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本文节选自《列宁主义》
作者：尼尔·哈丁
译者：张传平
出版信息：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在马克思主义阐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讲述的是一种共同人性的人类意识不断地增长。宗教和帝国人为地使人与人处于敌对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乐观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最后时刻才最终使人们摆脱了宗教和帝国的束缚，然后，他们会意识到他们自己面临着共同的事业即提高一切人的道德和物质生活。自从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以来,这种团结一致就一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它表现为极度向往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在那里“人人皆兄弟”。这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传统来说，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新文明对于打破地方的、区域的、民族的和宗教分化的障碍的这种趋势都起了促进作用。每一个时代都对普遍的类意识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时是无意识地起了促进作用，经常是事与愿违地起了促进作用，而这种类意识是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目标。
在1844年巴黎手稿(Paris Manus of 1844 )中，马克思阐释了这个具有普遍性和直接性的主题，虽然该手稿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为其追随者所知，但这个主题仍然是他的整体思想体系的核心。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当人突破自身、家庭和地域的狭隘界限,并开始意识到他与人类的统一时——当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并且“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时，人才是自由的。根据这种解释，整个历史只不过是为一个时代的到来做准备，在这个时代里，把人分隔开来的一切疏远，把人与人对立起来的一切身份标志都将消失。共产主义被设想为是人的史前时期的终结，正是到了共产主义,使人类分裂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对抗——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抗——也最终被消灭。那时人类才能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的存在。人们都将意识到，其他人潜能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自己发展的条件。人类将会摆脱作为古代社会的特征的那种分裂和对抗，最终过着一种类的生活：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巴黎手稿》）
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是，只有经历了社会的分裂达到真正内战的程度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可能实现完整的人或人的类存在的目标。这只有在经历了现代社会两大阶级最严重的对抗之后才会到来。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为体现人类普遍斗争的阶级而出现。在这期间，分裂和对抗仍然是无产阶级的策略。
列宁关于区分剥削民族和被剥削民族的全球分析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阶级和民族的界限现在变得模糊起来，全人类普适性事业(uni-versalist project)的成功开始被等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在把全民的事业与逐渐成为反帝国主义战争(与全人类战争同义)最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民族集团(national group)联系起来方面，这仅仅是迈出了一小步。通过这种省略的过程，开始把全人类的普遍斗争与普遍的阶级联系起来——无产阶级的在与帝国主义的作战中，最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当然是在俄国共产党指导下俄国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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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历史性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新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很大部分在于，正是资本主义199的生产方式驱使它去打破贵族、地方自治以及行业公会特权的复杂网络;英国王室的直辖领地、公爵领地以及小公国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关税壁垒和法律，从而为思想的交流、商品的交换以及人民的交往设置许多障碍。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迫切要求至少要是国内范围的市场，但是在贸易和生产的庸俗口号下，它当然无法获得必要的群众支持以取得胜利。在同封建主义和狭隘的地方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为其事业披上富丽堂皇的色彩。资产阶级宣称在法律条件下所有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平等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它为结社自由和旅行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而战。它打破了商业和思想蒙昧的障碍,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创造了更广泛的基础。总之,市场要求把人们吸引到更加广泛的交换模式，因此也被吸引到较大的共同体之中。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相矛盾之处部分地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得越是成熟，就越会发现自己既受到了起初的空间维度的束缚和限制，又受到自主选择的公民和政治观念的限制和束缚。资本主义产出的规模和数量迅速地超过了民族国家所能容纳的有限容量。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体太小，已经被证明不能承受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它日益需要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市场。为了生存，资本主义不得不变成扩张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侵略主义者。在资本主义成熟的晚期,它不得不扩张自己的经济领土.并且只有通过征服其他国家才能扩张自己的经济领土。很明显，资本主义在其金融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早就冲破了它的国家外壳。民族国家与生产产出的总量已经不相适应了。
