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古国扶余有什么来历？

《世本·居篇》：“契居蕃。”丁山考证《世本》记载商族的始祖契居蕃的蕃地，“亦可于汉常山郡薄吾县求之。薄吾，战国时谓之番吾，…是汉以来蒲吾，战国时皆曰番吾。番、蕃古今字，则谓番吾即殷契所居之蕃可无疑也”（《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1935）。汉常山郡薄吾县即今河北省西部偏南平山县（城址已为黄壁庄水库淹没），又作“蒲吾”。民国时期的《平山县志》说：“嘉阳城距今治十八里，即春秋之蒲吾也。汉于此置蒲吾县”。那么蕃地应在今平山县境内。公元前17世纪商始祖契发祥于此，春秋时为晋国属地，战国时属中山与赵国。西汉初置蒲吾县，三国、魏晋袭汉制。隋开皇十六年（596）析蒲吾县一部置房山县。唐贞观元年（627）蒲吾县并入井陉县。至德元年（756）取西平、房山二名，改房山县为平山县。

最早称“亳”的地方不是中原地区，而是在蒙古高原及其以东地区。《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天子的话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世本·居篇》“契居蕃”，契在《诗·商颂·长发》中称作“玄王”，玄为黑色，代表北方，原生的蕃（亳）在北方。大概从相土时起已越燕山南下，环渤海湾发展，其所迁的商当在燕山以南。

为什么商人要把他们的首都迁来迁去？原来他们住的可能就是类似蒙古包的房屋。将蒙古族住的帐篷称为“蒙古包”，并非蒙古人的称法，蒙古人称ger。西清《黑龙江外记》明确记载：“穹庐，国语（即满语）曰蒙古博，俗读博为‘包’。”其中的“包”字应就是bo/bog（“亳”），本义即是“家”、“房屋”。

甲骨文中有亳，徐中舒解释甲骨文中亳的含义时说，“象人为穴居形。殷代早期皆为穴居。”亳的上古音为bak，与女真语bogo（家）、bo-〈g〉u（家族）的读音暗合。亳的本义即是家、房子。殷王的首都当然是殷王的家，故殷王的驻地称为“亳”，是顺理成章的。“亳”的含义的破译，说明殷王族使用的是阿尔泰语系的一种语言。

殷人所到之处，都称“亳”，还演变为国名、地名、姓氏，如发、渤海、 邶 等。

鲁国原为商奄之地，基本国民为殷商遗民，所以建有亳社。《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三桓指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周社指鲁国的国社，在国都雉门外；亳社即商社。阳虎是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平子的家臣，季氏曾几代掌握鲁国朝政，而这时 阳货 又掌握着季氏的家政，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五父之衢在曲阜东南，亳社离此不会太远。说明直到此时，商人聚居区仍称亳。《尚书·立政》有“三亳阪尹”，孙星衍注疏：“阪是山陂之名，尹是正长之称，既分亳为三邑，自必各为立长，其长称阪尹，以居峻险之处。”李民指出，所谓“三亳阪尹”，实际上包括了三亳尹和阪尹两个官职。商末时，商之旧都三亳仍是殷人聚居之地，所以周初设三亳尹统领商旧都民众（《“尚书·立政”三亳阪尹解》）。

商亡以后，大量殷商贵族被西迁至周都丰镐附近，以便控制，久之，形成一汤杜国。西周亡，平王东迁，这个汤杜国势力得到扩张，为秦不容。《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714年，秦宁公“遣兵伐荡社”；亳王率残军向西北逃窜，占据废丘（今陕西兴平）。秦宁公紧追不放，“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曰：“荡音汤；社一作杜。”索隐：“西戎之君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今长安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可知在整个西周时代，商人后裔仍使用“亳”称呼自己的国都。

古有国名“邶”，音贝，周代诸侯国名，子姓，前1027年，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安置殷商遗民，将商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3地，封商纣王子武庚于殷地，称 邶国 。前1024年，武庚联合管、蔡2叔以及商的属国奄、徐、楚等十几个国家一同向西进军，反周阵营声势浩大。周公旦在千钧一发之际，于西元前1023年举兵东征，平定叛乱。前1022年，周公杀武庚，灭东方50国。从此邶国之民和 邶国 之地转属卫国所有。 邶国仅历武庚一代而终结，是周初封国中寿命最短的方国。

《诗经》中的《邶风》即为采集于 邶国 的古老诗篇。作品共19篇，包括：柏舟、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击鼓、凯风、雄雉、匏有苦叶、谷风、式微、旄丘、简兮、泉水、北门、北风、静女、新台、二子乘舟。实际上邶并非“北方”的意思，而是因商人称他们的驻地为“亳”的缘故。殷人的驻地始终称“亳”。

