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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9-20日，“2021年度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来自区内外15家高校、科研院所的39位学者就2021年度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等方面成果作了专题汇报。
纪要 | 2021年度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会（一）
九、新疆博乐市达勒特古城
2021年度考古工作收获
汇报人：侯知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达勒特古城全景
2016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发掘区由内城向外城扩展，累计发掘面积4784平方米。其中2016-2020年主要清理了内城东门、北墙、浴池及外城西墙、西南、南门等遗迹，大体确认古城主要历经10-14世纪宋元时期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等时段，内城始建于喀喇汗王朝时期，外城始建于西辽时期，元察合台汗国时期古城臻于极盛，至元末明初废弃。
2021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外城南墙、东南角及外城以东，明晰了外城南门由门道及东、西墩台组成，为宽约5米的单门道结构，历经一次营建、三次改建，其墩台原为10米见方左右。另在门道以西的南墙东段勘探并确认马面4座，对保存较好马面1的发掘显示其面阔约4.7、进深约4.9米，马面本体及外缘发现晚期墓葬13座。
外城东南
对外城东墙的发掘揭露出夯筑城墙、马面及晚于二者的房址等遗迹，在马面南、北两侧土坯房址中集中出土近3000枚察合台铜币及5件完整的大型红陶瓮，但未见东南角楼夯土，东墙亦未西拐，推定外城东墙仍应向北延伸，外城城圈应为闭合结构。至于外城东部的发掘亦清理出夯筑墙体一段及贴附该墙体的土坯房址2处，为继续追索该夯土遗存范围及性质奠定了基础。
专家点评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达勒特古城城内地层关系复杂，晚期房址对城墙造成了破坏，经历多次发掘后对城址年代及沿革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鉴于发掘出土较多陶器，建议以此为基础建立器物年代标尺。
罗 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达勒特古城2021年的考古工作证实外城南门历经多次重建、外城具有马面，连同发现的大量察合台钱币对研究城址形制、年代都具有重要意义。建议下一步根据门址寻找城内道路及公共建筑或衙署，利用卫星影像或勘探对进一步了解城址布局。
一〇、喀什莫尔寺遗址
2021年度考古发掘与发现
汇报人：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
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约 4 公里处，地面可见遗迹包括南部的圆形佛塔、北部的方形塔，以及两塔之间和东南小土丘之上的4处建筑废墟。
2019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对两塔之间1800平方米面积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僧舍、佛殿等建筑基址4处及北塔部分基座，出土各类遗物约1万余件，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
具体而言，I号、Ⅱ号建筑基址先于2019年发掘大部，2021年又分别清理出前院遗址及房间4个，据此推断前者可能为僧舍遗址，平面呈西北-东南向的长方形，内有左右对称的房间6个，基址门道疑在东南墙中部，门道外为进深6.5米的长方形僧舍前院；后者为一处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建筑，主体部分平面大致呈长方形，由一条中轴主墙分为佛殿与僧舍的东、西两半。
2021年新清理的还有Ⅲ号、Ⅳ号建筑基址及北塔塔基局部，确认Ⅲ号建筑基址平面呈长约10.3、宽约7.5米的长方形，由“回”字形佛殿及周围房间组成。佛殿正中为土坯砌筑的长方形像座，像座四壁有壁画残迹；Ⅳ号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北半部所起土台中心上砌土坯佛台，佛台南壁两角用粘土塑砌半圆形壁柱，较为独特；北塔连基座在内可分为5层，其中基座为土坯墙包砌的生土台，基座以上为逐层内收的土坯塔身。
出土遗物显示，莫尔寺遗址年代可能早到东汉末或魏晋时期，晚至唐代，这与测年数据在公元3-10世纪之间大体吻合；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印度风格向中晚期汉传佛教文化特点的转变，其废弃原因当与火烧有关。
专家点评
罗 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莫尔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早建立的寺院之一。虽然出土遗物较为重要，碳十四测年表明遗址年代在公元3-10世纪之间，但目前尚难以说明该遗址在将近700年时间段的沿革问题，建议下一步继续寻找更充分的支撑材料，同时考虑莫尔寺与周围城址的关系问题。
