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丹 杭州 嘉兴报道
编者按/ 金晓宇本来是一个普通人，即便他精通英、日、德三门外语，即便他翻译了20多部外文作品，即便在出版社的编辑那里，他得到了很不错的评价，但翻译，无非是一件工作而已。
一夜之间，他变成了天才，被冠之以这个称谓，既来自于他的父亲，也来自于这一切与他身上“双相情感障碍”身份的冲突。这似乎暗合了人们心中关于“天才”与“偏执”内在关联的某种认知。
他和他的家庭开始短暂地来到聚光灯下，过起不一样的生活，但这一切又终将远去。金晓宇和他的家庭，终归会被舆论放置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然后，这个家庭继续他们的人生。
在人间，生活总有期许。就像高尔基说的，只有诗歌需要美，而美，却不需要诗歌。
“你觉得自己是天才吗？”
面对来者的提问，金晓宇坦然否认了“天才”的美誉。“我并不是什么天才，翻译只是一份工作，每一门外语，平均下来都要花十一二年时间学的。”他承认，这个称号里掺杂了父爱的成分。
2022年1月18日，《杭州日报》刊发的一篇报道《杭州男子从殡仪馆打来电话，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让这个50岁的男人一夜爆火，金晓宇突然被媒体冠以“天才”之称。他精通日语、德语和英语，在10年时间里翻译了17本书，同时，他又需要与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精神疾病做斗争。
媒体、影视公司、公益组织、翻译协会等社会各界人士都来了，这出乎意料的影响力，让父子俩情绪亢奋。金晓宇86岁的父亲金性勇几次笑着跟大家说，自己和儿子成名人了。昔日的同学和老师们才知道，原来金晓宇还活着。
在此之前，整个社区38栋楼，2174户人家，很少有人跟金性勇一家打交道。邻居们偶尔可以看到86岁的金性勇在儿子的搀扶下散步，早几年，金性勇的老伴也会陪着儿子在小区周边散步，回来都径直消失在那个黑黢黢的拐角，房门紧闭。
邻居们对金晓宇一无所知，金性勇也从来不讲。一位老大爷有时路过，看到金晓宇对着窗边的电脑直直坐着，他跟《中国经营报》记者开玩笑道，“我们讲他不会说中文，只搞洋文的。”
“我们的故事”
金性勇一直在等一封来信，或者一个电话。他有心理准备，也可能什么都等不到。
那是2021年底的一天，他决定写信给《杭州日报》的副刊《倾听 · 人生》栏目，讲述自己儿子金晓宇的故事。
彼时，金性勇的老伴曹美藻，患阿尔兹海默症卧病在床已经3年。大儿子金晓天远在澳大利亚定居，跟家里失联了3年多，小儿子金晓宇前不久躁郁症发作，被送进了杭州第七人民医院。
他在信里写到，过去这10年，儿子金晓宇翻译了英语、日语、德语的22本书（实际为17本），但翻译界还不知道金晓宇的名字，他是个天才。五六页纸写得很详细，后面附上电话和地址，迟迟没有等来回复。
到了耄耋之年的金性勇，习惯头戴一顶毛呢贝雷帽，酒红色的开衫毛衣打底，黑白格子围巾塞进棉袄领口处。额头有零星的老年斑，两条长寿眉高高翘起。说话时，露出仅剩的一颗被虫蛀的门牙，瘪陷的双颊被气流扇动得上下起伏，咬字并不很清晰。
他平时寡言少语，从来不会跟邻居们讲自己的故事。“没什么好讲的，他们都知道我儿子会发病，我说我儿子做翻译，他们也不会相信。”
“我跟老伴在一起，感觉很孤单。我希望有人来听听我们的故事，我一个人在寂寞之中，感觉能够给我儿子、给我老伴做点事情，我只能用我的笔写一点东西。”金性勇说，老伴身体每况愈下，自己年纪也大了，他最希望，是儿子以后能“有饭吃”。
一个多月后，金性勇终于接到了《杭州日报》一位编辑约访的电话。此时，老伴曹美藻刚刚离世，他百感交集，在电话里哭着说“谢谢”。
这个家庭的黑白往事，就此一幕幕重新浮现。
故事要从上世纪40年代讲起，金性勇与老伴曹美藻相识于两人共同的老家——嘉兴桐乡。曹美藻的父亲是桐乡一中的第一任国文老师。母亲是富庶家庭出身的小姐，也是老师，因为教书育人有方，被尊称为“先生”，为了子女读书，她不惜变卖自己所有的嫁妆。
金性勇就是曹母的学生之一，不仅如此，两家还是住在同一个巷子的邻居。
金性勇的爷爷手里有100多亩田地，父亲是桐乡一所小学的校长。后来时代变迁，家道中落。到了初高中，金性勇靠哥哥姐姐每月接济5块钱的生活费读书，一路省吃俭用，在当地最好的嘉兴中学读书，考上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于1957年大学毕业。
曹美藻比金性勇小3岁，本科南京大学毕业后，就赶往天津，追随在天津化工研究院工作的金性勇。金性勇还特意写过信给曹美藻，让她考虑清楚，曹美藻还是来了。
