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挣扎1：向败局而去，岂非宿命》
《诸葛亮的挣扎2：务农青年开局，拉关系全靠媳妇 》
《 诸葛亮的挣扎3：隆中对并不高大上，只是一次讨好老板的面试 》
《 诸葛亮的挣扎4：刘备基本没把隆中对当回事儿，听过就忘 》
《诸葛亮的挣扎5：他只能站在简陋茅庐中向前眺望，小心揣度》
《诸葛亮的挣扎6：历经十四年，成为蜀汉二号人物》
《诸葛亮的挣扎7：白帝城托孤，刘备究竟托付了什么？》
《诸葛亮的挣扎8：白帝城托孤，托的是讨曹灭贼、兴复汉室的使命》
《 诸葛亮的挣扎9： 好一招激将法，刘备临终展露枭雄本色 》
（接上期）
刘备死后，章武三年（223年）五月，十七岁的刘禅即位于成都，是为蜀汉后主，改元建兴。
为父亲拟定昭烈谥号的同时，对于诸葛亮，在丞相、司隶校尉的职务，以及录尚书事、假节的待遇之外，刘禅又封他为武乡侯，并允许他开府治事。
开府意味着诸葛亮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底，其中成员均由他自行任命，相对独立于蜀汉朝廷。东汉规定，三公、大将军可以开府。汉末大乱以来，开府成为权臣的一种象征。董卓死后，李傕挟持献帝于长安，迁车骑将军，开府；曹操迎奉献帝后，任司空，开府；后来曹操罢三公，恢复并自领丞相，仍然开府。开府之后，司空府、丞相府便成为曹操培养人才、培植亲信的基地，在府中任职的掾属，大多转任汉廷，或留任中枢，或赴任地方。而此时，诸葛亮在蜀汉朝廷的地位，与曹操在汉廷的地位非常相似。《三国志•诸葛亮传》这样形容：“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也走上了一条权臣之路。
可是，这条权臣之路并不好走。诸葛亮刚刚接手的蜀汉，绝非那个曾经四海一统的东汉；诸葛亮辅佐的后主刘禅，也绝非在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的献帝刘协。夷陵战败后，刘备病笃继而身死，这对蜀汉政局的影响简直是震动性的，各路反对势力从蠢蠢欲动到明火执仗，从暗流涌动到肆无忌惮。就在永安托孤前后，整个益州南部已经笼罩在叛乱的烽烟之中。
除了汉嘉太守黄元反叛的兵锋一度迫近成都，处于益州南部的越嶲郡、益州郡、牂牁郡也发生叛乱，波及永昌郡。《三国志•后主传》载：“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建兴元年（223年）即章武三年，而实际上，益州南部的叛乱在此前便已发生。
在越嶲郡，《三国志•李严传》载：“越嶲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此事发生在章武二年（222年）李严被调至永安任尚书令之前，高定乱兵围困新道（今四川绥江），逼近犍为郡，时任犍为太守的李严才南下驰赴救援，可知越嶲郡高定的叛乱在章武二年已经发生。
在益州郡，雍闿不仅叛乱，还里通外国。据《三国志•张裔传》记载，“耆率雍闿恩信著于南土”，杀害益州太守正昂后，“使命周旋，远通孙权”。刘备便命张裔继任益州太守，前往赴任，但雍闿“趑趄不宾”，竟执张裔送至孙吴。时至建兴元年，诸葛亮遣邓芝使吴通好，嘱咐邓芝请求孙权释放张裔。张裔“自至吴数年，流徙伏匿”，孙权对此毫不知晓，遂同意邓芝所请。从张裔到孙吴已有数年的情况看，正昂被杀，雍闿通吴，张裔遭徙，这一系列实践应该发生在刘备去世之前。
在牂牁郡，《三国志•李恢传》载，刘备死后，“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益州郡后来改名建宁郡，处于益州南部腹地，并不毗邻孙吴，雍闿欲外通孙权，必得经过东面的牂牁郡。以情势推断，蜀汉在牂牁统治的失序，与越嶲郡、益州郡的反叛应是一个连锁反应的过程，雍闿与朱褒有所勾连，才能顺利途径牂牁，将张裔送往孙吴。
雍闿降于孙吴，而当时吴、蜀尚未恢复联盟关系，《三国志•吕凯传》载，所以孙权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永昌郡位于益州郡西面，“道路壅塞，与蜀隔绝”。雍闿前往赴任，遭到五官掾功曹吕凯与府丞王伉的抵抗，于是“数移檄永昌，称说云云”。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时，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又从建宁、永昌二郡中分出数县新设云南郡，以吕凯为云南太守。但吕凯旋即“为叛夷所害”，可见永昌郡受雍闿叛乱波及，形势糜烂难治。
在《三国志》的不同传记中，称高定为“越嶲夷王”“越嶲夷率”，称雍闿为“南中豪率”“耆率”“益州大姓”“益州豪姓”，可知二人皆为益州本土豪族，属于地方豪强，拥有私人武装，在地方势力极大，与当年反抗刘璋的犍为太守任岐、校尉贾龙，以及刘焉死后拥立刘璋的“州大吏”赵韪一样，属于蜀汉政权底层的益州派。相比令孙策、孙权兄弟费尽心机的江东本土豪族，他们中不少是少数民族，未经开化，依恃武力，发展程度不及诗书传家的江东豪族。朱褒虽为牂牁太守，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其出身，大概也属于本土豪族，才会响应高定、雍闿的叛乱。
刘备去世前后，发生在益州南部的一系列叛乱，可以视作益州本土豪族趁夷陵战败、政权不稳之机，发动的武装叛乱，目的是改变益州派居于政权底层的被动局面，颠覆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派所建立的蜀汉政权。蜀汉立国时埋藏下的主客、新旧矛盾，在刘备病笃、国本动摇时以叛乱的形式爆发了出来，而地方武装动乱，只是这种矛盾在当时的表现形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益州南部本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越嶲夷王”高定、“耆率”雍闿本就是少数民族首领，所以民族冲突也夹杂在叛乱之中，更增添了处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此外，益州南部的反叛还与孙吴牵扯在一起。孙权袭取荆州之后，俘获了先前被刘备迁往公安的刘璋父子。《三国志•刘二牧传》载，孙权“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刘璋死后，正值雍闿叛乱，孙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孙权将刘璋之子刘阐置于孙吴之交州与蜀汉之益州交界处，意在发挥刘璋父子的影响力，策动益州的反叛势力。如此一来，益州南部叛乱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武装反叛，而是叠加了主客矛盾、民族冲突、外交争端等多重不利因素的政治危机。
刘备的死，让益州南部的反叛更加肆无忌惮。《三国志•吕凯传》载：“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但对于诸葛亮而言，这只是政治危机的一部分，所以诸葛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显然，还有比反叛更加棘手的危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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