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为何认为，靖康之变罪魁祸首是王安石？原因在秦桧首次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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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升任右仆射，但他和他的支持者还没有力量阻止吕颐浩的入朝。
绍兴元年(1131)九月二十日，高宗拜吕颐浩为左仆射兼知枢密院事。吕颐浩资深望隆，久历军旅，处事果决，力主抗金恢复，他再度入相，对一心指望实现“南自南，北自北”主张的秦桧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与吕颐浩直接对抗不行，他就采取迂回的战术，从收揽人心开始。这就是伪尊周、程学说，援引一批有声望的学者，以为己用。
1、南宋时期人们认为靖康之变的原因
靖康之变，人们面对国破家亡的灾难，不能不追寻事变的原因。
开始，人们都把矛头指向用事二十年的蔡京，曾经受到过蔡京举荐的国子祭酒、二程的入门弟子杨时（龟山）却给钦宗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说，蔡京固然很坏，但他是“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安石挟管、商之术，伤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屡数”。
这就是说，酿成靖康之祸根本原因，是王安石的变法。
王安石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在南宋初年，几乎成为士大夫们的共识。
因而，在学术思想上贬斥王安石，崇尚周敦颐和二程。朝廷屡次下诏追褒元祐诸臣，录用他们的后人，也是基于这种思想。一次，高宗与新任的御史沈与求谈话。
高宗说：“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
沈与求说：
“诚如圣训。然人臣立朝，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心术之邪正。扬雄名世大儒，乃为‘剧秦美新’之文：冯道左右卖国，得罪万世。而安石于汉则取雄，于五代则取道。是其心术已不正矣。施之学术，悉为曲说，以惑乱天下，士风委靡，节义凋丧，驯至靖康之祸，皆由是也。”
意思是，王安石的罪过不仅是实行新法，最重要的是他的学说坏了人心。
他举两个例子，一是在汉代推崇扬雄，二是在五代推崇冯道。王莽篡汉自立，国号曰新。杨雄曾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上封事给王莽，指斥秦始皇，美化王莽。
王安石有《扬雄》诗二首，说扬雄的身后毁誉，是因为“史官蔽多闻，自古喜穿凿。”冯道，历事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居相二十余年，后人对他多有非议。
据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王安石雅爱冯道，说他能屈身以安人，如佛菩萨之行。
有一次在神宗面前谈到这事，唐介说：“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
沈与求用这两个例子说明王安石心术不正，坏了世道人心，以至酿成靖康之患，实在穿凿附会，深文周纳。
但高宗是接受这个观点的。在秦桧升任右仆射的第二天，即绍兴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朝廷下诏追赠张舜民为宝文阁直学士，程颐、任伯雨并直龙图阁。
这是一纸追褒元祐党人的制词。从政治上说，这三人都是反对新法的，论官职，张舜民官至吏部侍郎，任伯雨官至权给事中，程颐只做了短时间的崇政殿说书，而在制词中恰恰就突出了程颐，说他“潜心大业，无待而兴者”，“拂心逆旨，务引君以当道”。
同时，对“违道以趋利”的“阿世”“曲学”大张挞伐，显然是指王安石的学说。结尾说，朝廷所以追褒这三人，是为了表明朝廷所提倡的，是周、程的学说，而不是阿世的“曲学”。
2、秦桧邀誉士林
秦桧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固定的学术思想，什么思想对他有利，他就会崇奉什么思想。现在朝廷倾向于周、程学说，许多士大夫崇尚周、程学说，他没有理由不从这里入手，这既可迎合皇帝，又可以得到士大夫的广泛称誉。