没有浪漫的恋爱史，两人的交往仅限于周末一起拘谨地吃饭，就这样过了几年。1967年金性勇和曹美藻成婚。“那时候乱得很，从天津到浙江，路上硬班车走了3天。”
曹家和金家的这桩婚姻，在现在看来，都是门当户对。金性勇和曹美藻退休前，都是化学制药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收入可观。他们各自有兄弟姊妹四个，两人在姊妹中，都是学历最高的。两个家族的近三代人，大多毕业于国内名校，包括军人、教师以及各行业的学术研究者。
毕业工作的那些年，是金性勇的高光时刻。他曾和妻子一起在天津出版专业书籍《工业催化剂的选择》。1984年，金性勇携带家眷辗转回到杭州，赶上杭州民生药厂人才引进项目，和妻子双双担任厂子里的高级工程师。房子有单位分配，两个儿子进了杭州最好的中学。
“他们工程师搞技术，拿个玻璃瓶甩，制药的，我们工人生产的药都要通过他们化验。”一位民生药厂的老电工向记者形容，那时候厂子里大多是工人，学历门槛有硬要求的高级工程师占比相当少。
后期，金性勇从技术部门转岗，负责民生药厂的情报工作，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杭州民生药厂的一系列合作。应工作需求，金性勇在国内各地频繁出差，还曾前往泰国曼谷的分工厂，做了一年半副厂长，后又跟随领导赴日本东京考察制药项目。如果算上补贴，情况好的时候，金性勇能每个月两份工资，早早地置办了电器“三大件”。在当时，俨然已经踏入高薪阶层。
日本出差期间，他打电话问孩子们想要什么礼物。回国时，给侄子买了一辆日本进口的摩托车，小儿子金晓宇说自己什么都不要，金性勇直接给了金晓宇1000美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约1万块钱。又为大儿子金晓天买进一套1万元的日本先锋牌音响，至今还摆在客厅里，左右两个音箱已经落了一层灰，中间是摆放杂物的电视柜，没有电视。
这段经历，被金性勇描述为“先甜，后苦，再甜，再苦”的人生经历概括中，第三个“再甜”的阶段，前两者分别是家境富裕之甜和求学之苦。
最后一个阶段的“再苦”，跨度长达金性勇的大半辈子。
逃避的方式
金性勇说，自从晓宇病了，家就变了。
到了20多岁的年纪，金晓宇突然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躁狂抑郁症，这是一种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疾病，也叫“双相情感障碍”。对这种疾病，金性勇和曹美藻是完全陌生的。
梳理金晓宇的人生轨迹，金性勇能想到的转折点，只有儿子6岁那年，被邻居家一个小男孩用气枪刺瞎了右眼。
这段经历，金晓宇记得很清楚。“他（邻居男孩）气枪上装了一根铅笔，我在那儿看小人书，他用气枪对着我，说‘我打你信不信’，我抬头看我哥哥坐在旁边，有了底气，说了句不信，啪一下打过来，就造成这么个后果。”当天晚上，他听了哥哥的话，没有告诉父母，睡一觉醒来，发现右眼看不见了。
正在北京出差的金性勇，接到家里通知儿子受伤的电话，急忙赶回天津。夫妇俩寻遍了天津的医生，都没有法子。金性勇只能带儿子去北京做晶体摘除手术，将眼球清洗干净，清洗到“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使其勉强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长期用一只眼球看东西，导致金晓宇左眼斜视，到初中，又落了个近视。金性勇在给儿子配眼镜时，左右两个镜片配磨成一样的度数。这样一来，瞒过了金晓宇的老师和同学，没有人发现他的眼睛有问题，以为只是斜视。关于这个秘密，全家人达成默契，从来不会对外人提起。
金性勇琢磨，眼睛的缺陷，可能让儿子心理上有了不好的变化，具体什么变化，他说不上来。至少在当时，儿子没有展现出任何端倪。
1984年，金性勇一家选择落叶归根，回到杭州。当年担任杭州一中初一（2）班的班长俞晓岚记得，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老师领着金晓宇进了教室。
中等个子，长相清瘦，日常一件条纹短袖，下面穿一条浅蓝色西裤，搭一双咖啡色的小皮鞋，鞋头有两条线交叉成方格，整体看起来干干净净。人很安静，从来不会举手回答问题，除非被提问。
“他回答问题都带着拐着弯儿的天津腔，大家会笑，因为我们南方人听起来会觉得很逗。”俞晓岚说，那时候大家主要用杭州方言交流，金晓宇不会讲，所以朋友很少。
她偶尔能瞥到，金晓宇上课总是眼神游离，动不动看着窗子外面发呆。尽管如此，成绩却不差。全班48个孩子，他成绩好的时候能冲进全班前10。