邶国的始封地，或认为在今河南汤阴城东南16公里。乾隆《汤阴县志》载：“ 邶城 在县东三十里，此武王灭殷、分封诸侯，封纣子武庚于此。”或认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说文解字》：“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

清光绪年间，今河北涞水县出土一批铜器以后，因其中铭文都带有“北白”等字样。《逸周书·作洛》云：“王子禄父北奔。”唐兰认为“王子禄父”即武庚的生时之名（《西周青铜铭文分代史征》）。魏建震认为“王子禄父北奔”的地点是涞水流域，邶国随之北迁，涞水出土的多件 邶 伯铜器 即其 证据（《三代河北中南部古国古部族考》）。王国维于是提出邶国在今河北涞水县一带的观点。

古有“北”姓，《姓苑》：“北氏，高丽姓。”《千家姓》：“北，玄菟族。”这些北姓都是殷商后裔，他们是武庚叛乱失败后逃跑到这里的。“北”的上古音与“亳”的上古音近，都是满-通古斯语bogo（家）的对音。可见“邶”的地名是可以随殷人的移动而移动的。

《诗经·大雅·韩奕》有“奄有北国”句。许多学者解释此“北国”即“邶国”。这样看来 邶国 是为韩国所灭。韩国的始封，有的说是西周初年，有的说是周宣王时期，则邶国被灭应在西周时期。1982年江苏盱眙县南窑庄战国铜器窖藏出土的陈璋圆壶铭文云：“陈璋内伐燕亳邦之获。”此“燕亳邦”毫无疑问是指召公之后的燕国，因为该铜器是齐将陈璋伐燕时获得的，《战国策·燕策》云：“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文中的章子即陈璋，他在掠获此铜器后，为留纪念，于是刻下了这段文字。此事发生在齐宣王五年，燕王 哙 六年，燕国因发生“子之之乱”，齐国乘机出兵，占领燕国达3年之久，由于其它国家的干预，齐国才无奈撤兵，燕国幸免灭亡。此壶是一件器物，不可能同时分属燕、亳2国，所以“燕亳”只是指燕国，可能此时“亳”已为“燕”所并。

“发”、“亳”是一个与息慎、朝鲜关系密切的古老族名。《管子》有“发朝鲜之文皮”，“发朝鲜不朝”，“八千里之发朝鲜”等句。这与《大戴礼记》中的“发息慎”的称呼如出一辙。《管子集校》称：“发，东夷名。” 如果把《山海经》朝鲜在“北海之隅”与《管子》“八千里之发朝鲜”加以联系，则“发”者即“渤”也。“发朝鲜”即渤海朝鲜；“发息慎”即渤海息慎。

渤海在辽宁、河北、山东、天津4省市之间，是中国的内海，因古族“发”、“北”而得名。渤海三面环陆，早在9000年前，这里是一片浅洼地，地势低平，后来海面上升，海水入侵形成今日之渤海。汉高祖五年（前202）分巨鹿、济北郡置勃海郡，以地滨勃海得名。治所在浮阳（今沧州东南东关）。唐先天二年（713），唐册封东北地区以 靺 鞨 族（满族祖先）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自此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渤海国，历15王，约229年。渤海国建立者粟末部原居营州（今朝阳），接近渤海，这也是它所以自称渤海国的原因。

王钟翰还说：“发，散居在今辉发河流域”（《中国民族史》）。“辉发”最早为女真部落的名称，在《辽史》里写作“回霸”，在明、清著作里写作“回跋”，在其它史籍中出现时又写作“回怕”、“灰扒”。辉发河位于吉林省中南部辉南县境内，地处长白山西麓，河东岸有一座与之相伴的孤山——扈尔奇山，山上有明代扈伦4部之一的海西女真辉发部落的“都城”——辉发城。据说“辉发”是契丹语，意思是“往来无禁”。据《辽史》记载，辽灭掉渤海国后，对渤海 靺 鞨人限制很严，不许他们私藏武器，不许他们离开自己的居住地，更不许他们随便往来，怕他们串通起来反叛；而对与靺 鞨 族系较远的辉发部则宽待得多，不仅没有上述那些限制，而且还可以与其他部族的人往来。所以称他们是可以往来无禁的部落。 “辉发”更可能是由古代的“秽”和“发”两族合并而来，则其名称在春秋时代就已存在，由来久矣，得名并不始自辽代。

有人认为“发”是古朝鲜语bark（白、明亮）的对音， 将比 于朝鲜语parkta（明亮）。梁柱东对百济时（前18-660）的地古地名“所夫里”有如下的解释：“所夫里”为朝鲜语sʌi pʌl的音写，意为新开发的国土。其中的sʌi当是“新”的意思， pʌl的原义为“光明”，后来义转为“国土、原野、都邑”。它的表义字有“国、原、野”，音借字有“发、夫餘、夫里、伐、不、弗、沸”或“平、坪、评”等。此说尚须斟酌。

