粮农组织对它的权威解释是“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买得起他所需要的食品”。按照这个定义，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在总体上还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按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为保证粮食安全，粮食储备量应占到需求量的17%~18%。我国目前全年的粮食需求量大约为4800亿公斤,则储备量应为816~864亿公斤。现在我国几项储备加起来，可以达到2000亿公斤以上。
焦点三
我国土地生产率比较高。我国的单位面积小麦产量、水稻产量和玉米产量，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小麦单产还高于美国（但低于荷兰和法国）。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的土地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还大有潜力可挖。
到2000年，全国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8096万公顷，比1986年增加了74.5%。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土地荒漠化面积仍在扩大，水资源短缺，水的利用效率不高。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焦点四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由1978年的2.5亿人迅速下降到3400万人，年均减少1040万；而同期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却以每年2500万的速度递增。
最后这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大石山区、熔岩区，这些地区山大沟深、耕地稀少、土壤贫瘠、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社会发育程度低，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对自然的依附性很强，有的地方甚至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较差。
焦点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有很大增长，1978年到2000年，农民人均总收入由151.79元增加到3146.21元，增长20多倍。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农业产出效率，农产品价格，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状况，以及农民负担状况。
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便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此外，还有交通通讯不畅所产生的市场进入成本。
焦点一
解决温饱问题之后
中国30岁以上的人，不会忘记自己经历过的食品严重短缺的时代。人们的一切食品曾经都由政府限量供应，有“粮本”、“菜票”、“肉票”，甚至还有“豆腐票”，作为购买食品的凭证。上海市政府发放载明可供25克粮的票证后来被传为笑谈；北京市的“冬储大白菜”的供应也曾经是一项政治性工作。这一切都过去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举解决了中国国民的温饱问题。
1978~1984年间，农业净产值和粮食产量每年分别增长了7.73% 和4.95%，其他农产品也以高速度增长。据林毅夫先生的计量研究，1978~1984年间，在生产率增长中，有97% 可以归因于耕作制度从生产队制度向家庭责任制的转变。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除去两次宏观经济失调，人们在感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之外，中国人总体上享受到了丰富的、价格低廉的食品供应。然而，与此相对应，我国农民却感受到市场不振的压力。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农产品的供应渐渐受到所谓需求不足的制约，增长趋缓。90年代，除去水产品产量有显著增长之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没有显著增长，粮食产量处于徘徊之中。对这个现象要具体地、深入地认识。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农产品有巨大的供应能力。按目前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 5亩左右计算，如果全部投入耕种，农产品折合成粮食，中国人当然是消费不完的。还有草原、水面、海洋资源，也能转化为食品。同时，农业劳动力又有巨大过剩，有可能通过精耕细作使农产品有进一步增加的潜力。从短期看，农产品总量的供过于求将很难改变。
其次，我国农产品的品质和卫生状况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国内市场供应的压力。也给农民的生产预期带来了困难，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
再者，我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加上有时发生地方政府随意性的指挥，使农业生产在一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中，客观上造成了波动状态的供过于求的局面。现在的情形，似乎是什么都不会短缺；如果有短缺，两三年的工夫就又过剩了。今年广东的荔枝收购价格竟然低于1元，果农陷入亏损境地。
焦点二
中国是否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这几年人们都在谈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所谓“粮食安全”不仅是生产问题，还包括市场、流通、储备、进出口调剂以及对低收入人口的定向补贴等内容。而国际粮农组织对它的权威解释是“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买得起他所需要的食品”。按照这个定义，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在总体上还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如果说中国自己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算是“粮食安全”问题，那么，只要政府保护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自由竞争，同时储备一定量的粮食，中国就不会发生缺粮问题，哪怕人口增长到16亿。就连写《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的美国人布朗，也不否认中国人能够生产出自己吃饭所需要的粮食，他只是认为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会使中国人承担巨大的生态破坏代价。
关于我国粮食安全的第一个视角，是长期的粮食供应增长能力与长期的人口增长能否适应的问题。大略算账，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很大。假设2030年我国人口规模达到16亿，那么总的粮食需求可能达到6818亿公斤，需要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年均达到约1.2%。估计各方面的因素，这个速度是可以达到的。
