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一位16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从伊比利亚半岛启程，搭乘船只横渡大西洋，暂驻美洲新西班牙，又从墨西哥西部的阿卡普尔科港再度起航，沿着“大帆船航道”（ruta del galeón de Manila）穿行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中，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心之所向的亚洲。彼时，他与古老中华帝国的相遇是何等情形？他会如何记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同陌生的民族交往？一些勇敢的萨拉曼卡学派学者不畏艰辛，在他们的西向之行中留下了近代早期有关明代中国的最早印迹。
顾名思义，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得益于伊比利亚半岛君主的大力扶持，这里涌现了一大批近代杰出的学术精英。他们以萨拉曼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学术群体，在西方神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没有人会否认萨拉曼卡学者在近代早期欧洲世界的重要性，然而这种视角未免带有地域中心主义色彩。倘若我们放眼全球，便会发现他们的脚步早已遍及美洲大陆，甚至走得更远，抵达了中国。
本文中，我们重点聚焦三位16世纪晚期的学者（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 1533 - 1578）、多明我·德·萨拉查（Domingo de Salazar, 1512 -1594）和高毋羡（Juan Cobo, c.1546 - 1592）。他们或隶属萨拉曼卡学派，或深受其影响，但囿于巨大的时代差异，要为今人所熟知实属不易，更多情况下只是教科书中的一个人名。这里，让我们穿过历史的迷雾，在史籍与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一窥近代早期中西交流史上的这一奇妙相遇。
西班牙人到远东
对香料的渴望驱动着近代早期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孜孜不倦探寻前往东方的道路。但阴差阳错，他们与美洲不期而遇。直到几十年后，在麦哲伦（Fernando Magallanes）的航海环游中，他们才得以进入向往的远东世界。这次航行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次环游世界，也意味着西班牙人通往亚洲之路的开辟。此后，卡斯蒂利亚国王卡洛斯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期，西班牙人又多次从本国或新西班牙出发远赴亚洲。最终，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于1565年在菲律宾的宿务为西班牙建立了远东的首处据点。
在传统印象中，如利玛窦、方济各·沙勿略等欧洲人士，往往沿非洲海岸，穿过印度洋，方才抵达远东。但实际上，西班牙人大多走的是自阿卡普尔科至菲律宾的西向路线。而黎牙实比的同行者乌达内塔（Andrés de Urdaneta）于1565年返程时开辟了自菲律宾由西向东的“复航之路”（tornaviaje），大大方便了新西班牙与远东之间的交通往来。
连接美洲与亚洲的“大帆船航道”与“复航之路”
在西班牙人眼里，菲律宾是一块极佳的地理跳板。初到远东之际，他们的活动范围以摩鹿加群岛为主，而宿务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适合作为根据地。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帝国也对他们充满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久之后，在菲西班牙人就面临了两难选择：究竟是继续留在宿务这个便于通往香料群岛的地方，还是迁至北部更适合与中国通商的马尼拉湾？最终，他们做出了更接近中国的选择——1571年，西班牙人的主要据点从宿务转移到了马尼拉。这一事件在东西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代早期的中国与美洲乃至伊比利亚因马尼拉而相联。这里不仅充当了中国商品与美洲白银的交易所，也成为了萨拉曼卡学派与东方古老文明之间的纽带。
马丁·德·拉达：大明帝国的见证者
中国一直是近代早期欧洲传教士前往亚洲的主要目标。1565年，当黎牙实比率领的探险队抵达宿务时，同行中就有五名奥思定会士，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乌达内塔外，最为知名的是博学多才的马丁·德·拉达。
