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研究 | 本期导读(2022年第二期):活跃的思维,真的是好事么?

原标题:诊断研究 | 本期导读(2022年第二期):活跃的思维,真的是好事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题目变得特别流行:一道用火柴棍拼成的并不等的“等式”,要求挪动一根火柴,让其相等。这种被冠以“锻炼思维灵活性”的小游戏,吸引了不少家长的目光。且不论它是否真的有效,这个游戏的风靡印证了一种长久在人们中间流传且被深信不疑的观点:聪明且有能力的人,应该是思维灵活而不受羁绊的(就像白细胞自由地穿透、游走于身体各个器官)。

(反正我是不善于做这种题)

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普通人,学术界似乎也对此认可。我们在知网上以“思维灵活性”为条件进行检索,共检索出2545条结果;而以“发散思维”为条件,则检索出了惊人的28166篇文献(截至2022年7月)!足见这一观点的深入人心。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反思过一个问题:不受羁绊的灵活的思维,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会是一件好事吗?

回顾科学史,我们似乎发现了截然相反的现象:曾为恐龙命名的大英博物馆学部主任理查德·欧文,毕生极力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极不光彩地匿名发表歪曲事实的比较解剖学论文以攻击达尔文。一手缔造相对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固执地反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并在索尔维会议上向玻尔抛出了那句“上帝不会掷骰子”的名言。而在代数、数论和分析学都有巨大造诣的利奥波德·克罗内克,则一直用最恶毒的语言挖苦、攻击他的学生康托尔建立的集合论理论,甚至直接造成了康托尔的精神分裂!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巨人大多是保守的,他们不仅不愿意去承认那些新奇的想法,甚至压根无法理解它们。就像达尔文的地质学老师,“寒武纪”的命名者亚当·塞奇威克在给达尔文的回信中写到的:“您的大作(指《物种起源》)带给我的痛苦远多于兴奋……它就像一部疯狂的蒸汽机车,要把我们都带到月亮上去!”(塞奇威克至死都保持着与达尔文深厚的师生情谊,因此他对达尔文的否定,并不是源于他信念上的保守,而是这本书真的超出了他想象力的极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相比于欧文,塞奇威克磊落的心胸)其实这些学者在年轻时也曾是“屠龙者”,也曾为捍卫自己的学说、冲破沉闷的学术壁垒而勇敢地战斗过,但屠龙者最终变成了“恶龙”。

(照片最右边那张长脸就是被爱因斯坦杠的尼尔斯·玻尔,你还能发现谁呢?)

没有人怀疑,科学研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的工作之一。当然,更没有人能够质疑,以上那些“恶龙”为人类创造的丰功伟绩。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似乎有些匪夷所思的观点:那些伟大的创新成果,真的与灵活的思维有关吗?其实如果仔细观察身边的学生,就不难发现这份“诘难”的依据:班上那些思维最为活跃、天马行空的儿童,往往学业并不好,而且他们绝大部分的想法其实都不怎么靠谱,缺乏可行性。

(实验的基本流程)

该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为此,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关于实验的缘起,详见原文)。选取一个智力良好、学力中等的班级,对其进行一次有关电学(该实验灵感来源于一节电学课)的基础知识测试。然后选出得分最高与最低的各3名学生参与下一轮测试。第二轮测试是实验的核心:这一轮的题目既包含电学单元内的概念,又故意揉进了不属于该单元的概念,且所有题目都是猛地看上去似是而非的判断正误题。这个测试的目的非常明确:如果学生思维活跃,那他完成题目(尤其是涉及到跨单元概念的题目)的反应速度应该明显快;反之,一个只知道接受课堂知识(课堂上一般不涉及到这些跨单元概念)的学生,恐怕就得反应一下。因此,这个实验可以考察不同基础知识水平学生的思维活跃度(尤其是跨领域活跃度)。在技术上,我们使用E-Prime 2.0软件进行测试,因为该软件可以监测被试毫秒级的反应。

结果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当那些学习尖子生看到电脑上忽然蹦出一道“杂糅”进单元外知识点的奇怪的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那份措手不及我们甚至在实验现场都能感受到。而实验数据则用更加冰冷、直接的方式进行了“宣判”:基础测试高分组学生的正确率明显低于低分组,反应时明显高于低分组,且两组学生的反应时数据具备极显著的统计差异(P<0.01)。怎么解释呢?恐怕有一种我们不愿见到的结果却是最合逻辑的:知识学得越好,脑袋被知识“框”得越死!

这个结果让我们联想到了人的创造力。长久以来,“发散思维”是创造力的基础被许多人深信不疑。知网上还有许多培养发散思维的研究。但如果结合这个实验结果就会出现一个有些奇怪的悖论:为了让人的思维足够灵活、发散,应该尽可能避免让人掌握更多的基础知识——可问题是,这世上有哪个伟大的创造不是以雄厚的知识作为基础和背书的呢?

因此,对于人的创造力,我们或许用另一个解释更恰当,即顿悟说:人的创新是旧有知识的重构。那么,基础知识越多,显然越容易重构,也就越容易创新——如果是这样,所有现象与证据就能够合理地串在一个链条上了。所以,学好基础知识,永远是最重要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是在今年上半年北京大范围居家学习期间完成的。由于疫情封控,我们难以找到足够多的学生作为被试(正式的实验是在学生放假前的一周仓促完成的)——当然,肯定也就不存在事先的样本量设计了。不过万幸的是,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数据的效应量(effect size)还是相当大的,是具有说服力的。之所以没有再等待更好的时机,是怕疫情再有反复,从而导致研究被彻底搁置。所以,本研究的结论只能作为一个辅助证据,而不适宜作为支撑性理论。同时,我们也期望这篇文章可以引起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从而彻底厘清创造力的心理学基础。

最后,我们想引用北师大林崇德教授的话为本文作结:“精神病人的思维最新颖、最独特,但是他们的思维没有社会意义,没有个人价值”。

(除实验流程外,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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