十一月，秦桧荐举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至任又改为给事中。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
三试礼部，中绍圣三年进士第。廷试考官置第一，以无诋元祐党人语，定为第三。
他是程颐的朋友朱长文的弟子，博通经史，尤长于《春秋》之学。
服膺二程学说，曾说：
“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
他在任太学博士时，“足不蹑权门”，蔡京恶其不附己，以事除名。
政和末至靖康初，多次不应诏赴官。后人为中书舍人。门下侍郎耿南仲排斥吴敏、李纲，胡安国仗义执言，为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高宗即位，两次以给事中相召，他均未应命。这是一位以学识渊博，为人刚直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秦桧自知羽毛未丰，还必须借重他这一点来号召、笼络一批士大夫。
李心传说：
建安胡康侯，学《春秋》于伊川，以杨（时）、谢（良佐）为师友。绍兴初，秦会之为亚相，引康侯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
可见，胡安国当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新荐入朝的,加上原来在朝的服膺二程学说的士大夫,形成了一股不小力量,而胡安国则是这些人中的精神领袖。
他游扬于士大夫间,力言秦桧贤于张浚诸人。
胡安国在入朝前,发生两件事:
一件是,在靖康中作过宰相的吴敏出任湖广宣抚使,到职才十六天,就被吕颐浩免掉,而且由观文殿大学士降为资政殿学士,由通议大夫降为太中大夫
另一件是,湖东提刑周随亨指控知道州向子忞“不法及弃城”,向子忞被罢官。胡安国致书吕颐浩,指责吕颐浩处置不公,并说“宰相时来则为,不可擅为己有人才亦各自负,不可盖以己长。”吴敏和向子忞都是在官场有影响的人物,经过一番炒作,客观上起到了扬秦抑吕的作用。
吕颐浩还朝后,力主进都建康,兴师北伐。绍兴二年三月,襄阳镇抚使桑仲遣人来朝,表示“愿宣力取京师(指旧京开封),乞朝廷出师淮南,以为声援。”吕颐浩非常高兴,大议出师,委桑仲兼神武左军副统制,自请督师北向。
并认为,现在金人与伪齐会兵窥测川陕,如果战事爆发,从襄阳进攻京师,定可以牵制陕西之敌若能逐出伪齐刘豫,陕西之敌一定震恐。 再令韩世忠领兵入关,就可一举歼灭入侵之敌。这时的吕颐浩,是一心一意考虑北伐的事,并没有想到新进的秦桧在暗中算计他。
高宗可能以为内修外攘，二相分任是一个好主意，于是欣然接受。四月十八日面谕吕颐浩、秦桧：“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当如范蠡、大夫种分职。”
四月二十七日正式发出制书宣布，以吕颐浩兼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制词说：“尽长江表里之雄，悉归经略；举宿将王侯之贵，咸听指呼。”
这就是说，全国的军队，除川陕一路由张浚指挥外，其他的军队都在吕颐浩的麾下。吕颐浩还请求辟参谋官以下文武七十七员，铸都督府印，赐激赏银帛二万匹两，上供经制钱三十万缗，米六万斛，度牒八百道，月给公帑钱二千缗。同时准许召集诸州守臣到军前议事。
3、秦桧夺权的手段
高宗都一一答应了。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君臣同心，共图恢复。其实，此项决定一作出，即意味着这位首相不得再过问朝廷的政务了。这是秦桧梦寐以求的。
吕颐浩五月四日出师,离开临安,秦桧就奏请设议政局,自为提举,以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秦桧以早年为密州教授，受到过时任知州的翟汝文的称许和荐举，因引为腹心，先是荐为参知政事，至此又荐为同提举修政局。
又以户部侍郎黄叔敖为参详官，起居郎胡世将、太常少卿王居正为参议官，右司员外郎吴表臣、屯田员外郎曾统、兵部员外郎楼炤、考功员外郎张觷（ xu%uE9）并为检讨官。