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第二个视角，是国际贸易的视角，担心以后，国际市场的廉价粮食会涌进中国，使中国农民的粮食生产失去竞争力，并导致中国农业的基础受到破坏，从而产生“粮食安全”问题。这个看法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争论的焦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的地位将会如何？我们会不会在国计民生的基本方面仰人鼻息？其实，粮食的净进口，并不意味着农产品净进口，更不意味着食品的净进口。我们可以增加出口土地资源消耗较少、劳动消耗较多，又需深加工的非粮农产品（如蔬菜、药材、瓜果和养殖等），而进口消耗土地资源较多的粮食。这样我们可能不再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但却是一个农业生产大国。这样，对农村就业就会有积极影响。
第二，有人认为粮食大规模进口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政治目标不允许我们大规模进口粮食。其实，粮食出口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粮食出口商之间也存在竞争；在一定条件下，粮食进口国在政治上反倒掌握了主动权。做个类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与欧佩克的关系中，并没有丧失政治上的主动权。再者，说到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
从自然条件看，中国幅员辽阔，一般来说不易发生普遍遭灾的情形。陕北前几年连续发生干旱，历史上极为罕见，却不仅没有发生饥馑，甚至连粮价也没有上涨。
国内农产品流通和储备的条件在近20年里有极大改善，政府目前仍在投资建设仓储设施。国家从1990年开始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储备规模为400亿公斤。地方的储备规模也达到约100亿公斤。国家还有一部分战略储备。农民手里的存粮也有相当的数量。商业系统也有一部分周转储备。几项储备加起来，可以达到2000亿公斤以上。按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为保证粮食安全，粮食储备量应占到需求量的17%~18%。我国目前全年的粮食需求量大约为4800亿公斤,则储备量应为816~864亿公斤。显然，我国粮食储备的水平还是有比较高的安全水平。近些年，我国交通运输能力大为增强，运输成本大为降低，有利于平衡全国各地粮食市场的供求。
从“每个人都能买得起食品”这个标准看，食品安全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分配制度问题。即使粮食供需的总量实现平衡，粮食价格稳定，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因购买力低而营养不良。这个问题就是在发达国家也不会消失。需要通过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粮食安全而言，比资源和技术更重要的因素，是农业经济体制和农村社会的组织制度以及国家对城乡分配关系的调整。
焦点三
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有较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水平还有明显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土地生产率比较高。我国的单位面积小麦产量、水稻产量和玉米产量，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小麦单产还高于美国（但低于荷兰和法国）。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的土地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还大有潜力可挖。
如果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就可能使农业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冲突，最终会危害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我国当前农村经济的重要问题，也是未来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通过近些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水土治理取得重要进展。到2000年，全国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8096万公顷，比1986年增加了74.5%。黄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每年减少入黄泥沙3亿吨。长江上中游的治理使得土壤侵蚀量减少1.6亿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迅速推开。退耕还林还草1999年开始部署，3年累计完成216.4万公顷。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1998年起，国家开始全面推广天然林保护工程，到2000年已在大部分林区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节水农业已经起步。全国多数省区的灌溉水利用系数已经从“八五”末的0.3~0.4提高到0.4以上，经济发达的地区达到了0.5。平均每亩的灌溉用水量2000年比1997年下降了2.64%。防护林体系建设已产生经济效益。“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累计造林2761万公顷，1100多万公顷农田得到了保护。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12年累计造林面积为193.7万公顷。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土地荒漠化面积仍在扩大，水资源短缺，水的利用效率不高。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华北的几个沙漠地带和西部的三江源地区的荒漠化趋势尤其明显。我国农业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的近70%，由于目前近一半的灌溉水量在输水过程中因渗漏而损失，再加上技术落后，全国灌溉水的平均利用率比先进国家低25%～30%。
据我国农业水利专家研究，到2030年，农业灌溉面积将达到9亿亩，用水量将从现在的4000亿立方米增长到6650亿立方米。从目前水资源供给现状来看，如此大量的农业水资源供给是不可能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用水效益为10.3美元/立方米，日本为32.4美元/立方米，我国为10.7元人民币/立方米，分别只有美国的1/8和日本的1/25。我国节水有着巨大的潜力。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应从技术、投入、管理和基本产权制度几个方面入手解决问题。节水灌溉、选育和推广耐旱和抗病害的植物和树种、在农村推广替代能源、发展速生用材林、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技术，都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方面，仅仅推广现有的常规技术，就可以获得很大收益。国家还应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这方面的投入符合世贸组织“绿箱政策”的规定，不会引起贸易政策方面的摩擦。
焦点四
脱贫伟业，任重道远
