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上海出台了“史上最严”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
三年时间即将过去，上海的垃圾分类成效如何？上海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在巩固垃圾分类下一个“主战场”的过程中，上海市垃圾分类存在反弹，面临主观能动性差、干湿垃圾分类后资源化利用率低等问题。
当前，上海市垃圾分类治理仍存在“要我分”和 “被迫参与”的现状。市民垃圾分类的内在驱动力是自然驱动力和经济驱动力。自然驱动力来自垃圾随意投放对环境的破坏及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取给人类行为带来的惩罚。经济驱动力源自垃圾资源化利用带来的价值重塑。
人们普遍对于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深恶痛绝，但对自身垃圾投放行为却不以为然。绝大多数人对于城市环境改善和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受益体验不充分，对垃圾分类缓解环境压力 和资源压力的感受不深刻，对于人人都是垃圾的生产者和制造者的感触不明显，产生了认为“垃圾分类”是政府的责任，自己则是基于政府“要我分”的“被迫参与”感。
因此，极易出现垃圾分类不规范的情况，在垃圾分类执行初期，伴随垃圾分类实效凸显，督导和志愿服务被撤除，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垃圾乱扔、混投现象时有发生。将垃圾桶 “撤 桶并点”之后，一些街道就出现纸巾、塑料袋乱扔，商场和写字楼垃圾无处投放的现象。
但是上海通过人大立法、媒体宣传、政府监督、全民参与等手段，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并形成示范，紧紧围绕垃圾分类治理的难点，在各基层社区因地制宜、对症施策，促使上海垃圾分类工作逐渐规范化、法治化。三年过去，垃圾分类初现成效，已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的“肌肉记忆”，居民垃圾分类合格率达 96%，在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垃圾分类考核中排名第一。
对于上海来说，垃圾分类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事实上，单就经济价值而言，垃圾分类处置需要消耗的资源与垃圾混合处置相比，可能成本更高，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是，居民垃圾分类除了可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之外，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这部分社会效益的捕获需要依靠垃圾分类过程的居民参与。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将垃圾放对位置的过程，是一个重新组织社会、培养居民的环境责任意识和公共行为规范的过程，也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契机。正如世博会培养和训练了国人排队的习惯，垃圾分类也是一个培养和训练公民公共行为规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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