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设议政局，讨论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其实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被吸收进议政局的曾统问秦桧：“丞相事无不统，何以局为？”
秦桧避而不答。熙宁间，王安石设三司条例司，原想避开朝中保守派的干扰，组织一班人制定和推行变法革新的措施，把原有的职能部门晾在一边。结果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加上用人不当，产生很多弊端。
而秦桧纯出权力斗争的需要，企图借此培植私党，排斥吕颐浩，独揽朝中大权，以造成“政令所出，省部寺监但奉行而已”的局面。果然，设局不久，进修政局的人一个个都加官晋爵。
如胡世将由起居郎进为中书舍人，王居正由太常少卿进为起居郎，曾统由屯田员外郎充任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吴表臣由右司员外郎进为右司谏，张觷由考功郎进为右司员外郎等等，都是朝中的重要位置。
这些人中的多数,就个人的官守而言,没有什么可多作指摘的,有的人还提过很多好建议。
如胡安国上《时政论》二十一篇,主张定都建康,轻赋敛,更弊法,省官吏,恤百姓等等,强调“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都很有针对性。
为此,随着秦桧真面目的逐渐暴露,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没有与秦桧同流合污,成为秦桧的同党,相反地成为他的反对派。但这些人出仕的本身,却造成了秦桧能礼贤下士的假象。
4、吕秦党争
吕颐浩满腔热情地兴师北伐,一开头就被处处掣肘,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
吕颐浩在接受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的任务之后,于绍兴二年闰四月初着手物色行府文武官员,辟户部尚书兼侍读李弥大、秘书监傅崧卿充徽猷阁待制,并为都督府参谋官直显谟阁福建转运副使李承造升直龙图阁为参议官尚书右司郎中姚舜明充秘阁修撰为随军转运使起复左武大夫荣州团练使神武后军统制巨师古复荣州防御使兼都督府统制军马。
还奏请高宗特许“凡所措置,乞一切作圣旨行下,续具奏知”。
高宗都照准了。这本是行军作战中的应急举措,已有成例在先,张浚以知枢密院事出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就给予“得便宜黜陟”的权力。吕颐浩以首相都督军事,当然也应拥有这样的权力。
五月下旬,吕颐浩总师至常州,前军将赵延寿所部忠锐军在吕城镇哗变,逐杀金坛县令胡思忠,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派兵尽歼其众。事情虽然平息,但出师不利,事闻朝廷,不知作何处置,吕颐浩只得称疾不进。
六月到达镇江,刘光世军费告乏,不得不申奏朝廷请求派员稽查。接着有消息,襄阳镇抚使桑仲为部下所杀。这本是一支由散兵游勇集结起来的队伍,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不听朝廷节制。
桑仲一死,他的军队就群龙无首,原来进取汴京的计划即告落空。
特别是吕颐浩一离开临安,秦桧即奏置修政局,结党营私,把持朝中大权,种种迹象表明,秦桧是蓄谋将他排挤出朝。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吕颐浩为了试探高宗的态度,便派参谋官傅崧卿领所部兵马至建康,自己为避拥兵之嫌,留在镇江上章引疾求罢。
高宗亲书答诏,封还奏章，不准辞职；吕颐浩又请求奉祠，高宗仍然不准，且命吕颐浩还朝奏事，以傅崧卿暂时代管都督府职事。
吕颐浩知道，自己在高宗的心目中还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于是下定决心回朝，迎接一场新的斗争。
吕颐浩要除去秦桧的决心虽下，但苦于不得要领。
路过平江，问计于守臣席益。
席益字大光，靖康中知河中府，因城池失守，被罢官。建炎四年(1130)召为中书舍人，此时知平江府。席益为吕颐浩出主意说：“目为党可也。然党魁在锁闼，当先去之。”
意思是，可以指控秦桧结党营私。但其精神领袖在机密重地，必须首先除去。所谓“党魁”，是指胡安国。
因为胡安国是给事中，又兼侍读，经常接近皇帝，以胡安国在士林中的声望，最能影响皇帝。吕颐浩深以为得计。七月二十一日进见皇帝，二十三日即赴都堂治事，使秦桧及其支持者们很有点措手不及。
