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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西安·抱龙村就地城镇化路径探析与实践

原标题:乡村振兴|西安·抱龙村就地城镇化路径探析与实践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斗城乡规划 ,作者曾翔天

北斗 城乡规划专注于当前城市,乡村问题研究。定期推出城市,乡村研究成果及实践项目。

缘起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

图片来源:网络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取得了公共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等成就。但在城镇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农村的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转移、集聚,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加重了城市负荷之余,也引发了乡村资源要素流失严重、迁出人口“半城市化”问题突出、留守老幼人口看护缺失等问题。

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了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就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形式,通过引导农村人口和农村非农产业向小城市、县城和中心城镇适当集中,是有效缓解城乡发展不均,解决人口“半城市化”问题的手段。 同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于就地城镇化的重视日益凸显。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 “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 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以就地城镇化推动乡村现代化有其重要意义。

01 乡村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解读

1.1

乡村就地城镇化的概念内涵

尽管关于乡村地区的就地城镇化研究起步较早,但当前学界对于乡村就地城镇化的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总结研究成果能够发现,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就地城镇化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在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城乡空间格局中发挥作用, 是推动乡村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 笔者认为,乡村的就地城镇化是指以促进城乡一体和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在政策制度、市场导向等因素的驱动下,以 优化 产业结构、改善公共设施、创新治理机制 等手段,促进乡村的各要素 就近就地形成优化转移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在居住地周边能够获取理想的工作岗位、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并在 生活、生产方式及思想观念上 实现现代化的转型。

同时,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于乡村就地城镇化的概念内涵进行解读,永玉伟(2020)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认为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远距离的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依托改造农村实现非农就业、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的本地城镇化道路;焦晓云(2015)认为就地城镇化是降低城镇化建设成本的最佳选择,是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的重要抓手,城乡一体化、人的城镇化和工农协调发展是就地城镇化的基本要义。胡恒钊(2019)认为,乡村的就地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城乡的相互融合,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资源的合理配置,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乡镇企业的建设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激发农村的活力与内生驱动力从底层突破来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彭斌、芦杨(2019)认为就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具有较好的耦合性,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传承乡土文化、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乡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研究

在乡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从产业、空间、文化等多角度展开研究。耿虹、李彦群(2018)以构建跨越行政村界限、产居一体的基本空间单元入手,从产业发展和设施建设两方面推动就地城镇化实践。依托企业下沉、产居分权和土地流转政策,推动农业产业化,带动乡村工业与服务业发展,实现村民非农化就地就业;同时推动乡村设施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均衡化,以此提升村民市民身份的自我认同感,增加村民留在乡村的居住意愿。刘悦美、田明等(2021)以不同主体带动下的四种乡村就地城镇化实践为例,在分析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对村庄就地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后,认为就地城镇化的理想模式应以打造政府、企业、村委会、村民多方主体协同治理的局面为前提,在实施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有侧重点地将优势资源引入村庄,提升村庄的发展可持续性。齐骥(2014)分析了一种依托乡土文化,以市场主导下的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推动乡村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实践。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关于乡村就地城镇化的理论及实践应用研究成果研究逐渐成为近年的学术热点。但国内对于乡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径研究往往偏重于产业优化、社区化改造、治理体制创新等单一视角,对于综合空间、产业、治理多方面的就地城镇化实践应用研究尚显不足

团队自2019年开始应邀帮扶抱龙村,采用“调查-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五位一体的乡村建设模式,逐步有序地推动着抱龙村的建设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基于村庄在空间、产业、治理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构建了从空间品质提升,产业体系优化、治理体系完善多方面出发的就地城镇化路径,有效推动了乡村的现代化。笔者试对抱龙村的就地城镇化模式进行总结,以期为同类型的大都市近郊乡村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02 抱龙村发展条件分析

2.1

村庄现状研判

抱龙村区位图片来源:北斗城乡工作室

抱龙村位于秦岭北麓环山路以南,距长安区中心车程40分钟,距西安市中心车程1小时,是交通便利的城市近郊村。西邻子午峪,东接天子峪,村域面积11.76平方公里,南北全长约8公里, 231村道与关中环线交口是抱龙村的主要门户。抱龙村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办。依抱龙峪而建,由山里山外两部分组成,分为山里抱龙峪组团和山外抱石组团,共486户,1688人。由于其地处秦岭北麓,村庄的生态景观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抱龙村自然资源及传说典故图片来源:北斗城乡工作室

人居环境建设:

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前的抱龙村,公共活动场所缺乏,村中的公共空间数量较少,功能单一,且供村民使用的公共设施缺失;村庄内的环境卫生较差,屋前屋后空间堆放砖块、建筑垃圾、断墙等废弃物;村内缺少一定规模的环卫设施,且村民的环保意识不强,导致了垃圾、粪堆、简易旱厕、柴草的等占据了邻里空间,有的甚至侵占道路空间。