“我不能说他成绩有多好，但他肯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另一位初中同学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班有个同学，学习特别好，后来读浙大物理系，又保送到北大。当时在我们班里稳居学霸地位。但是金晓宇来了之后，按我们数学老师的话说，终于有人能挑战那位学霸的地位了。”
初中班主任也评价：“这个孩子不响的，大部分同学跟他是不接触的。”金晓宇不否认，那时候他已经感知到自己有抑郁倾向了。什么原因，他不知道。
1987年，金晓宇初中毕业，直升杭州一中。他在学校的表现开始让家里乱了阵脚。社会上兴起了围棋热，金晓宇也跟着迷上了围棋，起初只是放学后跟三两个要好的同学，骑自行车飞奔到国货路的杭州棋院。后期越发不可收拾，大段大段地旷课去打围棋擂台赛。当时的同班同学都知道，金晓宇玩围棋走火入魔了。
所有人都认为金晓宇到了叛逆期，思想出了问题，需要大人们去跟他讲道理来矫正。
“他后面有一段时间就不来了，一直请病假，家长也很着急地和我联系，希望班主任能协助做小孩的思想工作。”吴思杰对金晓宇印象深刻，自己教过那么多学生，因为学围棋不上学，金晓宇是头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吴思杰觉得，金晓宇有这么好的机会，不读书实在可惜了。
炎热的大夏天，吴思杰两次骑自行车从学校到金晓宇当时住北大桥的家，八九公里路，跑得大汗淋漓，坐在沙发上喘气都得喘一阵。他一遍遍开导金晓宇“这条路（下棋）走不通的，不如好好读书，考个大学，以后找一个好工作报效祖国”，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现在想想，光做思想工作是不行的，要给他适当的心理干预。”吴思杰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民众对于心理疾病的认识相对薄弱，学校对于学生的心理教育还没有普及。
曹美藻还想了一个办法，找来一个棋艺精湛的小女孩跟金晓宇摆一盘棋，仅一个回合，女孩轻松完胜。以此给金晓宇强化一个道理：专业围棋需要从小培养，他这个年纪已经晚了，走这条路肯定行不通。
金性勇则反其道而行，买来几本围棋的入门书送给儿子。这个举动，被曹美藻埋怨他父亲做得不称职，不劝儿子好好读书，反倒助攻浪费时间。
隔了一段时间，金晓宇还是回学校了，胖了一圈。金性勇认为是自己的方法起了作用，“我不管他，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
高三，金晓宇选了文科，教化学科目的吴思杰没能继续带金晓宇。“从课堂提问和作业来看，金晓宇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学理科是不错的。但也不惊讶，因为有一个过程，看着他成绩在落下来，报了文科。”
为什么选文科？2022年1月19日清晨，金晓宇坐在客厅阴暗的角落，面无表情地解释道：“我妈妈以前跟我说，我眼睛不好，将来理工科学不了。她是学化学的，说一只眼睛看显微镜，一只眼睛记录数据，像我这样是不行的。她让我学律师，将来把看病的车票钱、医药费都报销了。她说得无心，我听得有意。中学理科的分量越来越重，我也越来越不感兴趣，偏科偏得厉害。当时围棋比较热，国货路以前有个杭州棋院，他们都去那边，我也去了。”
“是因为围棋，所以不去学校吗？”
“不是，其实围棋只是一个逃避的方式，不想去学校，不是因为围棋引起的。怎么引起的，我说不清楚。可能那时候眼睛近视，大家都不戴眼镜，就自己要戴眼镜，被人嘲笑四眼狗，因为近视，不戴眼镜看不清。”
听妈妈的话
1990年，金晓宇没有参加高考，只拿到一张高中毕业文凭。
“考不了，老师说要考的话还是可以考上的，我自己认为缺课这么多，怎么考？”金晓宇知道，自己没有完成父母对他的期待。“他们理解的成功是顺利读书，考学工作，结婚生子。”
相较而言，大哥金晓天从小成绩拔尖，1989年高考顺利进入复旦大学，后远赴澳大利亚定居。自小，金晓宇也因为“好学生的弟弟”这个身份受益不少。“我哥哥保护了我6年，他成绩好，他们都不敢欺负我。”
“我要交保护费的，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金晓宇所说的“保护费”，就是听哥哥的话。包括将不响的鞭炮火药倒进塑料瓶，插一个炮眼子点燃，或者去图书馆摘抄和临摹哥哥想要的“武林秘籍”招式。
看到小儿子整天躺在家里无所事事，金性勇着急了。他通过熟人，寻了一份在工厂里搬运换气扇外壳的体力活。面对这份工作，金晓宇没有拒绝，他跟师傅们一起吃大锅饭，闲暇之余，就在空地上看教材，为复读作准备。