一一、北庭故城遗址
2021年考古工作汇报
汇报人：郭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庭故城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千米处，核心区占地1.5平方千米，呈“两套四重八块”的最终格局，是唐至元时期天山北路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城址进行了发掘。首年通过外城南门的发掘推定外城墙始筑于唐代；2018 年厘清了内城西门、北门和外城北门的门洞结构，推定内城墙亦始筑于唐代；2019-2020年完成了对外城南门内侧6号高昌回鹘佛殿基址和内城西门南侧院落遗址的发掘，清理出内城北门南侧8号建筑基址。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北庭故城基本格局奠定于唐代，大、小两套城圈的变化恰反映了故城由庭州到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的演变历程，高昌回鹘时期和元代仅对前此格局做了局部修改。
10号遗址
2021年的发掘对象主要为子城西南部的10号和11号遗址，确认10 号遗址为一个大型建筑的夯土基础，是迄今在城内发现最大的建筑台基；11号遗址虽破坏严重，但仍在遗址台地周边的晚期灰坑或井穴中出土大量瓦片、砖块等建筑构件，尤为重要的是“悲田寺”刻文残陶片的发现表明故城核心区曾有一座“悲田寺”存焉。
考虑到悲田养病坊设置的历史背景，北庭故城所发现的“悲田寺”可能是安置在原有佛寺之中，而该佛寺很可能即为公元 640 年庭州初设之际，建于子城内的应运大宁寺。
“悲田寺”陶片连同近些年莲花纹瓦当和方砖、脊头砖、须弥山砚等器物，不仅是中原王朝对西域有效管辖和故城较高地位的实证，更是西域与中原密切交流的实证。
专家点评
罗 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北庭故城遗址2021年考古发掘中“悲田寺”陶片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建议下一步继续探究寺院遗址的布局问题。
一二、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植物遗存研究
汇报人：农旷远（中国科学院大学）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孔雀河中游北岸盐碱荒漠上，地处塔里木盆地东端，属温带大陆性极端干旱荒漠型气候，十分利于植物遗存的保存。
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单位对遗址出土植物遗存进行了研究，目前已鉴定出43种植物，结合文献与环境研究，大致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烽燧戍守人员饮食以粟黍为主，辅以水稻、青稞、大麦、小麦、大豆等，存在当地种植及加工的较大可能性；
二是植物遗存中园艺种类非常丰富，某些植物如欧洲李的出现可能为揭示唐代丝绸之路沿线植物交流提供证据。若与粮食作物一同观之，则当时可能已然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
三是遗址所出种类丰富的豆科植物中，紫苜蓿、天蓝苜蓿、黑豆均为古代文献中常见的饲料作物，草木樨属至今仍是优质牧草，因而不排除当时已为牲畜饲料的可能性；
四是柽柳属、杨属、柳属及驼绒藜属4种木材当时应被戍守人员选作燃料，且应自遗址附近获得；
五是植物组合虽以耐旱植物为主，但仍存在喜湿植物甚或水生植物，因而推断唐时遗址附近应是沿河绿洲景观。
专家点评
罗 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除了考古发现外，考古研究也很重要，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周边农业生态是否存在仍需完善证据链。
一三、有机残留物分析视角下的
唐代手工业
汇报人：韩宾（中国科学院大学）
新疆是古纸研究的宝库，素以出土数量大、种类多而闻名。所出古纸虽多源自内地，亦不乏本地制作者，尤以吐鲁番盆地体现最为明显。
以往研究表明，早在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6年），新疆地区已能自行造纸，迟至7世纪初的吐鲁番地区已有造纸作坊，3-9世纪（晋十六国、北朝至隋唐）新疆古纸的原料有麻纸（大麻、苎麻）、皮纸（楮、桑、瑞香）、混料纸和二次利用纸（反故）等，但目前对新疆地区古纸的起源及其制作工艺的历时性变化仍不很清晰。
中科院大学学者对阿斯塔那墓地的唐初纸钱和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所出古纸样品进行了分析，认为前者为麻纸，具体植物纤维来自于大麻，后者则桑皮纸和麻纸兼有；但前者较薄，且制作粗疏，而后者略厚实，应是不同用途所致，反映了不同应用场景下古纸操作工艺及原料选取上存在差异。
阿斯塔那墓地古纸
此外，研究者还对对两地所出葫芦残片进行了分析，证实唐代曾以葫芦盛放葡萄酒供应西域驻军，从实物角度印证了唐代新疆的葡萄种植业与葡萄酒酿造业。
葫芦残片
专家点评
罗 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多学科考古研究非常重要。阿斯塔那墓地以及克和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所出古纸样品和葫芦残片的研究，对新疆考古研究具有推进作用。
一四、塔城托里县那仁苏引水工程
涉及古墓葬考古发掘汇报