1533年，拉达生于潘普洛纳一个贵族家庭。优渥的家境使他在年少时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2岁时即被送往巴黎大学。1553年学成归来，又进入萨拉曼卡继续深造。年轻的拉达在数学和天文学上都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当他获悉黎牙实比的亚洲之行需要传教士同行时，毅然决定加入此次探险。迁往马尼拉的新据点后，拉达又于1572年5月被推选为奥思定会驻墨西哥教省教长（彼时菲律宾尚未建立独立的教会圣统，在行政上隶属于墨西哥教省管辖）。
马丁·德·拉达
拉达在远东的首件重要事迹，是帮助计算了1494年《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立定的教皇子午线之反子午线，解决了因1529年《萨拉戈萨条约》导致的西葡两国势力范围之争。有意思的是，拉达的测算依据的是当时刚出版不久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哥白尼的理论直到1633年伽利略受审期间才被广泛关注——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拉达就已在亚洲运用了他的天文学知识。
当然，这位具有前沿视野的萨拉曼卡学者也是最早提议前往中国的在菲西班牙人之一。在一封1572年写给新西班牙总督的信中，拉达清楚地表明前往中国不仅可以“为上主的福音与侍奉打开一扇大门”（传教的动机），“与中国互通商市”（经济的动机），还可以“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科研的动机）。1575年，海盗林凤对菲律宾的骚扰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明朝把总王望高的邀请下，包括拉达在内的几位西班牙人得以进入中国。
拉达一行于当年7月5日抵达福建地区，但在8月遭到驱逐。尽管只有短短月余，他却展现了一名萨拉曼卡学者在学术上的敏锐和学问上的求索。拉达购买了一批中国书籍并携至马尼拉，而更为重要的是撰写了《大明帝国奇闻录》（Relaçion Verdadera delascosas del Reyno de Taibin）一书。书中，拉达详细描述了他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涉内容涵盖地理、历史、政府机构、职官、法律、宗教、风俗、民族等，不一而足。这部著作并非只是简单的记述，拉达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问特长。如在第二、第三章中，他凭借自己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纠正了明代中国人在里程计算上的失误，并初步测算了中国海岸线的长度。
尽管欧洲此前已有一些所谓的中国见闻录，但《大明帝国奇闻录》却是真正意义上欧洲人有关中华帝国政治、历史、文化等主题的实地调研报告，堪称欧洲人对中国的首次科学考察。这本书很快被寄回欧洲印刷出版，此后数十年间，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基础，甚至成了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的主要资料之一。
毫无疑问，拉达早年的求学生涯，尤其是在萨拉曼卡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受益终身的学问知识与研究精神。从他的书信中可知，他在萨拉曼卡的学习包括了与中国有关的知识。在他从欧洲带至菲律宾的书籍中，除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著作外，还有马可·波罗的游记。他不仅是一位具有洞见的自然科学家，也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游记汉学家。
多明我·德·萨拉查：菲律宾华人的捍卫者
奥思定会随黎牙实比抵达菲律宾后不久，其他修会接踵而至。1581年，首批耶稣会士抵达马尼拉。其中最重要者是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他是西班牙人武力征服中国的主要鼓吹者。
1579年，教廷在马尼拉设立教区。从1581年至1586年间，在菲传教士依据教令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对菲律宾局势的未来走向十分关键，与会者不仅讨论了未来的传教规划，也为教会同殖民者及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立定了基本框架。其中，第三次会议（1583年）尤与中国密切相关。这次会议聚焦于西班牙人征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国的合法性。桑切斯是会上的急先锋。在他看来，明朝政府实施海禁，禁止传教士自由出入大明帝国，便是率先作出了不公的挑衅，因此报之以武力实属正义。上任不久的马尼拉首位主教多明我·德·萨拉查也赞同桑切斯的观点。然而，这项计划最终破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萨拉查态度的转变。后来，他实际上成了最大的反对者。