这是金晓宇第一次打工，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没有双休日，每月赚来的钱全部交给母亲。“反正家里讲了，我将来没饭吃。我要多吃一年饭，她养我一年，我就把钱交给她好了。”
没坚持两个月，金晓宇才说要高考，他画好一张课程表贴在墙上，把每星期需要复习的科目排得满满当当。金性勇松了一口气：“我求之不得，我说我谢谢你了！”
一年后，高考分数出来，距离一本分数线只差3分。这让金性勇夫妇惊喜，儿子好好读书有了希望。
报考志愿时，金晓宇选择了一所外地的大学。他说自己想离开这个地方，具体选了哪里，他记不起来，只记得填好之后，妈妈让他擦掉。
他想报历史系，不是因为对历史感兴趣，而是觉得历史系比较冷门。“我不想跟人竞争，反正哪凉快哪待着也不错。”但后来交上去的志愿填报单子上，第一志愿是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的外语系。“我妈妈说，历史学出来难找工作，学外语比较好找工作。”
最终，一家人等来的不是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是退档通知书。金性勇赶紧找人打听什么原因。“招生办的人找到了档案拿给我看，上面写了：长期旷课。我想老师说的没有错啊，事实摆在这里，找谁都没有用了。”
无论如何，总得有个学上。曹美藻只好又找同事，辗转将金晓宇送进了杭州树人大学，一所民办的三本院校，每学期交1000元的学费。
树人大学没有外语专业，金晓宇再次听从妈妈的意见，读了距离外语最近的外贸专业。“那时候外贸热门，刚改革开放不久。他们都是普通考到这里的，我的成绩比他们高出很多的。”
没上两个学期，金晓宇就因为连续发病，退学了。
金晓宇再次回归到无所事事的状态，他时常跑到社区附近的一家茶室，那里聚集了劳改犯、小偷和皮条客等形形色色的人，只要花5毛钱点一杯劣质茶水，就可以坐一天。
其中，有一个劳改犯喜欢拿一根长杆到处吊衣服，偷钱包。一年夏天，他在金晓宇家吊衣服没成功，还把竹竿落在窗内，金晓宇想还给人家，脑筋一转，把竹竿拿去派出所。后来，那名劳改犯当了社区的保安，金晓宇见他一次，就跑一次。
这段关于茶室的经历，在金晓宇看来比较有意思，却让父亲为难。居民委员会动不动就跑过来通知他，金晓宇在茶室里闯祸了，跟人打架，金性勇前后赔了五六百元。“茶室老板说，叫你们儿子不要再来了。”
长期这样混日子也不是个办法，儿子以后“没饭吃”成了曹美藻最担心的问题。当时有人跟曹美藻说，这种情况还不如死了减轻负担。曹美藻很愤怒，反驳道：“不是你的孩子你不心疼啊！”
“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走了，不知道他还在。”2020年10月，金晓宇的初中班主任和昔日的学生聚会时，大家提起这件事，还一阵惋惜。
而那次聚会的地点，就在金晓宇家的不远处。
敏感的话题
金晓宇有一个小册子，上面画了一些他在医院里看到的人和物，有护士、病友，也有摘抄的诗词和随笔，其中有一页写了大大的几个字：“被世界抛弃的人”。
算下来，自1992年开始，金晓宇因为发病每年至少住一回医院，每次需要花费近一万块钱。高额的花费让退休的金性勇夫妇有些吃不消了。
社区建议金性勇为儿子办理残疾证，金性勇打心里不想办，但考虑到以后能申请低保、报销医药费，咬咬牙，还是办了一张精神二级残疾证明。
“我当然不想承认他是个残疾人，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医院花钱很多啊，我是很矛盾的，在这种矛盾之下我只能这样选择，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否则我撑不到现在。”金性勇说。
2000年出头，金晓宇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杭州大学的外语系自学考试上，曹美藻重提精神，帮儿子规划自学考试的步骤。
“自学考试，网上查不了，怎么报名，哪里买教材，都是她（妈妈）帮我打听的。那时候，去图书馆买书，要办借书卡，还要排很长的队。”
金晓宇说，很多事情，都是妈妈帮他规划的。
“我姑姑一直是希望他能继续上学的，她跟他讲，自己同学的孩子也得过抑郁症，后面就克服了这种病，还考过了托福、雅思，最后出国了。”曹美藻的侄女小伟向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曹美藻表面坚强，总是鼓励儿子振作起来，一定能克服精神疾病。
但其实，曹美藻近乎绝望了。从她生前传达给亲戚的话语可以透露出来，她原来相信晓宇是可以恢复的，但确诊之后，她觉得晓宇的病情没有办法再逆转了。