对外征服与对内镇压和迅速调整自由、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理念相辅相成，这些理念是资本主义初期和成熟的资本主义早期的特征。“白种人的义务”和“天定命运''型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是颓废的、寄生的和压迫性的民族主义，它只有通过否决其附庸的和依赖性的国家组织的所有民族自治权才能够生存下来。在列宁看来，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主义对国内和国外的自由、民主和平等都加以否定，“帝国主义无论在对外或对内政策中，都同样力求破坏民主,实行反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国主义无疑地就是对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而绝不是对种种民主要求中的一个要求即民族自决的‘否定’。”
正是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期间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性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才导致了资本主义发生这种变质。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导致大量剩余商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猛增长。资本主义商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都是其他生产制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马克思认为，这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重炮，资本主义它用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并且在数十年间使一千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的文明处于从属地位：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必须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根据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惊人地加速了人类的聚集过程。东方复杂的和迄今为止永恒的古代帝国，非洲和澳大利亚的猎人和采集部落，德国漂亮的领地，甚至俄国蒙昧主义专制统治都处于它的影响之下。资本主义开通了铁路、开凿了运河、建造了大量轮船，并且通过电报建立了一个快速的通讯网络，从而大大地缩小了世界的物理空间。整个世界突然地进入全球性的交换和通讯模式,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全球性的交换和交流模式。整个世界中所有重要的地方都受到了国际贸易（和与之相伴的文化）的渗透。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不仅第一次使自身普遍化，而且第一次毫无例外地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纳入到共同的交往模式之中。在列宁看来,全球资本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条件：
还有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10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由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逐渐完成的。资本主义不仅创立了普遍的商品交换，而且也创立了普遍的思想交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广大民众——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在所有国家实际上都被排除在他们民族文化的领域之外。他们既没有充分地接受教育来领会其文化的特殊意义，而且他们也没有闲暇和金钱去享受文化成果。马克思似乎认为,他们的文化是劳动的文化，是那种越过民族的界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然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体体系，它的普遍潜能必定会被其内在动力及其财富和权力分配所牵制。资本主义并没有结束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抗的状态,它只是使自己的统治和依附关系普遍化。现代世界见证的并不是前资本主义世界的那种无数地域的和具体的划分，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伟大划分的出现和加剧的对抗——这些受资本剥削的人与那些占有和利用资本的人的对立。取代了那些古代复杂的身份象征——工艺、等级、部落、地区、国家、帝国、宗教和性别，整个社会已经处于一种根本冲突之中——那些被迫出卖他们劳动力的人与那些雇佣他们的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走向真正的人的复苏的道路上，这是最后一个巨大障碍。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已经普遍化,它极大地简化和明晰了历史从各种各样的特殊形式上升到全球性的普遍形式的过程。历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过去一切时代相比是以惊人的速度）将会迅速地揭露这最后一次伟大对抗的实质。世界上的被剥削者将会很快结成共同的组织机构，提出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只有终结生产方式上私人所有制的影响，才能最终消灭剥削和进入到一个真正人的、普遍存在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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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潜在的进步性
