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动/情感
郝强 文，
选自《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西方学界出现了一股关于“批判情动/情感研究”（critical affect studies）的理论热潮，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在讨论情感问题。从词源来看，情动/情感（affec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affectus，既有影响、打动的意思，又可以指情绪、感受等。它既是动词也是名词，而情绪（emotion）、感觉（feeling）等则偏向名词属性。在中文语境中，affect作为理论术语也有多种译法，如情感、情动、感受、情动力、情状、情-调等。简言之，情动就是情感的流动变化，只是更加强调情感中的“感受”或“运动”。
而把情动/情感和情绪区分开是为了说明情感是不确定的，是正在变化的过程，这样，情感就意味着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因为没有被语言或者意识形态所规范固定。因此，“情动/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一方面是说情感的概念发生了转变（由确定的情绪变为不确定的情感强度），另一方面则是说人们认识世界的逻辑发生变化（由“理性逻辑”转变为“情感逻辑”）。
在当代西方情感理论研究学界，马苏米（Brian Massumi）和赛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两人可以算是情动/情感理论的奠基者，两人分别从情感的本体论和情感的性别研究两个维度开创了情动/情感研究的新范式。
马苏米的《虚拟的寓言：运动、情感、感觉》（2002）一书被认为是当代情动/情感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德勒兹和斯宾诺莎的影子，而“德勒兹-马苏米”这条思想脉络（情感本体论）也是当代情感理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路径。
德勒兹在1978年万塞讷（Vincennes）讲解斯宾诺莎时，把情动/情感定义为“存在之力或行动之能力的连续流变”。也就是说，情感不是某种固定状态，而是正在变化的过程，当行动能力从小到大时，人们会感到快乐，反之，则是痛苦。这是对斯宾诺莎的解读，因为在斯宾诺莎那里，情感就是身体遭遇刺激产生的变化，或是心灵对这种变化的理解。德勒兹重新激活了这个概念，并进一步提出情动/情感是“非人生成”（nonhuman becoming），是强度，是向他者转变的过程。只有通过微观层面的生成，我们才能从宏观抽象的概念中逃逸，只有通过考察情感的强度和力量，我们才能跳出“人”的视角，去理解生命的复杂与多变。所以情动/情感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一种变化的权力。
作为德勒兹著作的英译者和研究者，马苏米延续了德勒兹对斯宾诺莎情动/情感理论的阐释，强调情感的变化过程，同时也对情动/情感和情绪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情绪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容，是从社会语言学上确定一种经验的性质，这种经验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是个人的”。这也是情动/情感概念的一个重要演变，就是说情感不同于主体性的情绪，而是一种非主体的或主体间的，是一种强度的变化过程。马苏米曾借用神经科学的实验“消失的半秒”来说明大脑意识和身体反应之间有着半秒的间隔，在这一间隔中情感是“自治的”（autonomy），是充满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的，是无法被预知的。而在经过主观的意识认知理解后，情绪才会产生。马苏米的“情动”借鉴了德勒兹的理论，把情动和“生成”、“强度”等概念联系，但同时又赋予了情感新的解读视角——从时间维度思考情感。“当面临未来的威胁时，恐惧就是当下所预想的现实，是不存在但又能感受到的现实，是事物若隐若现的情动/情感现实（affective fact）。”对未来威胁的感知就类似于认知和身体反应的间隙状态，它不是真实发生了的，而是具有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这种逻辑就是情感逻辑，不是依据已经发生的事实行动，而是依据未来的可能做出推测，是基于对未来的恐惧而采取的行动。当下很多政治问题更多是涉及感知和情感，而不仅仅是正义或道德，国家治理的方式也正从身体的规训转为情感的控制，从理性逻辑转为情感逻辑。可以说，马苏米把德勒兹抽象的哲学概念引入文化政治的维度，使情感理论更具生命力，也为文化政治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从某种程度来看，马苏米的语言又是极度晦涩的，同时掺杂了大量最新的科学技术分析，这也造成了人文社科学者在研究理解时的一些困难。