金晓宇不在的时候，曹美藻偶尔会情绪崩溃。“我记得有一次清明节，我姑姑到桐乡给我奶奶上坟，本来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但那次她抱着我妈妈大哭，说晓宇确诊了躁狂抑郁症。”
上坟前一天，金晓宇因为在公交车上跟人打架，刚刚从派出所出来。
2006年，金晓宇通过了杭州大学外语系的所有科目自学考试，曹美藻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亲戚朋友，透露满心的骄傲。
但金晓宇还是没有工作，他听妈妈的话继续自学外语，几乎看完了浙江图书馆三楼外刊室的所有外文书。曹美藻则去找亲戚凑钱，给儿子交上了社保。
那时候，家里最需要的就是钱。曹美藻不愿意跟人借，专门学习了炒股。把夫妻俩的所有工资拿来做底，在附近的股票交易所跟懂行的人请教。几年下来，赚最多的时候有300万元。她还特意跟金性勇讲：“这个钱我不会给你的，是留给儿子的。”
“我不要，你放心好了。”金性勇回忆，老伴身体健康时，两人就商量过遗产问题，曾让法律专业出身的小伟帮忙立一份遗嘱，大概内容是，身后财产主要留给金晓宇。小伟觉得立遗嘱为时尚早，没有答应。
小时候的金晓宇调皮捣蛋，逢人就讲唐山大地震后，家人如何在天津搭棚生活；他曾骑一辆自行车载着小伟在油菜花田边飞奔；在表姐家里舞刀弄棒折断一支红缨枪；毫不客气地把小伟的文学书籍带走去读；会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小伟买冰棍吃；缠着表妹下象棋，如果赢了会笑得很可爱……
但眼前的金晓宇，如果笑了，立刻会被视为发病的前兆。他是家里的头号危险人物，会无缘无故地砸电视，推倒冰箱，在外面跟人发生肢体冲突……
金晓宇的病情，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亲戚们来访时，金性勇和曹美藻会提前打好招呼，让大家不要跟金晓宇讲话，指不定就惹他发病了。
“基本不敢跟他说话，打个招呼马上走开，有点怕他的。”曹美藻的另一个侄女佳怡说，每次去拜访，大家都在屋子外面聊天，拿院子里的凉亭当客厅。
一起吃饭时，只要金晓宇说不去，或不吭声，金性勇夫妇就不敢问第二遍。如果哪次金晓宇陪同吃饭，大家会开玩笑说，晓宇今天太给面子了。
顾及金晓宇的病情，金性勇一家很少再回桐乡，主动减少了与外界的联系。曹家兄弟姊妹的微信群里，没有金晓宇和金晓天。金性勇又坚持用社区分发的免费老年机，一般连电话都不打，只是有需要时，用笔画输入法一撇一捺地打字发信息。
他们很少参加同学聚会，几乎断了联系。老同学曾打来电话，叫金性勇去广东玩，全程报销，金性勇觉得脸上挂不住，没有去。“我的那些同学，他们（情况）都很好，都是研究单位的，还有当大老板的。我什么也不是，要掏钱我没有，要名气，我比不上他们。”
大儿子金晓天叫母亲去澳洲住一段时间，护照都办好了。临近出发时，曹美藻说，自己还是放不下小儿子，不去了。
大概在零几年，金性勇夫妇突然提出，请亲戚们帮忙为儿子找个伴，没有要求，能照顾金晓宇就行。没有人敢答应这个求助。
“他有这个病，咱们不能害人家女孩子啊！”金晓宇的一位表姐说，“以前不像现在这么包容，大家对精神病人偏见很大的。”
佳怡也打听过，想请个保姆照顾金晓宇。“但保姆听说有精神疾病，立马不想来了。”
想出去看看
“长城的砖块上，有没有砌砖人的名字？我心里想，如果我能出一本书，上面有我的名字，这辈子也值了。”金晓宇说，他曾跟父母表露过自己想做翻译的心愿。
2010年，在南京大学50周年校友会上，曹美藻通过老同学，为儿子争取到了一个翻译的机会。
资深出版人杨全强，是给金晓宇第一个机会的人，至今还负责金晓宇的全部译作。当时的他，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一名编辑室主任。斟酌后，将美国作家安德烈娅·巴雷特的作品《船热》交给金晓宇翻译。
“一开始只是正常的合作。朋友介绍说，有个人想翻译，合作几本书之后，我比较看重他特别认真地去钻研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杨全强认为，金晓宇在做翻译的时候，方法非常专业，对于翻译文本的准备工作，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有了第一本译作的基础奠定，金晓宇跟出版社的长期合作水到渠成，他的生活有了重心，一心扑在翻译上。“上天给了我翻译的本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收回去了。”
伴随着翻译，金晓宇发病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家庭又悄然有了变化。
