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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窜访台湾,30张图详解美国真相(中)

03 美国印出来的钞票,都花到哪儿去了?

第三部分,我们讲一下美国财政的开支结构和收支结构,也就是钱从哪里收上来、花在哪里,利为谁所谋、权为谁所用的问题。

简单点说,就是从谁身上剪羊毛、然后给谁做毛衣的问题。

图9

我们来看上图,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规模总体上是大幅增长的。为什么?因为钱越印越多、经济技术也越来越发展。

其中,个人所得税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的占比稳定在45%左右,是美国财政收入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持续增长的是什么?社会保障与退休金。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获得的钱中很重要的一笔。当然了,它收这笔钱不能随便挪用,是有专门指定的用途的。

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二战结束后,美国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的占比持续下降。曾经美国在工业化时代是靠企业所得税获得很多的收入;但二战结束后,美国企业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至于它可以不断地避税、减税,交的税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的比例持续下降。

由此,美国社会从出口导向型、生产型的经济体变成消费导向型的经济体。虽然它的消费特别厉害,但它所交的消费税占联邦政府税收的占比越来越低,比如你在美国点一杯3美元的咖啡,里面可能百分之几的价格外额外收一个消费税,而且消费税的大头往往是地方政府获得的。

图10

上图讲的是“美国有效税率及累进性”。什么叫累进性?就是你挣的钱越多、交的税越多。比如在中国,满几千块钱你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了,但如果你每年挣的钱超过一定数量,那交的就不是20%的所得税了,可能是25%、30%、35%、40%。

我一直提倡,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衡量一个(体制外)公民的人生价值?我认为不是看你挣了多少钱,也不是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看你这辈子给国家交过多少税,尤其是个税。

我们看美国的实际税率,在二战时期它的差异是特别巨大的,穷人交的税率相当低,万分之一那部分富人的最高所得税率是相当高的;而后来的趋势则是富人在不断地减税,穷人的税率总体上在往上走,导致它的累进性越来越低。

我以前看过一个数据,特朗普父母那时候,老一代要把钱留给下一代,遗产税税率高达90%,就是说比如你这辈子攒下1亿美元,你要交给孩子时,九成要交给国家。

而且如果你留的是一个大庄园或一大笔固定资产时,要想传给下一代,对不起,你得先卖掉它。这就导致富不过三代,财富传承特别难。

所以就催生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捐赠,我把钱、庄园捐给一个基金。从理论上来讲,我并没有传给孩子,但这个基金由我的孩子、孙子们在里面受益,从中捞回多一点比例来。

图11

我们看上图“1870-2020年美国的增长和不平等”。总体上来看,在上世纪90年代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往上走的、不平等是往下走的;但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持续往下的、不平等是持续往上的。

这背后恰恰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经济主张、基本经济理念——就是说,资本主义内在的核心矛盾是什么?是持续扩张的生产能力和不断萎缩的需求。

由于贫富分化,劳动者或者普通家庭所能获得的分配比例越来越小,这就导致总需求扩张不了、需求的增速有限,但供给能力的扩张又非常大时,这时就会导致两个现象:一是经济增速下降,二是不平等上升。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相关性的。

而在经济增长和累进税收上,我们看到的也是类似的关系。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种说法,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收的税越多越打击企业家精神,或者当企业家、富人交的税太高时,他就不愿意去挣钱、不愿意去努力干活了。当他们不努力之后,穷人就挣不到钱了。所以我们不能收高的税,要扶持企业,不能养懒人,不能给穷人发福利,因为“福利是一个陷阱”。

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大家都在向美国看齐、学了很多美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

但上面这两张图告诉我们这个逻辑是错的,限制经济增长的其实是需求的不足,那么当累进税率越高时,财富的分配就越均衡,那么经济的发展就能惠及更多的人,因此经济增速也就越好看一些。

图12

接下来我们看美国的财政开支,其中有三大项——社会保障支出、医保支出和国防支出。这三项加总起来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占比,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例其实是在收敛的。过去在大众舆论中经常流传这么一种说法,美国为什么不行了?因为它穷兵黩武。

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看它到处打仗,但其实美帝国它从来不敢碰硬钉子,比如现在的俄罗斯,即便它的国力在不断衰弱,美国也不敢硬碰硬。