《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孔颖达疏：“《土地名》又云：‘燕国，蓟县也。亳是小国，阙不知所在，盖与燕相近。’亦是中国也，唯肃慎为远矣”。将《大戴礼记》中的“发息慎”与《左传•昭公九年》所谓“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加以对照，这个“发”，也可读为“亳”。潘悟云说：“发”字中古以-t收尾，中古汉语的-t在朝鲜语中规则地以-l对音，说明它所对应的朝鲜音带韵尾-l。所以与“发”相对应的朝鲜音当是pɔl之类。由此可以断定，“发”这个地名在朝鲜经过了如下的音变：pɔli(pʌli)>pɔl（pʌl）（《追踪汉语在朝鲜语中的上古借词》）。所以笔者认为， pʌl（国土、原野、都邑）就是“亳”。

梁柱东还认为“发”即战国以后出现的新族夫余。夫余是历史上东北地区第1个建立政权的古代民族。西周时古九夷之一的“凫臾”即夫余的异写。大体分布于辽河上游和松花江流域，中心地区则位于今吉林农安县境。夫余族的先世本居中原，与华夏族联系密切，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公元前2世纪初，汉武帝在东北一带设立玄菟等4郡后，夫余归玄菟郡节制。夫余族在南奔北逃中解体。百济和高句丽王室都出自扶余，高句丽、百济都曾冠以扶余之号。扶余国从公元前2世纪立国到公元494年东扶余国被高句丽灭国为止，历时约700年。至今尚留有富裕尔河、富裕县、扶余县等地名。

黑龙江省最大的内陆河是 富裕尔 河，又称乌裕尔河，发源于小兴安岭南麓。有人说，富裕 尔 为满语，即“低洼地”的意思。两岸地势低洼，每到雨季，则渲泄不通，沮 洳 难行。实际上，金代以乌裕尔河为中心设置蒲与(一作蒲峪)路，路治即在今克东县金城乡古城村。元代改浦峪路万户府，明朝置福馀卫，皆扶余之音转。

富裕县现属黑龙江省，后汉、三国时期属北扶余。清中叶，这里居住着达斡尔、索伦等少数民族，他们以农、牧、渔业为主。民国十八年(1929)由龙江县析置富裕设治局，满洲国时改为富裕县。

扶余县现属吉林省。民国二年（1913）于吉林省北部设新城县，次年为避免重名，以曾为 夫余 国属地改称扶余县。

在北方各族中，bo/bog是一个常见的词汇，可以构成许多新词。比如：

其一，自辽代以来，北方各族建立政权后，一般都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该词还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四时捺钵”。

辽代不同时期四时捺钵的地区也有所变化和不同。大体而言，春捺钵设在便于放鹰捕杀天鹅、野鸭、大雁和凿冰钩鱼的场所，最远到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和延芳淀(在今北京东南)；夏捺钵设在避暑胜地，通常离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或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境)不过300里；秋捺钵设在便于猎鹿﹑熊和虎的场所，离上京或中京也不很远；冬捺钵设在风寒较不严酷而又便于射猎的场所，通常在上京以南至中京周围。辽帝在四时捺钵驻留的时间长短不等，每处长则两月左右，短则不满1月。凡捺钵，所有契丹大小内外臣僚以及汉人宣徽院所属官员都必从行。捺钵的禁卫法制十分森严，毡车为营，硬寨为宫，贵戚为侍卫，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轮番宿值，以警卫皇帝的安全。

“捺钵”是契丹语nabo的译音，在辽金元文献中，捺钵一词的异译有“剌钵”、“纳跋”、“纳钵”、“纳宝”等写法。《辽史·营卫志上》：“有辽始大，设置犹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辽史·营卫志中》：“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 畋 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元人所撰诗作中对此也有明确记载。比如杨允孚的《滦京杂咏(上)》：“纳宝营盘象舆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原诗注称：“龙虎台，纳宝地也。凡车驾行幸顿宿之所谓之纳宝，又名纳钵。”

北宋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件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其首音节na，意为“地”，次音节bo/bog即“房，家”；故所谓“捺钵”，就是“安家之地”，当然这个家，是皇帝的家，而非普通人之家。

辽朝的“捺钵”虽然可以译为“行在”，但与中原王朝皇帝的“行在”或“行宫”、“行营”不同。中原王朝的皇帝平时住在京城的皇宫里，“行在”仅仅作为皇帝出行时的临时住所，而建立辽朝的契丹族乃是游牧民族，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也使辽廷形成了独特的议政方式。因而辽朝处理政务并无固定的场所，皇帝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皇宫里，政治中心和政权中枢可以说就在马背车帐之上和四时捺钵之中。作为皇都的上京和中京，主要是皇帝接见北宋、西夏和高丽使节的地方(当然接见使节有时也在捺钵进行)，具有礼仪的性质。有趣的是，皇帝在中京接见使者以后，往往还要到皇城外停驻的车帐中住宿。辽朝灭亡后，其捺钵制度对于金、元、清3代政权都有深远影响。