列宁关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与他提出金融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理论是一致的。到那时为止,列宁同欧洲很多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都坚定地遵守社会主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主张每个民族都有神圣的自决权。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完全消除诸如奥匈帝国这种大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是一种倒退。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在保存庞大经济体优越性的同时，允许成员国有一定重要程度的文化自治。其他一些人，尤其是欧洲东部边缘地区的一些人都强烈地认为,考虑到正在加速走向贸易国际化以及作为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特征的资本的大规模输出，回到民族主义政治学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反动的。像罗莎•卢森堡这样的思想家满怀热情地认为，民族主义在双重意义上都是反动的。第一，民族主义迎合和助长了分裂情绪以及政治和经济实体的小型化，而现代生产力则需要一个国际市场和全球市场。因此,从经济上来说，民族主义的诱惑是一种倒退。第二,那些最适合推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人是资产阶级，甚至是与“民族”的教会结盟的反动贵族。她总结道，民族的牌玩起来非常危险。民族主义破坏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军事团结，并且会把国家归属而不是阶级归属作为最主要的身份象征。
布哈林提出了同样有力的论据，在1914—1917年期间，他在很多方面都要领先于列宁本人的思想发展。布哈林是第一个完整提出金融资本理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在金融资本理论中得出结论说，作为自给自足经济体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因此，民族主义已成为过去——从根本上来说，它与生产、贸易和信贷不可避免的国际化相脱节，生产、贸易和信贷的国际化是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历史只给了腐朽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指明了一条道路即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立即将世界分解为许多特殊的民族国家——这是反动的,而非进步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之前、革命之中以及革命之后都应该尽全力为一个欧洲合众国的愿望游说拉票,这个欧洲合众国将会为一个世界合众国。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论据。这些论据似乎不仅符合现代世界的趋势，而且也明显与马克思的普遍主义形而上学相一致。在列宁看来，这些论据存在着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它们将一种趋势说成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事实。列宁毫不怀疑现代世界中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占支配性的力量，这些力量日益使民族主义成为多余。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民族自决已经过时了。那就会犯了把可能当作现实的错误。虽然布哈林和卢森堡所看到的那种趋势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具体的现实方面，它的影响则差强人意。它对于特定国家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并且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则更加多样化。有些工业已经被置于银行和金融资本的垄断控制之下，而其他的则没有。有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被资本输出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并吞或者直接控制，而其他国家则是刚刚开始遭到金融资本的渗透。在有些国家，由垄断所导致的竞争消亡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命已经超过了它的进步潜能，而其他国家则刚刚开始进入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
因此，具体地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极其多样化的画面。这就是列宁所谓的重要概念“资本主义发展有不平衡性”。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世界上的确有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衰退，因此，那里的民族主义也已经过时。同样，世界上也有一些地方的资本主义相对于更古老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而言才刚刚开始获得优势地位。在这里，民族主义是眼前的事件。最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远没有处于主导地位。在这里，民族主义是将来的事情。
根据列宁主义的分析,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国家，在这些不同的国家中民族问题（或民族自决权）的进步意义也显著不同。由于列宁的分析对于现代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详尽地加以引用。列宁认为,应当把国家分为三种大类：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战争特别尖锐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以及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
因此，民族自决是进步的或是退步的,取决于必须加以考虑的特定事例的具体情形。有一件事情列宁很清楚:不能先验地或一成不变地认为在当代世界民族自决客观上已成为反动的了。
列宁也清楚，决不能得出促进民族解放在战略上和策略上都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相反，扼杀那些从来没有享有自主权的国家的热情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任何好处。从战略上讲，迄今为止最好是允许他们亲身体验政治上的独立所来的虚幻利益，并且让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自愿重新加入一个更广泛的经济体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列宁看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潜力不仅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也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获得全球性胜利的关键因素。列宁认为，迄今为止单纯依据领导集团的阶级属性来划分和评价这些运动的做法过分简单化了。他们必然要追求的政策类型更具有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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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利国、超额利润和工人贵族