汇报人：阿力木·阿卜杜（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托里县博物馆对那仁苏引水工程所涉及106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
墓葬总体上位于托里县城南约20-50千米处的河谷或山前地带，分属那仁苏墓地、克孜勒别依提盆克提墓群、加玛特墓群。墓葬地表均有明显的圆形或方形封堆，还见有胡须墓；墓室结构有竖穴土坑、竖穴石棺、竖穴石室、竖穴偏室等类，墓内所葬人骨有单人、双人、多人、同茔异穴之属，以单人葬居多；葬式可分为仰身直肢葬、侧身曲肢葬、仰身曲肢葬等，以前者为主，头多西向。
此外，还有6座火葬墓，均为骨灰葬。墓葬多数被盗，仍出土陶、铜、铁、骨角、木、石、金等质器物和各类串珠等85件（组）。
左图：那仁苏墓地M4出土陶罐
右图：那仁苏墓地M5出土玛瑙串珠
托里县此次所发掘墓葬，年代跨越青铜时代至唐宋时期，为构建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新材料。
该墓中还出有含炼渣的红铜器，表明其时人群已掌握一定的炼铜技术。
专家点评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托里那仁苏墓地M2、M4虽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系统，但又有自身特色，例如偏室墓及陶器具有自身特征，因而可以考虑在该文化系统下命名文化名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也应关注其个性，提出符合新疆实际的文化命名。
出土遗物中陨铁及含炼渣红铜器年代很早，值得进一步研究。托里县此次所发掘墓葬为构建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新材料，但因所发掘地仅为一个点，且缺少遗址的发现，因而还需要更大范围的系统工作。
一五、和静县霍尔古吐水电站墓地
2021年 考古发掘收获
汇报人：张海龙（吐鲁番学研究院）
霍尔古吐水电站墓地位于霍尔古吐河与开都河交汇处西北7千米的开都河东岸河床台地上。
2号台地墓葬
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在此发掘墓葬41座、房址3处。
墓葬按封堆大小及形制可分为圆形石围墓、大型石堆墓、小型石堆墓三类，其中石围墓墓室为竖穴石室，葬式均为侧身曲肢，弯曲度较大；大型石堆墓封堆直径多在10-15米之间，为多人多次葬的石室墓，出土陶器具有察吾呼文化特征；小型石堆墓为竖穴土坑墓，墓口原有棚木，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头向东，头骨一侧随葬羊头、羊荐椎，亦有随葬马头及马肢骨者，出土器物主要为铁刀，少量墓葬可见砺石及料珠。
M27出土器物
根据发掘情况，可将上述墓葬分为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汉代三个时段。至于所发掘房址，平面近方形，以大型卵石垒砌双层墙体，墙体残高0.6-1.2、门道宽约0.8米，房内废弃堆积下有厚约0.2米的文化层。
专家点评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和静霍尔古吐水电站墓地的发掘是对察吾乎沟文化墓葬材料的补充，遗址中以卵石垒砌墙体的方式与东、西天山地区史前遗址构筑方式较为一致，对进一步理解察吾乎沟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一六、国道219阿合奇至八盘水磨公路
沿线考古汇报
汇报人：艾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G219阿合奇至八盘水磨公路建设项目起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终至阿图什市格达良乡。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建设所涉及的30座进行了发掘。
托什干河河谷
墓葬分属克孜郎、哈拉火力、琼马坦北、哈拉布拉克4个墓群，均位于阿合奇县哈拉布拉克乡和哈拉奇乡辖境的托什干河北岸，封堆直径3～30米不等，按其大小可将墓葬分为小型墓与大型墓两类，前者墓室较浅，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或西北，随葬品阙如；后者封堆多有石圈，于封堆中部下的地面起建石室，石室平面为圆形或方圆形，高度与封堆高度相对应，有的仅地面一层石块。葬式基本为多人二次葬，人骨散乱分布于石室中，其中长骨以东西向为主，由部分基本保持正常解剖位置的人骨可推知该类墓葬人骨原亦为头向西或西北。
发掘后的M13
出土器物很少，有陶器、骨器、铜器、料珠等，由墓中所出折沿罐、折沿钵等器物，可大体推定墓葬年代为战国-汉代。揆诸史籍，该类墓葬或与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尉头国有关。除墓葬外，在哈拉布拉克墓群M4封堆东侧发现一倒卧的大卵石，一端刻划有动物图案，或为鹿石。
另在该墓地地表、墓葬封堆及地表下黄土层中均有细石器发现，地表所采集陶片与阿克塔拉遗址所出相似，因而判定该处原有古遗址存焉。
细石器
专家点评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G219沿线所发现的多圈石围墓结构完整，可结合石墙、岩画进行综合考虑。哈拉布拉克遗址所出砍砸器、细石器及陶片可能属于不同时期，仍需更细致工作揭示区域年代序列。
一七、阿图什喀尔果勒城堡
2021年 考古发掘成果汇报