其二，蒙古族称一种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者为“孛斡勒”（bogul），《元朝秘史》的傍译作“奴婢”。科瓦列夫斯基词典释boghoul为奴隶、农奴、劳役。在现代蒙古语中，指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但专家认为“孛斡勒”是突厥语boğol、bohol的音译，意即私人的部属，它的词根就是bog（家）。

11-12世纪的“孛斡勒”性质并不取决于现代词义。当时蒙古各部出现的“孛斡勒”属草原贵族那颜个人和个体家庭所有，身份是世袭的，他们有自己的家室和财产。一些孛斡勒跟随成吉思汗进行掠夺战争，成了元勋重臣。到了元代，斡脱古·孛斡勒（老奴婢）已成为贵族里面的高层才能具有的美称。

古时有一个戏剧角色，唐时称“婆罗”，宋时转称“鲍老”，或作“孛老”，在元剧中一般指代身份卑微的老头儿。[清]焦循《剧说》卷1：“末、旦、浄、丑之外，又有孤倈儿、孛老、邦老、卜儿等名目。《货郎旦》，浄扮孛老；《潇湘雨》，外扮孛老；《薛仁贵荣归故里》，正末扮孛老；《朱砂担》，冲末扮孛老。是扮孛老者，无一定也。”王国维《古剧脚色考》说：“ 金元之际，鲍老之名分化而为三：其扮盗贼者，谓之邦老；扮老人者，谓之孛老；扮老妇者，谓之卜儿。皆鲍老一声之转，故为异名以别耳。” 关于其名称的由来，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补遗》：“鲍老，滑稽脚色。曲牌有《鲍老催》、《耍鲍老》。农村演《大头和尚戏柳翠》，大头和尚臃肿郎当即鲍老也。昆明之语谓臃肿郎当之人曰鲍老。” [宋]无名氏《张协状元》戏文：“好似傀儡棚前，一个鲍老。” 钱南扬校注：“鲍老似乎与傀儡戏关系特别密切。” 王国维认为，鲍老是婆罗，由“婆罗门”转化而来（《古剧脚色考》）。 “孛老”无疑是“孛斡勒”（bogul，家仆）的转称。

蒙古语“孛兰奚”（bogulčid），又译“不兰奚”、“卜兰奚”、“阑遗”，意为“无主逃民”。元代社会一种特殊人口，又称“驱口”。逃亡是反抗奴役的通常办法，逃奴隐瞒原有身份被官府编入户籍，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这些被收容而无主认领的奴婢就名之bogulčid，词根bo意为“房”。

其三，满语“贝国恩”（boigon），意为“户”，是对旧满洲一部分满族人的称呼，多半在吉林地方成家立业，记档开户，养子育孙，世代相传。

满语“包衣阿哈”（booi aha），意为“家奴，家里的帮手”。有时亦单称“阿哈”（奴才）。满族对在家里进行家务劳动的人的称呼。主要来源于战争俘虏、罪犯子孙、负债破产者。曹雪芹的祖先就是满洲皇族的“包衣阿哈”。曹家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的后裔，明朝初年随着军队到了辽东，从此就在辽阳住了下来。明朝天启元年（1621），清太祖努尔哈赤统率后金八旗兵攻占沈阳、辽阳一带，曹雪芹的太高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被俘投降，沦为满洲贵族的包衣，也就是家奴。曹振彦能武能文，受到主子多尔衮的赏识，将他提拔为由汉人家奴编立的兵民合一基层组织的军政长官。

顺治元年（1646），清朝定都北京，曹家也跟随着大军入了关。顺治八年（1651），曹家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康熙皇帝出生，按例在内务府包衣妇人当中，挑选奶妈和保姆。曹玺的夫人孙氏，被选为康熙的保姆。从此，曹家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康熙二年（1663），正担任内务府营缮司郎中的曹玺被康熙任命为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曹雪芹的祖父曹寅，17岁时就当上康熙的侍卫，深得康熙赏识。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继子曹頫连任江宁织造近40年。

《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内容简介

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第五编《狄续：太阳与土地》之一部分。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宇宙极小的一部分。随着物质研究进入分子、原子、量子等微观级别后，不但出现了超导体等革命性的材料，最神奇的发现是，两个量子，相隔万里，一个出现变化，另一个亦出现相同的变化。即便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对象，若是拉近距离在显微镜下观看，都会发现它那难以置信的美丽。作者选取近千个语言化石作研究对象，将语言学知识放在民族学、民俗学中审视，以音求义，把一般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书在手，远古大东亚历史，洞若观火。本书提出的结论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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