在列宁看来,必须把民族问题放在一个世界背景之中加以研究，这个世界背景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剥削民族和被剥削民族的区分在世界政治中是新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仅仅提到剥削阶级。他不曾预想到自1900年以来就日益普遍的情形：即整个民族集团都参与对其他民族集团的剥削。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食利国至少在世纪之交起,英国的主要输出品就不是制成品而是资本资源。英国资本主义的生存和繁荣并不是依赖于有用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而是靠过剩资本的输出，这些资本在国内市场上已经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场所。英国通过殖民政策，已经为资本的输出创造了一些受保护市场,英国可以确保它们获得最佳回报。一大批富裕的食利者阶层出现了，他们以对外投资中所获得的贡金生活。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以“剪息票(clipping coupons)”为生。然而，并不仅仅是食利者资本家和金融资本贵族从殖民剥削中获利。列宁的这个论点具有创新性：即所有的阶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到这项活动之中。超级富豪的身边有一群家用奴隶——男管家、男仆、司机、园丁、主妇、女仆一依次一味恭顺地排列着。腐朽的程度依然在不断加深。这并不是一部分拥有债券的工人的收入成指数增长,他们几乎封建式地依附于他们的主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工业无产阶级(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重要阶层)也被卷入到殖民剥削的复杂网络之中这样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殖民剥削为帝国主义权力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它为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创造了封闭的和受保护的市场，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它们的收益率——必要时行使国家的强制力量。对原材料和当地的劳动力的独家占有同样得到了加强。由于殖民地当地的劳动力期望值比较低，而且由于还没有实行在“自己的”国家中盛行的那种对于过分剥削的文化制约，因此当地的劳动力受到了更加残忍的剥削。由于这些原因，投资殖民地获得的回报率要高于宗主国市场的回报率。这就是列宁所谓的“超额利润”的来源,超额利润在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能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超额利润,大城市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马克思曾经预言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当利润率下降时，资本家将又一次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会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他们将会延长工作时间,加快和加大工作过程的强度，或者将工资降低到最低工资之下。利润率不断下降是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危机的核心。它最终将会导致“投资——生产——销售——利润——投资”的再生产循环无法维持下去。它进一步引起贫困、不满以及产业工人有组织的反抗,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制度将会被革命冲垮。因此，杜绝金融资本通过殖民剥削以获得超额利润是世界革命进程关键的战略目标。它将会从根本上破坏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并且恢复宗主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
在国际金融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为自身的系统问题找到了短期的解决方法。通过从殖民剥削中获取的超额利润，资本主义可以暂时确保国内经济内部的利润率不下降。而且，资本主义可以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残羹冷炙来改善某些选定的工人集团的安全状况和生活标准。这些技术工人，即那些早已经常受到工会强力保护的人,都可能被富人的残烫冷炙所收买。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工人贵族的生活标准、安全、期望值和社会道德观念变得与中产阶级下层更加难以区分。他们从殖民剥削中获得的利益也许相对适中，但是他们客观上已经参与到一个民族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系统剥削之中。
工人贵族的观念是列宁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其经济根源在于帝国主义政策。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加资产阶级化而不是革命化;对于列宁1914年之后阐述社会民主党的渐进和改良主义的发展来说，它也处于核心地位。在列宁看来，工人贵族中的技术工人对于作为整体的阶级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他们被更好地组织起来、更加善于表达、更加自信和受过更好的教育，改良的“社会主义者”领导者们所说的话正是针对这种支持者的。这是他们天然的支持者，资产阶级思想通过他们渗透到无产阶级身上，侵蚀无产阶级的意识并使他们丧失意志：
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而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因此，发达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够恢复他们的活力和革命任务,直到他们成功地使他们的国家不再参与殖民剥削。没有爱尔兰的自由，英国工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马克思的这个结论预感到英国更加复杂和扩展的殖民剥削网络。列宁的结论更加清楚和直接，“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宗主国工人阶级的败坏行为只有通过结束殖民主义才能得到纠正。
在列宁看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争夺经济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最终教训了宗主国的工人:他们通过参与殖民剥削所得到的微薄回报需要他们付出自己鲜血的巨大代价来获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炮灰，在巨大的范围内遭受死亡和残废的危险。他们将会最终认识到他们所获得的救济金只不过是可怜的一点钱(widows，mites)o根据列宁主义的论述，在宗主国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那时是重拾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条件。把击败自己的国家作为小恶已经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的标志，使自己国家的殖民附庸国获得解放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的标志。