萨拉查于1512年左右生于西班牙北部拉巴斯第达，1526年进入萨拉曼卡大学学习教会法，1532年获得学位后又转而学习了罗马法。同一时期，16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者、神学法学家方济各·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正担任着该校的神学首席教授。彼时，西班牙本土的政界与学界正为殖民者在美洲大陆针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进行着激烈的辩论。维多利亚对印第安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在他看来，这些原住民有着自己的灿烂文明，他们的理性丝毫不逊于欧洲人。为此，他以教会法上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为基础，否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对印第安人主张支配权的合法性，并演绎出一套规范欧洲人与原住民交往的准则。与此同时，另一位曾亲自前往美洲的萨拉曼卡学者巴尔多禄茂·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也正为印第安人所遭受的迫害发声。从萨拉查后来的文字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位前辈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日萨拉曼卡大学校园内的方济各·德·维多利亚的雕像。维多利亚被誉为“近代国际法之父”
1546年，萨拉查加入多明我会，后赴新西班牙传教。美洲的生活经历使他得以目睹殖民者的暴行，为此他于1575年特地返回西班牙，为当时国内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有关武力征服美洲是否正义的议题进行辩论。几年后，他被国王费利佩二世举荐为马尼拉教区首任主教。
萨拉查于1581年3月自阿卡普尔科启程，桑切斯正是同行者之一。漫长的海上航行导致旅伴大多染疫而亡，也见证了幸存的两人之间建立的深厚友谊。这段患难之情曾使初到马尼拉的萨拉查一度认同桑切斯的观点，但两人最终分道扬镳。造成决裂的原因除了桑切斯以遏制多明我会为代价不断拓展耶稣会的势力外，更重要的是萨拉查本人所拥有的萨拉曼卡学者的世界观。他于1590年写给费利佩二世的信中很好地展现了这种承袭自维多利亚与拉斯·卡萨斯的世界观。在菲生活的近十年时光里，除了原住民，萨拉查还要与当地华人社群打交道。期间，他见识到了中国人的各种闪光点。他在信中否认中国人是毫无理性的民族，并称中国为“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国家”。严厉的海禁政策只是出于不解与自卫之故，因而向他们发动战争绝非正义，反而会加深误会。萨拉查在信中反复申明反对诉诸武力，并竭力描绘在菲华人勤劳的生活状态和中国人的智慧。为次，他将同仁高毋羡所译西班牙语版《明心宝鉴》随信一并寄给国王，加以佐证。
多明我·德·萨拉查
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萨拉查始终致力于改善菲律宾原住民与华人同西班牙当局的关系。然而，1590年新任总督达斯马里纳斯（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的到来却使当地局势恶化。这位新总督所推行的严厉的税收新政策，将征税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原住民与华人。萨拉查则认为，这种行径无异于抢劫。1591年，年近70岁的他回到西班牙。在马德里，他当着费利佩二世与一众官员的面为当地人辩护。不过，他对正义的诉求并未受到欢迎。国王宫廷最终做出了一项与他的本意背道而驰的决定：菲律宾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要向国王纳税。直至1597年，费利佩二世似乎听取了萨拉查的诉请，要求新任马尼拉教区主教退还所有征收的税费。然而，这位萨拉曼卡学者未能有幸得见。三年前，他已于马德里与世长辞。
高毋羡：西人汉语学术的先行者
高毋羡是首位真正意义上掌握汉语读写的多明我会士。尽管他是我们三位主人公中唯一一位没有在萨拉曼卡接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但他无疑受到了该派的学术影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高毋羡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汉语，并将一本萨拉曼卡学者的书籍改写成了中文。
高毋羡，一作高母羡，本名为胡安·科博，约于1546年出生在孔苏埃格拉，1563年加入多明我会，1588年前往马尼拉。马尼拉主教萨拉查初上任时，发现当地传教士竟无一人学过汉语，且华人群体不是主要福传对象。于是，他将这一任务分派给以高毋羡为代表的多明我会修士。从一开始，高毋羡就视此为最大使命。在与华人的交流中，他表现出极高的语言天赋。据17世纪教会史学者阿杜阿尔特（Diego Aduarte）记载，高毋羡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基础汉语，能够读写3000个汉字。
