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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与“顽石骑行”骑回故乡石屏，回到了母亲小时候居住过的袁家老宅，仰望先祖袁嘉谷画像，感慨万千。
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生于云南石屏，21岁到昆明应试，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考试）王”。31岁再次应试，榜发，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
1903年，清政府进行了历史上惟一一次废除科举后的“经济（经世济民）特科”考试，袁嘉谷由尚书魏光焘保荐应试，他将自己平生所学、平日思考的结论，铺陈为文，写了一篇《<周礼>农商政各有专官论》。全文5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是一手王欧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赏识，在全国应试的306人中，得一等第一名，是为“经济特元”，榜发下来，俗谓中了状元。
经济特科的考试与一般科举考试不同，它不以八股见长，而是以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方策为主，更注重学以致用。特科考试，整个清朝只有过三次，此次应考的还有已经获得状元身份的人，所以经济特元的地位，高于普通的状元。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二次、经济特科一次，因此袁嘉谷被赞为“国朝第三人”、民间称袁嘉谷为“独一无二的状元”。
消息传回来，官民奔走相告， 时任云贵总督魏光焘手书“大魁天下”一匾高悬于昆明拓东路上的“聚奎楼”上。袁嘉谷亦自京寄回对联刻悬阁上。从此，老百姓管此楼叫作“状元楼”。
高中状元后，袁嘉谷任翰林院编修，领导教育改革。1904年奉旨前往日本考察学政一年，其间支持云南留日学生所办“云南同乡编译局”杂志，足迹遍及东京、札幌、江户、足尾等地，更潜心到早稻田大学、宏文学院等处了解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大变化进步。1905年回国后，先后任编译局局长、廷试外国学生襄校官、宪政馆咨议官、实录馆纂修官、国史馆协修、国史功臣馆纂修、武英殿协修、清奏议纂修等职。负责编写中西要籍，中小学教科书、大学参考书，我国至今中小学有统编教材，当始于此。
1909年，袁嘉谷调任浙江提学使，不久又兼布政使，兴办教育、整理文献典籍。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亡。作为浙江布政使兼提学使的袁嘉谷在疾风暴雨面前，已自觉时代巨变，一个安静的文人，对政治风暴显然力不从心，于是回到家乡云南，题诗曰：尚有余生可读书，读残风雨岁将除。梅花报道纯消息，香在诗人旧草庐。
1921年，袁嘉谷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袁嘉谷本属重金聘请对象，但他得知大学经费颇紧，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袁嘉谷博学，且平易近人，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每周讲两节国文课，教室设在至公堂，每节课总是座无虚席，除该校学生和一些教师外，还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回乡这几十年，他还致力于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卧雪堂文集》、《卧雪堂诗集》、《卧雪堂联语》《卧雪堂日记》等等，主纂《石屏县志》（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县志之一），参与编纂《清史稿》、《云南通志》、《云南大事记》、《滇诗丛录》、《滇文丛录》等书籍。状元公的书法颇有名气，被编入《中国书法大辞典》，早年学欧阳询，后学王羲之、米芾、颜真卿、褚遂良，自创一体，人称“袁家书”。笔峰坚韧、古朴敦厚、飘逸俊雅。求其书者近至云南，远至日本，络绎不绝。如今，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安宁温泉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安宁温泉摩崖石刻上的状元公的墨宝。
晚年，他结庐翠湖，自辟一园，名“树园”，堆土为山，名“金钟山”，盖一小亭，名“课经亭”，又种些花草菜蔬以赏心悦目。
2017年9月10日教师节，昆明昙华寺公园袁嘉谷纪念园落成，当年是袁嘉谷诞辰145周年的日子，距状元公辞世已经80周年。
袁氏一门百余人从全国各地赶来，缅怀先人。这个家族，在状元公的光环照耀下、家风熏陶下，走出了许多教授、专家、医生、学者，子嗣遍布世界各地，在各自的领域里各有所成。
复印于上海图书馆的失散家谱（袁嘉谷编撰）。
2020年重修的家谱。
故居前院。
袁嘉谷兄弟七人自幼读书，袁家早年就有藏书上千册，此为后院书房。
云南最有名的普洱茶品牌乾利贞号由袁嘉谷家族经营，1887年12月，状元公的父亲袁德洋去世。理葬完毕，老夫人徐氏将七子一女召集在一起，命老大袁嘉乐治家；老三袁嘉猷、老四袁嘉言经商；老二袁嘉谟、老五袁嘉谷、老七袁嘉璧、老八袁嘉端读书求仕。当时的业务是省货、广货、茶叶、棉花，这其实相当于今天的百货和茶叶。
状元公的母亲：徐氏。
徐太夫人寿辰，五世同堂。
在故乡石屏，“状元故居”紫气笼罩，往来鸿儒络绎不绝，俨然滇南第一名宅。
上排堂屋墙壁正中挂着袁嘉谷任浙江提学史时的半身巨照。
故居走廊上悬挂的“袁家书”。
雨中故园。
从旧社会跨越到新社会的云南状元公无疑是爱国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状元公的一生，留过洋（日本）、做过地方大员（浙江布政使），当过教授（云南大学）。从古代状元做到近代教授，古今仅此一人。与同履历的云南士人相比，袁嘉谷的后世声望，更多来自于科举成就，而非“经世济用”的丰功伟绩。他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士人，一生谨言慎行，绝不出格，慎独安守，兢兢业业，顺应时势。对一个性格恬淡的传统士人而言，孓立案牍前著书立说，无疑是最明智之选。这一点，作为袁氏后人的我尤其感佩。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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