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有待完善,表现在:村内排水雨污混流,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流入河道,对环境污染较重;道路系统基本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但沿路绿化单调,且道路周边的空余场地未得到充分利用;除此外,村庄还面临着建筑风貌混乱、房屋私搭乱建等一系列问题。

村庄风貌(团队介入村庄建设前)图片来源:北斗城乡工作室

产业基础:

村庄产业以一产为主,三产为辅,抱龙村现状耕地面积为610亩,多数村民从事农业种植,全年农业总产值近12.2万元;村庄还发展有以农家乐为主的第三产业,全年总产值近80万;除此之外,约三成村民依靠进城务工获得收入。

分析产业现状可以看出,村民从事传统农业的比重逐步降低,而从事非农产业比重逐渐增大。由于抱龙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1亩,在狭小的经营规模下,投入成本高、获得收入低;且由于近些年农产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较低,而农资成本不断上涨,使得传统农业投入变高,经济效益低下,村民们的收益逐步下滑,因此逐渐放弃了耕种,脱离土地,选择外出前往周边的乡镇务工谋生。

治理现状:

村庄的治理体系较完善,拥有较完善的基层自治组织架构,红白理事会、老人理事会、妇联等自治组织齐全,村两委定期开展各项公共事务,并引导村民有序参加。但村集体经济组织掌握的资源有限,影响力、号召力不足,使得村民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意愿不强。

2.2

发展驱动与限制因素分析

驱动抱龙村进行就地城镇化的首要因素是政策支撑 。2019年《西安市关于促进民宿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正式印发,鼓励全市民宿发展,其中对于乡村民宿提出了建立示范村、等级民宿的要求,这对于村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为游客提供体验村内的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等提供了政策的支撑; 同时,长安区积极开展的“花园乡村“建设,针对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政策补贴和资金支持。

其次,潜在的旅游市场是抱龙村开展就地城镇化实践的重要驱动因素。 长安区由于其地处秦岭北麓,且具有紧邻西安市的区位优势,长期以来已成为城市市民的“后花园”,村庄依托抱龙峪、抱龙河等在长安区内周边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吸引了较多数量的登山游客,部分有能力的村民经营的农家收入尚可,同时愿意经营民宿等文旅产业,在村内工作的村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许多村民渴望达到“离土不离乡”的理想工作状态。

但在生态约束日益收紧的背景下,秦岭山麓下的乡村发展受到较为明显的限制 。在践行两山理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背景下,陕西省、西安市陆续出台秦岭生态环境的保护条例及规划不断提升对秦岭生态环境的管控要求,明确各部门实施生态保护的责任及具体内容。从《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对于乡村的空间建设、产业发展门类有较多要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秦岭山麓下乡村的建设施工、土地使用和产业发展等活动。

2.3

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

在生态保护严格、周边乡村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限制条件下, 抱龙村面临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配套设施薄弱的现实问题,应深入发掘特色资源,同时发挥作为近郊村的区位优势,选择适宜自身的就地城镇化路径。

在衡量发展的驱动与限制因素后,抱龙村借助“花园乡村”等政策的支持,结合旅游市场需求,在生态保护与村庄发展中找寻平衡点,发挥村庄的自然文化资源优势,整合村庄的发展要素,如闲置房屋、土地等,同时借助于外部的市场力量,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对村庄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政策和市场两大驱动因素的推动下,通过在空间、产业、治理三方面的手段,有效整合村庄的各类要素,打造以村民为主体的、带动村庄良性发展的就地城镇化路径。

03 抱龙村就地城镇化路径探析

抱龙村从空间、产业、治理三方面入手,打造带动村庄发展的就地城镇化路径,强调空间建设与产业发展并行,实现了村内闲置土地、农田等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休闲农业、文旅民宿等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完善现有的治理体系,打造村集体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内嵌于村庄发展中,有效调动多元力量参与村庄的运营,以良好的治理结构赢得村民的认同。

在持续推进村庄的就地城镇化进程中, 村庄的人居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空间风貌焕然一新;村民由过去外出打工的工作状态,转向了在家乡就能实现就地就业;同时,村 民的家园主人公责任感被唤醒,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逐步提升,思想观念也在生活、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朝向现代化转型。

3.1

打造公共节点,引导现代生活方式

实现就地城镇化需要完善的公共设施和高品质的人居环境作为前提。对于区位条件好、自然环境禀赋好的抱龙村,完善公共设施,推动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在为村民提供休憩娱乐所需的场地外,也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打下了基础。