殖民地的民族自决事业并不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标志,而是革命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金融资本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对帝国主义经济势力范围的一种否定。它拒绝接受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它拒绝他们独自无偿占有原材料以及容易利用的劳动力。要求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每一次成功从而都会减少帝国主义可获得的超额利润量并加速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即使民族独立的要求没有获得成功，它对于全球斗争也具有重要贡献，因为它迫使帝国主义者派遣更多的武装力量，更多的海军支持力量，更多的警察、法官、狱卒以及公务人员，从而增加了管理的成本.管理的成本越大,它所获得的净回报也就越低。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民族自决运动都削弱了帝国主义维持和再生产自身的能力。因此，殖民地的民族运动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在与同一个敌人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并且在列宁看来，这是世界革命前景的绝对核心,应该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
（阿基里斯之踵）
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说（它们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愿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必然对恢复控制本国资源和终结帝国主义的经济依附关系感兴趣。他们的原材料被大规模地攫取但从来不对原产地加以改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他们日益被迫专门种植的许多商品作物身上:棉布、烟草、茶叶和橡胶，这些商品作物的种植不是为了满足本地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他们自己的传统产业由于价格低廉的外国工业品的侵入而遭到摧毁,而且他们的劳动力在外国管理者的控制下沦落到奴隶的地位。无论是工人还是刚刚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对民族自决感兴趣。列宁直率地承认，这很可能是个例证，即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要力量的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他同样相信，如果成功的话,民族资产阶级出于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必将操纵新的民族国家。这是可以预料的。然而,这与把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战略并不矛盾。
作为20世纪的一种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合为一体。它们是推翻国际金融资本主义同一个战争的两个方面。列宁鼓起勇气说，从长远的观点看，胜利终将属于世界上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列宁主义是第一个将不属于欧洲世界的民族国家看作是同一事业的共同参加者的意识形态。他们并不是那种被迫耐心地学习和适应西方比较“先进”和成熟的议会制度和自由主义模式的追随者或年轻的会员。他们并不总是只会响应他人的倡议和计划并且永远为他们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落后感到歉意。相反，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的纲领则认为:西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已经变得衰败、寄生以及腐化。其价值观念和制度都变得堕落不堪，整个社会阶层都堕落为奴性和寄生性的状态。西方国家再生的动力很可能不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一来自东方或来自殖民地。列宁主义给殖民地和经济上被统治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保证。他们最终将会摆脱从属地位。他们不再用外国语言编写的剧本中的一个小配角，他们现在成为他们自己创作出来的“进步性”剧本中的主角。
社会主义者的全球革命战略是清楚的——通过（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运动,尤其是那些被自己国家统治的国家中的运动,揭露迎合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并揭示帝国主义战争殖民掠夺的真实本质,从而为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工人革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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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最具独创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要素大概是对它的全球视角。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扩展至国际范围，因此对革命前景的评估必须建立在全球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而不能以具体国家为依据。在这种总体评估中，列宁主义关键点在于,它并没有在时间上和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看作是相互区别、相互分离的，相反，而是将它们看作是相互密切联系、相互支持的。社会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都是革命的动力。因此，这意味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必要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已经耗尽才开始努力追求独立.他们并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注脚，相反地，他们很可能是清除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大爆发的发起人和催化剂。反帝国主义革命可能开始于殖民地,尽管未必会完成于殖民地。就其成功的方面来说，殖民地的斗争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的危机，然后他们将会采取适当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反过来又使前殖民政权的工人群众变得更加激进。它们不仅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对于保持剥削和民族征服并不感兴趣，相反，它是为所有人的幸福而奋斗，前殖民地很快会认识到人们自由和平等地结成更大的普遍联合体具有更大的优势。列宁清楚地指出，这就是现代世界的革命进程，它将实现马克思的真正人的普遍性的目标,这种真正人的普遍性目标将会永远结束阶级和国家的分裂。但最终的目标并不是大量民族国家的永恒存在，相反，它是要建立一个全体人民的广泛联盟。