最明显的例子是，父子俩的交流变多了。起初的一两本书，金性勇会作为第一读者，准备好厚厚的词典，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校对儿子翻译的每一个词，金性勇主动承担买扫描仪、打印机，收样稿，买资料书等一系列工作。
在翻译日本女作家多田和叶子的《狗女婿上门》时，金晓宇为了提升翻译的准确度，天天看相扑比赛，还叫父亲一起看着屏幕上系着腰带的大力士翻跟头，两人开怀大笑；翻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前，金晓宇看完了塔可夫斯基导演的所有电影，帮助自己理解原著；在翻译《嘻哈这门生意》时，他将书中涉及的300首嘻哈音乐循环播放，听了一年。
10年下来，金晓宇翻译了17本书，已经出版15本。每出版一本，金性勇夫妇都要将书寄给亲近的亲戚朋友，证明儿子的成绩。
大家会小心翼翼地照顾金性勇一家的情绪，每次见面最先说的一定是：“晓宇怎么样了？”
“通常她（曹美藻）就说‘挺好的’，然后说晓宇最近又翻译了什么书，很辛苦。”金性勇的外甥女张希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曹美藻在亲戚们面前提起小儿子，只谈好的一面，对病情的负面情况缄口不提。
2015年之后，曹美藻倒下了。
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记性越来越差，腿脚也变得不利索，到最后只能躺在床上，需要本就颤颤巍巍的金性勇来照顾。金晓宇也变得懂事了些，帮父亲一起照顾母亲，接大小便、擦洗身子。
后来，曹美藻完全不认识儿子了，金晓宇说没关系，自己认识妈妈就行。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家庭结构逐步失衡、疲软，渐渐转变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生活。
金晓宇转而对父亲的依赖程度加强，一般情况下，他做任何事都会问过爸爸的意见。家里放了三天的剩饭，是扔掉还是放冰箱，他要问爸爸的意见。出门散步买菜、换身衣服、回家开门、进房间翻译、吃饭动筷子前，他都要先看一眼父亲，等一个肯定的答复。
他也试图模仿父亲的行为，再生涩地表达。当被来客夸“会照顾人”时，金晓宇说，都是跟爸爸学的。他会在不小心踩到路人时，轻声说“对不起，我刚踩到你了”，对方几次没听清，他就重复道歉几次；也会在进餐馆吃饭时，到服务员耳边说一句“辛苦了”，服务员都怔住了；一起逛超市时，他停在陈列遥控汽车的货架处，问记者，“很有意思的，送你要不要？”
金性勇承担的责任也相应加大。他要两个小时为曹美藻翻一次身，早中晚喂食牛奶和蛋白粉，一天接三四次小便，每五天抠一次大便，为此，还特意买回来一大箱开塞露和一次性手套。
清晨，金性勇要陪儿子到运河边上散步，两人各自用一根红绳子将月票（公交卡）系在裤腰带上，防丢。金性勇的是老年卡，金晓宇的是残保卡，等走不动了，两人就搭公交回家。
为了儿子吃得开心，金性勇要重复做金晓宇喜欢的菜和汤：每天拍一根黄瓜，倒点香油和醋拌起来，再煮一个鸡蛋汤，分上下午两顿吃，以及备上老伴喜欢的椰汁和午餐肉。有时候，金晓宇会做自己为数不多的拿手菜——炒虾，那是妈妈教给他的。
晚饭后，金晓宇套上围裙和一只袖套，先去厨房的石槽边刷牙，再将父亲放在瓶盖里的药片服下，金性勇站在旁边监督。
接下来，父子俩坐在客厅，不说话，只听广播，这是金晓宇获取外界时事的主要方式。
这些年，金晓宇主要在这60平方米的面积上活动，坐着、站着、躺着，皮肤因长期不受光照显得格外白皙。他除了在房间翻译，就是到病怏怏的母亲身边接大小便，到厨房将买来的便宜菜切切弄弄，或者到阴湿狭小的厕所里洗一个小时的澡，一天就结束了。
家里的一切，他都太熟悉了。两只袖套应该各自夹在客厅的两个木夹子上，大红色的围裙就挂在旁边，厨房里的两个抹布要折叠整齐，厚的盖在锅顶，薄的晾在锅的把手上，笔盒里有几支铅笔，具体的磁带和书在什么位置，他记得一清二楚。
“人只有在社会上接触到、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他羡慕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这些有“生活”的人，随便写写东西，就很吸引人。“我一个人在家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的。”
掌握四国语言的金晓宇，从来没有去过国外，没有一次正式的旅游，甚至连飞机都没坐过。他突然想出去看看了。