在诸多情动/情感理论研究著作中，除了马苏米的《虚拟的寓言》外，美国著名性别研究学者塞吉维克所写的《触感：情感，教育，操演》（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2003）也被视为奠基性著作。塞吉维克继承了心理学家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的传统，这样，情动/情感理论研究除了“德勒兹-马苏米”这条路径外，还有另一条路径，即“汤姆金斯-塞吉维克”式的情感研究。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界还是以弗洛伊德为尊，汤姆金斯则对弗洛伊德提出挑战，认为情感不是伴随其它心理活动产生的次要现象，而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因为弗洛伊德是把情感置于其驱力系统中的，并认为情感是一种再现的、意向性之物，是对外部经验的反应。甚至，对象的出现与否决定了情感是否会发生。与弗洛伊德不同，汤姆金斯把情感从驱力的附属中解放出来，使得情感系统与弗洛伊德的驱力系统成为同一层面的范畴。情感不受大脑和认知控制，也不受个体经验制约，例如婴儿皮肤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就是一种情感，母亲的触摸和猫狗的惊吓都能引起婴儿的情感反应。可以看出，汤姆金斯一方面把情感置于其理论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则把情感与动机结合，这对后来文化研究学者影响巨大。
塞吉维克同马苏米一样，都是从60、70年代的理论家那里寻找其理论资源，他们分别激活了汤姆金斯和德勒兹关于情感的论述。在《触感》一书的导言中，塞吉维克认为情感可以并且是依附于其它东西的，当被其它事物刺激影响后，情感会发生变化并产生某种效果，这种效果（如愤怒、羞耻、愉悦）可以理解为情绪，所以情感是先于情绪的，是无意识的，情感引发的效果也是不可预测的。塞吉维克之所以重提汤姆金斯的情感，并不是要从心理学上解释情感是什么，而是要强调情感是无意识的、是不确定的，与情感相对，情绪则是被作为情感固化的效果。例如，在美国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中，很多人呼吁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来反对异性恋的霸权，只有“出柜”确认自己的身份才是最有效的抵抗，这也使得诸多地下同性恋者长期处于“身份缺失”状态，他们认为自己不够勇敢并长期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中。但塞吉维克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暗柜”状态，与“出柜”相对，“暗柜”意味着处于一种私密的、不公开的、未确定的无意识状态。因为无论是否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人们仍然是处于同性恋/异性恋这样一种二元论思维模式中的，出柜这一行为本身就使得自己继续遵循了传统的二分思维，个体的复杂多样性被单一固化的阶级、种族、性取向等话语模式所限定。所以塞吉维克的“暗柜”状态其实就类似于马苏米所说的情感的“自治”状态，当一切还未确定，当一切还拥有变动的可能时，情感的力量才会凸显。
马苏米和塞吉维克分别从情感的本体论和性别研究两个维度展开他们的论述，而从他们的理论资源来看，60、70年代的德勒兹和汤姆金斯几乎在同一时期注意到了情感的重要性，但他们又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但是，德勒兹和汤姆金斯都没有就如何应对当下情感经验的变化这一现状给出相应的策略。这也是马苏米和塞吉维克在20世纪末重提情感的意义所在，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情动/情感是什么”，而是我们在新的情感领域中该如何行动，或者说是“情动/情感有什么用”。马苏米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把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现代国家的统治者也经常采取这样的方式；而塞吉维克则强调我们应该保持情感的潜在状态，不运用语言或行动来使其确定化，例如不公开自己性别取向时的“暗柜”状态。他们分别采取“激进”和“保守”的态度对待情感，但又都为我们现实生活的文化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策略。于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对抗过去的理性逻辑，或者是主动的“先发制人”，或者是被动的“暗柜”。所以，“情动/情感转向”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情感的本质，而是情感的功用，这也暗示了当下从“理性逻辑”到“情感逻辑”的重要转变。这种对情动/情感的讨论几乎可以在当下所有人文学科中看到，正是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传播学、教育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研究重心的转移，共同构成了所谓的“情动/情感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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