5、胡安国的去职
吕颐浩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推荐前宰相朱胜非为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代替他赴镇江都督行府治事。果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胡安国。
胡安国历数朱胜非三条罪状：
一是附会黄潜善、汪伯彦，“南狩仓皇，国势岌岌”；二是“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三是苗、刘作乱，“贪生苟容，辱逮君父”。前两条是夸大朱胜非的责任，第三条是把功劳说成罪过。
果然,胡安国一罢官,秦桧就着慌了,三次上章请求挽留胡安国。高宗、吕颐浩不予理睬,他便家居不出,表示抗议。
高宗对胡安国的意见不敢轻忽，用亲札告诉胡安国任用朱胜非的理由，并且解释说：
“昨逆傅作乱，而胜非卒调护于内，使勤王之师得以致力。矧今诸将皆同功一体之人，必能为朕克济事功。”
高宗虽然苦口婆心的做说服工作，但反对的人仍然找出各种理由不断地论奏。侍御史江跻说朱胜非“不知兵”。胡安国要求当面奏对，推荐李纲代替朱胜非。
最后改命参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抚使孟庚兼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论人望、军事才能和用兵经验,孟庾既不如李纲,也不如朱胜非,是一个平庸之辈。正因为如此,对双方都不构成威胁,便顺利通过了。
然而胡安国不甘心失败，反而态度相当强硬。特别强调容忍轻易废置君父，对皇上是很不利的事，并表示决不与朱胜非同列为官。这话很有点威胁性。
高宗不批准辞官，他便卧家不起。朱胜非时知绍兴府，听到这个消息惶恐不安，上绍兴府印，避走傍郡，请求奉祠。
高宗下了一道诏书说：
“礼义不愆，于人言而奚恤；君臣无间，于大体以何伤。”
不管胡安国采取何种反对方式，下决心召还朱胜非。朱胜非可能不愿意作为吕颐浩与秦桧斗争的筹码，十多次上章求罢，都没得到批准。八月二十一日，胡安国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
6、秦桧罢相
胡安国一罢官，秦桧就着慌了，三次上章请求挽留胡安国。高宗、吕颐浩不予理睬，他便家居不出，表示抗议。侍御史江跻进见高宗,反复陈述朱胜非不可用,胡安国不当责的理由左司谏吴表臣又上疏说:“安国扶疾见君,亦欲行其所学,今无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
高宗对这些奏疏也一概搁置不理。接着,一些由秦桧援引或支持秦桧的人,如程瑀、江跻、吴表臣、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等十三人,都坐党附秦桧先后落职。至此,秦桧完全孤立了。
吕颐浩并不因此罢手,在朱胜非还朝之后,又请高宗出内批令日赴都堂议事,位列知枢密院事之上。这是没有宰相头衔的宰相,如果都堂议事,吕、朱联手,还有秦桧的立足余地吗?
秦桧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朝廷得到边报,说建炎元年派出的大金通问使王伦来归,转达金人和议的意向。吕颐浩都督在外,秦桧曾派从金带回的心腹高益恭至金通书求好。
王伦之回,正是高益恭通书所得到的回音。恰好给吕颐浩抓住住了把柄,新进的殿中侍御史黄龟年上章弹劾秦桧：
“专主和议,阻止国家复兴远图且植党专权,渐不可长”。
秦桧不得不上章辞位。按常情,大臣辞位,皇帝要表示一下挽留的意思。吕颐浩担心变生不测,在罢黜秦桧的前一日,宰执们奏事之后,又与参知政事权邦彦留下来,说了秦桧许多短处,坚定了高宗的决心。
八月二十七日,秦桧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从这场斗争的实际来看,近而言之,是主战派的一次胜利。但这种胜利,却隐伏着失败的危机。
吕颐浩打击秦桧和依附秦桧的小人们是应该的,而对那些一时还没有认清秦桧真面目的正直之士,也一概视秦桧的同党进行排斥和打击,就有失公允了。
这是后来吕颐浩失败,而秦桧得以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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