国家统计局2001年发布全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称，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由1978年的2.5亿人迅速下降到3400万人，年均减少1040万；国家贫困级县人均纯收入从1992年的417元增加到1347元。而同期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却以每年2500万的速度递增。70年代末，我国的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4，而今天这一比例已减少到1/10。1978年，全国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到2000年，贫困人口下降到了3000万以下（以人均收入625元作为脱贫标准）。中国政府在缓解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是，扶贫攻坚任务还十分艰巨。最后这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大石山区、熔岩区，这些地区山大沟深、耕地稀少、土壤贫瘠、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社会发育程度低，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对自然的依附性很强，有的地方甚至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较差。
如果以人均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作为我国的脱贫标准，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的数量估计仍在1亿左右。而且，已经脱贫的这部分人并不稳定，容易返贫。这些人群处于极为边远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自身拥有的资产（土地）质量很差。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系统极为落后，农民自身的能力又不高，自然灾害和疾病常常使他们重新变为贫困人口。据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测算，近几年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率高达30%左右。一个国家要完全消除贫困人口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大范围的、连片生活的贫困人口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消除。根据已有的经验，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下决心做生态移民，把不适宜人生存的地方作为生态保护区，限制人口数量；留下合适的人口，其余人口搬迁到其他地方。用经济办法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要进行制度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创新，激励农民做长期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改善扶贫工作操作系统，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扶贫资金的数量、投放方式、贫困人口的识别，都需要从提高效率出发加以改进。例如，对于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政府应该“大包大揽”，因为这个办法被证明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的办法。
焦点五
增加农民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有很大增长，1978年到2000年，农民人均总收入由151.79元增加到3146.21元，增长20多倍，年均增长14.77%；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2253.42元，增长约17倍，年均增长13.7%；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由55.99元增加到1648.67元，增长约30倍，年均增长16.65%，是增长最快的。
但维持农民收入增长面临严峻形势。1997年至2000年4年里，农民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为4.60%、4.30%、3.80%、2.10%。2001年上半年农产品价格有所恢复，农民的非农产业转移状况也有所好转 ，致使农民收入增长率有所恢复，达到4.2%，但距离政府计划目标的5%还有距离。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农业产出效率，农产品价格，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状况，以及农民负担状况。
我国人均占有耕地少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必然形成我国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兼业农业”特征。这种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点，廉价劳动力是其存在的基础，因此不可能创造出较高的农业工资。农户兼业以季节性打工为主，收入水平提高受到限制。面对大量农业劳动力，国家很难通过财政补贴使他们获得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通常他们会成为向社会提供净收入的纳税人。像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大国，要给农民补贴，让农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承担得起。相反，我们还不得不从那里取得一定的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农村公共建设也还要农民掏腰包。这样一个现实不改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前景就看不清楚。
农产品价格调整的空间已经很小，很难再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可能性更小。
据有关方面的研究者估计，近几年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增长幅度不会很大。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越来越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第一，现在乡镇企业要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但受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素质制约，多数乡镇企业还没有为这个转变做好充分准备。第二，今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恐怕要更多利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这种结构调整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便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此外，还有交通通讯不畅所产生的市场进入成本。（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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