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随后不久，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中心纲领是要确保所有受沙皇政权压迫的民族都获得独立。决不容忍民族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傲慢态度。东部的民族、南方外高加索人民以及更加发达的俄国西部边境的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必须公开地加以保证，这种民族自决权包括更有意义的分离权——建立他们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力。在1913年的《民族问题提纲》中，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纲领，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力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以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
列宁毫不含糊地认为（大约可以从他反复强调的宣言中看出这一点），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集团都拥有绝对的民族自决权。他坚称，社会主义政权运用国家暴力镇压民族权力是没有问题的。他注意到，用棍棒无法把人们赶进天堂。然而那也就是说，要对民族自决权设定一些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一是宣传一种权利并不意味着支持这种权利的行使。列宁拿离婚权作比较。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任何文明婚姻中，使这种婚姻关系保持文明的条件是双方中的任意一方可以在适当的声明之后有权终止这种关系。然而，决不能由这种权利的存在推论出，离婚是双方“标准的”或典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种保留意见则带有更严重的影响。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列宁一直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区分问题上必须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无产阶级政党承认其成员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和战斗者的地位，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特定种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因此，列宁（与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一道）坚决抵制崩得派（theBund）要求在一个联盟党内专门代表犹太工人的利益。党内并不存在联邦制的问题或“民族阶层'’的问题。党的职责是要代表和清楚地表达所有雇佣工人的利益和共同奋斗目标。因此，当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要求不可避免地被表达出来时，党对他们自然表示同情，但党绝不可能在组织上分裂为单独的民族集团。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党的国际组织212上的完整性。无论如何，党的责任是要时常强调狭隘民族主义的缺陷、始终指明使工人反对工人的危险以及总是强调在更大、更能容纳经济和政治单位的联合体的好处。党绝不应该忘记,它最终代表所有人类的共同事业:“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
列宁天真地相信，只有对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敏感问题采取一种宽容和同情的态度才可能实现更高的联合。当他们第一次体验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立之后，正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使他们意识到加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优越性。列宁坚持认为，那些关系必须是出于自愿的并且是自由地加入。任何强迫接受一种强制的语言或用暴力来阻止分离的企图都必须绝对地加以排除。列宁声称，这种行为直接有利于资产阶级分离主义者一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综合民族情感的支持者,这种民族情感不仅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相矛盾，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它的一种表现。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特别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和专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民主的集中制。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用母语的充分自由，摒弃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一个民主国家不容许在公共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部门中，有任何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即以多压少的现象。”
十月革命后，列宁很少有时间来详尽阐述民族问题。他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也是零零散散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不管怎样，它们都是在重复列宁1913—1914年间所提出的一般主题。当然，他坚持认为，应该直截了当地对沙皇帝国即“人间地狱”极大的不公平加以谴责和纠正。一切臣服的民族都有分离的权力。只要俄国共产党人继续镇压其臣服的民族,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拥护者。必须要消灭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取消强制的官方语言，必须改变俄国一直以来对旧帝国的“弱小”民族所采取的傲慢的或以强凌弱的态度。只有赋予他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直至有分离的自由，只有对他们对过去的暴行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做到感同身受；只有这样，这些弱小的民族集团才会逐步相信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平等对待他们的善意。崭新的苏维埃国家不应该惧怕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它们只是对以往压迫的一种完全自然的反应。列宁乐观地认为，民族情感的这种自然之花会导致一些独立国家的生产,但是它持续的时间终将是短暂的。当旧沙皇帝国中迄今被压迫的民族开始认识到并且高度评价社会主义俄国兄弟般的宽容精神时,并且当现实的经济状况使他们认识到一个更大的联合体的益处时，那时他们将会满腔热情地参与到一个更大的联合体。