金晓宇知道，现在父亲离不开他。他计划到了60岁，攒够一定的钱，就去外国转转。“不知道那时候新冠疫情会不会好？”
2018年，他偷偷去过一趟黄山。只因为他父亲说过，之前一场理财产品集资骗局让曹美藻损失了几十万元，这件事给曹美藻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我心里想，我要开始旅游了。”他想找跟妈妈签理财合同的公司、管辖这个案子的安徽法院讨个说法，把被骗的钱要回来。
赶到黄山时，天已经黑了，他才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在救助站过了一夜，第二天被警车送回杭州。“没什么结果，但也是见识了一下。”
2021年10月的一个傍晚，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悸动，又跑了。
那天，金晓宇原本只是像往常一样，饭后出门散心，但随机坐的一辆公交将他拉到了火车站。
“我想我以前也到过黄山，没事到售票处转一转，一看有到广州的，福州的，温州的。到温州才62块钱，我就走吧，早去早回就行。”
这一转，把金性勇急得报警。社区民警张健向记者回忆，当时金性勇提供的信息是，儿子身上没有带钱，没手机，也没有身份证。张健查遍公安系统，始终找不到金晓宇的下落。最后尝试查了一下铁路系统，才发现金晓宇买了一张前往温州的火车票。
第二天晌午，金晓宇回来了。表哥张铮问他，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的票，他说：“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很简单的。”
金性勇可以肯定，儿子这次反常的“旅行”，一定是发病了。
社区民警张建凭借多年跟金晓宇打交道的经验，也判断他在发病期。“他的状态跟药物有关系，精神类药物就是镇静剂，抑制思维活跃。让他坐在那里，很木，很呆，这就是药物最好的作用。他如果不吃药，很活泼，就是要发病了。”
当天晚上，金晓宇就住进了医院。他不会想到，那是他见妈妈的最后一面。
“他发觉自己状态不对，主动打了120。”张铮告诉记者，像这样主动要求住院，金晓宇已经有很多次了。
“为什么主动要求住院？”
“不想伤人毁物。”金晓宇说。
失去的，留下的
“佳怡，见信迟复见谅。下午去了一趟超市，回家赶紧准备晚饭，忙活完了赶紧给二姑娘回信。忙是忙一点，人很充实。可惜人老得实在有点快，我已经八十三岁了……人生就是一个单行道，这可能就是命，既然一切命里已定，我们就要乐观地面对，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我的哲学就是安康就是福。新年就给你全家送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幸福永远的祝福。”
2019年1月1日，佳怡收到了金性勇的拜年信息。上次联系，还是前一年春节，祝贺佳怡儿子学业有成的信息。
“你这孩子命好，生个儿子不用操心，一晃孩子大学毕业了，又争（挣）大钱，真羡慕有点妒己（忌）了。想借点福气，姑父向你拜个早年祝阖家欢乐安康！”
那两年，正是曹美藻病情恶化的时候。2020年暑假，佳怡和母亲去杭州看曹美藻时，曹美藻瘦得皮包骨头，勉强能坐起身来，唤妹妹的名字，聊几句家常。到了次年5月再去看，瘫在床上的曹美藻已经不会讲话了，看到妹妹，只流了一道眼泪。
在佳怡看来，这个家，就是三个弱不禁风的人，在脏乱差的地方苟且生活，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2020年10月的一天，佳怡接到母亲的电话，说金性勇家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已经失联20天了，赶紧开车去杭州一趟。
“他们非常害怕发生什么事情。我妈一遍遍关照我，如果敲门没有人开，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警方。”佳怡也做好了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
“车开到半路，我爸打电话过来，说联系到社区了，他们住院了。”到了杭州，辗转两个医院，终于见到了金性勇。那段时间，他一直陪长痤疮的老伴住院。从医院出来时，他鞋底摩擦着地面，迎面一步步朝佳怡挪动。“颤颤巍巍的，那一刻，我真的发现我姨父老了。”
但82岁的曹美藻，还是没能熬过2021年的冬天。
遗体火化时，金性勇选了最便宜的火化方案，3500元。随后将骨灰盒放在殡仪馆，说等大儿子回来再安排。