汇报人：任润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阿图什喀尔果勒城堡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阿湖乡与吐古买提乡交界处，地处博古孜河西岸的山坳之中。城内北高南低，平面呈南北长约120、东西宽约30-50米的马蹄形，残存数段城墙与马面。
2021年，为配合阿湖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发掘主要集中于城南几处山沟之中，于第一个山沟中出土大量附着铁锈斑点的炼渣块，应为采用块炼铁技术冶炼而成的海绵铁。
与之同时发现的一处灶类遗迹形状虽与“碗式”炼炉相似，然未见有冶炼痕迹的直接证据；于第二个山沟中发现倚山脊起建的3处窑址，其中Y1残存窑室、窑箅、火眼、火道、火膛、操作间，其余两处仅余火膛、操作间及部分火道，从残存现状来看，均为升焰窑。
窑 址
此外，对南城门的清理表明该门址经过两次修建，城门东部的一段墙体可能为翁城墙；在城东山顶两处山脊的夹缝中还发现一处疑似佛龛的遗迹。
城 门
发掘表明，喀尔果勒城堡是一处兼具生产生活及军事防御功能的小型城址，其年代不晚于唐代，城内外各区域划分清晰，具有明确的制陶区、冶金区等。
一八、库车市友谊路墓群
2021年 考古发掘及收获
汇报人：田小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友谊路墓群位于库车市区友谊路南侧。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路西遗存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墓葬371座、井4口、水沟2条、排水设施1条、灶2座、踩踏面1处，出土以陶器为主的遗物739件。
墓葬分布集中，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形制包括“甲”字形墓、竖穴洞室墓、竖穴偏室墓和竖穴墓，而竖穴墓又有火葬墓、瓮棺墓、砖室墓、土坯棺墓、长斜坡墓道墓、直壁竖穴墓之分；葬式有一次葬和多次葬，前者包括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和俯身葬。除“甲”字形墓外，其余墓葬多为小型墓，且“甲”字形墓多分布于发掘区东部；部分墓葬在预先掏挖好墓穴后空置一段时间，是以墓室内有风积土堆积。
结合墓葬特征与出土遗物，可知该批墓葬中含春秋战国时期墓葬18座、魏晋时期墓葬329座、唐代墓葬6座、宋元时期墓葬18座。其中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有彩陶罐等；魏晋南北朝墓葬有竖穴偏室墓、竖穴洞室墓、瓮棺墓、长斜坡墓道竖穴墓、竖穴双室墓、土坯棺墓、直壁竖穴墓、竖穴砖室墓等形制，出土釉陶罐、六系罐等，以竖穴砖室墓为最早；唐代墓葬有火葬墓、“甲”字形墓，出土掌纹砖、忍冬纹陶片、开元通宝等；宋元时期墓葬为较浅的竖穴墓。
总体而言，本次发掘墓葬的墓主均为当地居民，但在丧葬习俗等方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专家点评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库车市友谊路墓群地层关系复杂，在新疆地区较为少见，可依此及测年数据确定墓葬年代。
一九、与地中海世界的远距离联系？
——早期铁器时代中国与欧亚草原
发现的山毛榉果黄金垂饰研究
汇报人：于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1年，为配合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水利设施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涉及的61座墓葬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以金器为主的随葬器物800余件，其中一座公元前9-前7世纪的女性墓M3中出土金器140件，内含部分山毛榉果黄金垂饰。
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学者通过扫描电镜在这批黄金垂饰上发现了捶打、打磨、磨平及对折、焊接等痕迹，金属成分分析表明，垂饰基体与焊接处金属成分一致，且黄金含量较高，应以自然金制作。
山毛榉果黄金垂饰以往发现地多集中在地中海与黑海地区，近年来在中亚草原及阿勒泰地区也大量出土，但中国西北及中亚所出此类垂饰年代多在公元前9-前6世纪，而以东塔勒德墓地所出最早，这说明早在公元前9-前7世纪，中国西北就已使用复合焊接技术（烧结、熔焊）来制作造型复杂的黄金饰品，这也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案例。
总体来看，中国西北与中亚所发现的四瓣山毛榉果造型与地中海地区风格迥异，且设计独特，富有地方特色，因而可以认为其黄金垂饰应为本土创新。
专家点评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东塔勒德墓地出土山毛榉果黄金垂饰的科技研究可以引出历史背景、制作者、传播路线等相关研究。
罗 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东塔勒德墓地出土山毛榉果黄金垂饰黄金含量较高，几乎超过绝大多数北方草原地区同时期黄金制品的金含量，值得进一步研究。
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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