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复杂歧义与他在决定大多数其他问题的政策上的直率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毫无疑问赞同民族自决权，这种民族自决权实际上包括分离权;然而，他也完全反对那些落后的小国家不断增加。他认为规模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体有益处，似乎又认为通过容忍和鼓励最广泛的民族自决可以促进这一进程。他坚决主张，无产阶级从来不参与对其他国家劳动者的镇压,无产阶级的职责是支持人民的解放和独立。然而，与此同时，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坚决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
按照列宁的思维方式，每一个现代民族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文化：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且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
他继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排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权主义。因此，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要求都对其他所有国家构成一种持久威胁。通过承认所有民族集团的地方自治、承认他们的语言与其他语言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承认他们可以自主管理“人民群众的一切文化和教育的需求”，当然也承认他们的分离权，这些反而确保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有了这种铁的保证（后来由于列宁接受把联邦制原则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组织基础而受到鼓舞），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和平地实现“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更紧密结合''。但是联邦制本身只不过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
然而，在整个分析中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和无法解决的含糊不清之处。不言自明，无产阶级是代表全体人类的普遍利益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唯一阶级。但是,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所有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解放运动''，即使这些运动明显是由资产阶级（因而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发挥领导作用。正如上面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其他时候列宁坚持认为，任何民族文化中只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成分值得支持。不管怎样，致力于民族独立的事业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它不可能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明确支持，这一点始终是明确的。民族独立一旦得以实现，就应该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势必把一切“民族的''运动都融入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大的潮流之中。因此，民族独立只是走向国际联合的前奏,不可能把民族独立本身当作最终目标。出于这种原因，列宁主义强调共产党人在一般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要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
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该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
在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争取解放的事业中，共产党人要同时削弱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并把民族解放斗争转化为反对地主阶级和神父的社会斗争，并且有可能的话，要直接领导解放斗争。这种情形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有可能实现，正如列宁所承认的那样,“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至少可以说，他们的任务是复杂的并且有可能充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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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范围内的国际主义
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列宁真正坚持这个观点并把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即任何傲慢自大和沙文主义地对待以前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人民对于新生的苏维埃联盟都是一场灾难。然而，列宁身边的同志，尤其是作为民族委员会委员的约瑟夫•斯大林所持的远不是这种容忍和宽容的观点。
（斯大林）
显然,无论是在理论倾向上还是在智力上，斯大林都无法领会列宁论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关系的深刻性。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本人在1913年曾经详细地指导斯大林写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然而，十月革命后，作为民族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又不断地变得简单化，他至少可以为自己在列宁的思想中找到一些论据。对他来说,清楚明白的是，正是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完成了革命并且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推动力。所有其他阶级和不发达民族集团一直犹豫不决、推诿搪塞或者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倡议——因此他们是反革命的潜在源泉。当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经济的优点还不能使他们认识到接受无产阶级（俄国）的领导能够最好地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就需要对他们加以强力约束。在斯大林所理解的列宁主义看来,只有无产阶级表达了全人类普遍的奋斗目标，因此无产阶级在任何社会团体的奋斗目标表达上都拥有特权。在评估民族独立的要求时，必须把本地工人阶级愿望的表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从这里开始到宣称无产阶级意图的唯一表达者是共产党只有短短的一步（这与列宁主义的精神完全一致）。总之，民族独立运动是否具有进步性的最终裁决者是共产党。