普遍认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是最早真正掌握中国的语言、哲学与文化的传教士，并积极推动欧洲的宗教、哲学与科学与中国相适应，而多明我会士往往呈现出有别于“适应政策”的形象。这或多或少掩盖了高毋羡的贡献。早于利玛窦，这位西方学者已经着力在阿奎纳神学同儒学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高毋羡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理解，构成了传教士汉学的嚆矢。
高毋羡留下的若干著作中，有两部特别显眼——《明心宝鉴》西语译本及《辨正教真传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明心宝鉴》本为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启蒙读本，以儒家思想为主，劝人修身养性、安身立命。该书曾多次重刊重印，为有明一代最流行的通俗读物，尤其是在福建地区，并因此得以传播至菲律宾。高毋羡应是在同华人的交往中接触到了此书。也正是通过《明心宝鉴》，他得以了解到孔孟、老庄以及朱熹等人的思想。
《明心宝鉴》西班牙语译本内页（1592年版），左为汉语原文，右为西语译文
高毋羡为何选择翻译《明心宝鉴》？除了本书在华人中广受欢迎的缘故外，按照学者鲍晓鸥（José Eugenio Borao）的看法，高毋羡应是将此作为撰写《实录》的准备工作。为了写作一部向华人介绍天主教教理的汉语书籍，他必须了解中国人的话语和道德体系。
得益于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印刷工厂，《实录》成为第一本在菲付梓的书籍。值得注意的是，此著不仅是继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天主实录》之后第二本由欧洲人撰写的汉语书籍，也是第一本从阿奎纳神哲学的视角介绍天主教的汉语读物，还是第一本介绍欧洲近代科学的著作。
《实录》改写自萨拉曼卡学者路易斯·德·格拉纳达（Luis de Granada）新出版不久的《信仰象征之介绍》（Introducción al Símbolo de la Fe）。该教理入门书一经出版，便因通俗易懂风靡一时，短时间里出现多个欧洲语言的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妨称之为“16世纪欧洲的《明心宝鉴》”。格拉纳达在书中提出了一种通过研究受造物（即自然）来接近天主奥义的方法，而这也是高毋羡所遵循的方式。《实录》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知识，使其近似于一本自然科学读物。
16世纪从事印刷出版业的菲律宾华侨龚容在马尼拉出版的木刻本《辩正教真传实录》
《实录》采用了对话体模式，为一位欧洲修士与一位中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以文言文写就，这表明高毋羡致力于率先转化华人中的文士阶层，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驾驭汉语的能力。全书包含九章，前三章专论神学。正如萨拉曼卡神学家常以阿奎纳神学为指导思想，《实录》不可避免受此影响。高毋羡采纳了阿奎纳关于神存在的五种论证，格外强调理性的作用。人类理性虽然有限，却能依此理解自然规律之美，进而欣赏造物主之伟大。以此为基础，引出余下六章，分别从天文学（第5章）、物理学（第6章）、动植物学（第7-9章）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如何通过理性理解自然现象与规律，如宇宙的结构、植物的形态与用途、动物的食物链等。作者希望藉此表明世上存在一位无限、极善、至高的造物主。遗憾的是，《实录》可能并未完成。1592年，高毋羡被派往日本就纳贡问题与丰臣秀吉交涉，返程途中不幸死于海难。
尾声
萨拉曼卡学派诞生在西欧政治、宗教与文化都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而这种近乎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又与近代早期的“原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有着紧密关联——伊比利亚帝国的不断对外扩张，使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快遍及全球。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也遇到了此前所未知的土地与文明。
拉达、萨拉查和高毋羡都曾梦想过中国。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全面了解16世纪西方学者在东方的活动究竟如何，但这几位与萨拉曼卡有着不同程度联系的学者的文字与行动如同冰山一角，不仅提醒我们重视萨拉曼卡学超越欧洲的智识活动，更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近代早期中西之间的相遇与交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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