在抱龙村的乡建实践中,团队选取村内几处位置较好的闲置用地,通过打造空间节点、完善公共设施来改善村庄环境; 并在建设施工中 注重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使村民以投工投劳、按劳取酬等方式不同程度参与建设,激发村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公共空间节点的建设改变了村民生活方式, 环境维护意识、文化休闲等意识转向市民化。 村民在公共节点的建设过程中培育了家园主人公的责任感,形成了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的意识;在公共节点建设完成后,“抱龙龙墙”、“仁义园”、“中心广场”不仅为村民的日常娱乐活动提供了新的去处,也成为了周边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地”,转变为承载大型文化活动的功能空间,如村内依托公共节点,举办夏季民谣歌会等交流活动,将城市的文化活动引进来,在丰富村民文娱生活、提升村民文化素养的同时,无形中提升了村民的家园归属感与自豪感。

抱龙村公共空间节点设计图片来源:北斗城乡工作室

夏季民谣歌会图片来源:网络

3.2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劳动力就地转型

良好的产业基础是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动力,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市场发展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业及相关产业,能够有效盘活村庄特色资源,促进消费规模的扩大,为农村人口的就地转化提供就业空间。

通过对抱龙村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的分析, 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村庄的产业发展路径,包括:(1)升级传统农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针对村庄较丰富的农产资源,以升级传统农业为发展重点,树立起尊重产业现状,支撑基础产业的意识,为农作物生产确定标准,保证品质,在标准下逐步提升现有作物的品质;同时依托村庄的人文历史典故,打造文化品牌,将文化内涵植入到产品中,提升产品的品牌形象与附加值;团队通过对“抱龙出峪”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进行文创设计,打造了“长安柿女”品牌及一系列衍生产品,有效增加了其附加值;

“长安柿女”文创产品设计图片来源:北斗城乡工作室

(2)以文化旅游业带动村庄发展,吸引村民就地就业。在升级传统农业的同时,着重发展文化旅游业,在抱龙村的乡村建设实践中,通过以公共空间、村宅为载体,策划创意DIY、康养养生等业态,丰富旅游产业的体系构成。 在发展乡村产业的过程中,随着农宅改造的逐步推进,诸如民宿、康养体验、特色文创等各类业态的出现为村里提供了就业岗位。更多 村民由过去的务农、外出打工等就业形式转变到以自主经营、劳务输出等方式参与到村庄的产业发展中,获得了在村庄就地就业的机会。

承载乡村产业的农宅(改造后)图片来源:网络

3.3

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村民参与意识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是实现全方位乡村振兴的有效保障。在村庄产业发展持续推进,村集体经济有一定基础后,抱龙村通过完善治理组织体系、搭建多方交流平台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提升了村民的参与意识。

在村庄的产业发展中,抱龙村主动引入国企、个体经济等力量进村,针对外来资本的涌入,为确保民宿、农家乐的良性发展,村集体成立了民宿协会, 制定管理约束方法来规范村内民宿、农家乐的经营行为; 同时为外来投资者提供选址参考、土地协调、推广宣传等服务,不断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参与产业运营, 并在“村民-外来资本”的交易活动中发挥中介担保作用, 保证村民与外来资本的利益平衡,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此外,村集体发挥乡贤理事会的作用,使其在村庄的治理中扮演一种“熟人社会”中话事人的角色,为村民反映村情、参事议事、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提供了交流平台,获得了村民们较强的信任与认同;乡贤理事会也为在外乡贤提供了参与村庄建设、运营的机会,在 涉及到产业运营、设施建设等与村庄发展息息相关的事务时,乡贤理事会积极组织召开村庄能人交流会,动员村民、在外乡贤为村庄发展献言献策,引导多方共同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有效提升了村民的参与意识和作为家园主人公的责任感。

民宿协会管理机制图片来源:北斗城乡工作室

04 不足与思考

抱龙村通过对自身资源禀赋进行深入挖掘,以空间、产业、治理三方面的手段有效促进了村庄的要素整合,实现村庄从“外推”到“内生”的动力转变,真正增强了村庄的“造血”功能,在此过程逐步改变着村民的思想观念和村庄的面貌,推进了就地城镇化的进程。但仍有以下几点不足:

(1)在村庄建设完成后,人居环境已达到较高品质,但随着村庄民宿、农家规模的不断壮大,现有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逐渐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如何根据产业需求,合理引导区域内的公共设施共建共享是村庄良性发展面临的首要考虑;(2)在社会资本的持续投入下,当前村民仍以劳务雇佣、房屋租赁的方式参与到产业运营中,如何有效提升村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占比,引导村民参与积极性,丰富参与方式是产业良性运营的重点;(3)村民的家园主人公意识逐步被唤醒,能够主动参与到村庄的建设、运营与治理中,但其诚信经营、公共服务付费等方面的意识仍需培养,如何逐步引导村民培养起诸如此类“市民意识”,真正推动村民思想的现代化是真正实现乡村就地城镇化的长远目标

抱龙村的“旧貌换新颜”,给诸如此类寻求发展的大都市近郊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立足于村民主体,在综合衡量村民的发展需求和参与能力后,制定以人为核心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才能逐步实现从村庄生活、生产方式到村民思想意识的全方位转变的乡村现代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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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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