正是这种普遍的观点支配着随后苏联的民族政策，尽管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政治斗争中坚决反对这个观点，但收效甚微。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臭名昭著的格鲁吉亚问题上与他保持一致，列宁遭到了孤立。斯大林野蛮地粉碎了格鲁吉亚人建立自己国家的企图，而列宁曾经发誓支持他们。由于体弱多病，列宁让托洛茨基作为自己的代表来揭露斯大林在这件事件上的沙文主义和野蛮行为,并且解除斯大林的权力。但是，托洛茨基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他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保护了斯大林并且也最终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与几乎所有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托洛茨基在对待旧帝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愿望时也不赞同列宁较为温和的路线。在列宁的坚持下，苏维埃联盟的第一部宪法(与随后所有版本一样)含有一个明确赋予所有联邦共和国都有分离权的条款，但一开始就很清楚的是,与很多宪法权利一样，这种分离权的行使实际上受到了否定分离权条款的限制。
（托洛茨基）
列宁去世后，他的追随者同时实行双重战略,结果是这种双重战略日益难以调和。苏联一贯的目标是使不同的民族和种族集团团结起来( sblizheniye ),为了最终实现他们相互间( sliyaniye )的融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认为分离主义者以及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过时的，从根本上说是反动的。文化和语言的自治程度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很大的变化,并且这种文化和语言的自治程度无论如何通常都要服从于苏联人民创造一个历史上崭新的共同体这个更大的目标。然而,在世界更大的范围内，它保留了苏联政策的基本要点，鼓励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所有民族解放运动,并明确地规定这些都是“进步的”运动。正是通过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列宁主义政党才在中国、南斯拉夫、越南以及古巴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然而,为这种运动提供经费和武装并对取得成功的共产党政权提供支持已成为苏联一笔巨大的经费开支，它最终促使苏联的解体。
成功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在被内战所摧毁、很大程度上是贫穷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越是广泛传播,对苏联核心区域的经济要求也就越高，所面临的西方的威胁也就越大。撤回支持将是与列宁主义信仰的一种决裂并且被视为向帝国主义的投降，然而继续支持并保卫成果所付出的代价又将是昂贵的、毁灭性的。苏联力图向世界证明他们的计划经济比其他竞争性制度能带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这被证明是妨碍其努力的因素之一。在列宁主义正统和热衷于团结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名义下，苏联人实际上被要求放弃了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标准的提高。社会主义的果实似乎在其他地方被抵押，对成果的分享却不断被推延。
与列宁主义的其他重要内容一样，民族问题解决前提也是革命至少要迅速地扩展到经济上先进和文化上发达的欧洲国家。列宁乐观地预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参加无产阶级事业将会抵消俄国和东欧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位。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终将会诞生，它不仅技术上先进、文化上宽容，并且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的广泛需求。加入这种规模巨大、宽容而繁荣的国际联盟所具有的益处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较小的和欠发达的民族很快认识到加入其中的巨大优越性。他们尽情享受民族独立和分离好处的正常愿望很快被参加更大的国际联盟的热情所取代。毫无疑问，民族生活具体的文化形式将会持续发展一段时间，但是它们将不再与民族国家的那种充满危险并制造分裂的政治形式相一致。
结果很清楚，即使在列宁在世期间，苏联也有可能长时期被文化和科技都发达西方所孤立。在联盟自身（与理想化设计的联盟明显不同）的范围内，俄国人不仅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民族集团——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从事生产的、技术熟练的、整个无产阶级人数的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俄国工人在文化和科技上的落后远没有通过西方工人参与国际事业得以弥补，被认为具有革命美德的人只能是俄国工人。按照列宁主义的逻辑,既然正是工人阶级并且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清楚地表达真正的国际主义，那么，在苏联规定崭新跨国联盟性质和目标的任务就落到俄国工人头上。对于所有其他民族集团来说，把社会主义国际视为俄国统治的一个微弱借口，视为是维持俄罗斯帝国永恒的计谋,这就是不足为奇的。
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每年相同的“发育不良”和孤立的革命使这种趋势不断增长，即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等同起来。如我们所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列宁本人将俄国革命的经验普遍化。在他去世之前，随着此后力量的不断增长，国际主义者被定义为那些毫无保留地并且无条件支持苏联政权政策的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逐步演变为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称之为的“苏维埃国家神圣的利己主义”。至此，起初作为一种普遍性变革使命是要为一种真正的人类存在创造全球条件，后来逐步陷人为孤立和落后国家的狭隘性作辩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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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凌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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