社区书记黄丽娜记得，就在事发前一天，11月7日，她陪金性勇一起去托管中心，路上金性勇还提起老伴已经三天不吃饭了，他准备给老伴插管喂流食。
还没来得及插管子，曹美藻就走了。隔天早上，黄丽娜再来时，看到金性勇蔫蔫地坐在沙发上，说自己考虑好了，让儿子进托管中心。黄丽娜告诉记者，此前，金性勇一直在犹豫。因为他想跟儿子一起住托管中心，但这不符合托管中心的规定。
正在住院的金晓宇，对这些一无所知。他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父亲都没有提及。直至2022年1月，他出院才知道真相。
金晓宇想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这样才能每天看得到。金性勇没有允许，“就那么一个盒子，上面又没有照片，你打开来也是一盒子灰，哪个人的灰都一样，看什么东西？”
金性勇告诉儿子，“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保护我，我要保护你。两个人健健康康，我多陪你几年，妈妈也高兴。”
金晓宇在纪念母亲的笔记里写道：妈妈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就像火车轨道一样，扳动轨道，例如大学填志愿，坚决不让我填历史系，而是填英语系，从树人大学国际贸易肄业后，又让我自考英语系大专，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
“如果没有她的管教，我很可能成为社会上的二流子。”金晓宇记得，妈妈曾用“金子总会发光的”鼓励自己，等到他翻译了几本书后，妈妈夸他“真金不怕火炼”。
“翻译这条路走了跟没走一样。”金晓宇时常冷不丁冒出一句话。
“为什么？”
“没有赚到钱。”
他反复地提到钱，提到技能。在过去的50年里，以后会“没饭吃”的威胁，已经内化成了他身体的一种烙印。
他将学习西班牙语的计划提上了日程，买了一个100多元的光盘播放器，配套自学的教材，闲暇时间听一听；他还要将高中的数理化和机械工程专业的书籍再捡起来，不管有没有用，学习了都是技能；如果不是眼睛坏掉一只，他一定会去学车，考一个驾照，但不会开车上路。
一次，他一本正经地问记者：“我借给你一万块钱，你买一架便宜的钢琴，学个技能，没有技能很危险的，好不好？”
对技能的执念，是不是妈妈留下的东西？他没有回答。
媒体来访时，金性勇几次宣布，自己要在身后遗体捐献。当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带着器官捐献意愿书上门后，金晓宇发火了。
“妈妈走了，你也要走啊？那你们都走，我上医院去。”随即，金晓宇拿起手机先拨通了110，再打给120，叫来人接自己。
原本要签字的金性勇，当着儿子的面，将绿皮的意愿书撕成两半。“我不走，我把合同撕给你看，我不走！”
他知道，儿子又发病了。这天下午，金性勇和社区民警都劝金晓宇多加半片的药量，金晓宇偏不，嚷着要去医院，他只听医生的。
“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不是一点点问题。他威胁我，要砸冰箱，我说砸就砸吧。”傍晚，金性勇瘫坐在沙发上，一脸疲倦。
他开始反思，当初给写那封信到底对不对。他慢悠悠地说，好事情变成坏事情了。
“老伴比我走到前面，实际上她是幸福的，假如我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两个人更没有办法，我心里不踏实。”他顿一顿，又自顾自地讲，“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了，各方面该做的事我都做了。说难听点，他要是出了事，我也管不了了。”
隔天，金晓宇状态好些了，金性勇心情也随之转好，他会俏皮地开玩笑，称自己是老顽童，到了这个年纪，什么都不怕。
1月下旬，杭州阴雨连绵，这是金性勇最担心的季节。他看一眼窗外，用食指点点自己的太阳穴，眯着眼睛摇摇头，小声地说：“他（金晓宇）现在这里很乱，阴天容易发病，过了这段时间，到3月就好了。”
春节前一天下午，金晓宇要去买卷笔刀和一幅南美洲地图，路上跟记者再次讲起了精神病院。
他说，这些年，他在医院里最短待过一个星期，最长住过63天，只有爸爸妈妈来接才能出院。还有的人会一直住在里面，没有爸爸妈妈来接。他感觉，不管是精神分裂症还是其他精神疾病的人，看起来都差不多。
末了，他又说，“跟差不多的人在一起，才会觉得正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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