它不敢打大老虎,打的全是小松鼠,而且往往是某个地区的中等国家,比如伊拉克、伊朗,并且它都不是上来就打,而是先把它们饿上个十年、制裁个十几年,让它们各方面都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时,自己再进场。

很多人以为美帝国衰弱是因为穷兵黩武,但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帝国的国力很快就可以恢复,只要战略收缩就够了,一收缩它的体能就缓过来了。

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出了问题,美国联邦财政经常没钱,为了搞钱需要弄各种幺蛾子,比如贸易战、比如琢磨要没收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

而且美国政治有一个特点,当白宫和国会被同一个政党控制时,它就可以不断地提高债务上限,也就是发债,除了盟友来买,自己的央行也出来兜底。换言之,就是央行印钞票交给白宫,“去花吧”。

这个的前提是国会是由总统所在的那个党所控制,这时他就可以干这件事;一旦总统变成“跛脚鸭总统”,也就是国会掌握在对方手里时,比如总统是民主党的、但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时,那对不起,没钱,想花个几十亿、几百亿美元可能都没法批准。

上图中,什么因素导致美帝国联邦财政越来越缺钱?是什么东西在持续扩张吞噬财政资源?答案是医保支出。它的规模甚至大过军费开支。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很大的一个比例,近30%,也就是1万多亿美元是医保支出,超过社保支出和军事开支。

图13

图14

所以美帝国的白宫执掌者、历届政府都会想办法搞医改,因为他们其实也明白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是因为穷兵黩武、到处跟人打架而气喘吁吁,那他们为什么开始变得虚弱、周期性地没有力量了呢?其实是因为得了“肝病”。

我认为就是“肝癌”。什么叫做癌症呢?其实就是你的一个重要器官上长了一些癌细胞,它不断地分裂、占据越来越多的能量和空间,只生长、不消灭,最终严重失衡了。

我们刚才看到的上图那条绿线(医疗医保支出),美帝国的生命力正是在被这条曲线所挤压。它的这个“恶性肿瘤”在持续增长着。

图15

美国医疗体系明显有问题,表现就是整个国家在医疗上花钱多,人均寿命却不长。上面这张图的横轴是各国的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这个国家花了多大的百分比在老百姓的医疗开支上;纵轴是各国的预期寿命。

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你花的钱越多,你的老百姓活得越长。

实践中这两者的确是正相关的,但有一个国家例外,它花在医疗上的钱占GDP的百分比,远远高于其他OECD国家、其他正常国家,但它的人均寿命居然跟那些比较“吝啬”的国家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也就是说它了很多冤枉钱,这就有意思了。

按理说,如果你持续花了很多年的冤枉钱,你这个国家的总统应该能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应该会去修补这个漏洞。但我们看历届美国总统都会搞医改,最终却都以失败告终。

图16

原因何在?就是美国公私两部门一起被医疗、医保部门吸血了。上图蓝色部分是公共部门,也就是联邦财政所花的钱;绿色部分是它的家庭部门为了医疗所支付的钱。

总体上来看,美国在医疗上的支出是持续扩张的,但人均寿命并不是特别理想,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那这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在美国学习和生活过的可能会知道,美国的医疗水平是高的,但问题是账单也实在是贵。

有这么一个段子,有美国人在街上晕倒后,路人给他叫了个救护车,在被抬上救护车那一瞬间,一旦这个病人醒了的话,他会吓得一激灵,赶紧逃离救护车。

图17

所以总体上来说,由于大量钱财被浪费在许多问题上,美国联邦的赤字率是持续扩大的。

最后小结一下,美国联邦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政赤字已经变成了它的收入。

它要想花钱靠哪里来钱?靠借钱。这也是一种收入。因为回过头来看,美国就是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它是不会还钱的;第二,挤占美国财力空间最大的项目是医保医疗体系,而非军事上的穷兵黩武,因此美帝国的衰落不是因为扩张,而是因为内耗。

04 美国政治体制,容易被利益集团绑架

图18

第四部分,我们讲一下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

上图是“美国最大的游说集团排行”。2019年,第一名是美国商会,花了7700多万美元去游说;排名第二的是开放社会基金会,也就是索罗斯办的一家搞政治捐赠的机构。

剩下的不少跟医疗行业相关。刚才讲到整个医疗行业和相关上下游,为什么能从美国的社会公共部门以及私人部门获得那么多财富,但却并不真正地帮助美国人民提高寿命,或者说产生的绩效不太好?原因在于,他们是一个最重要的游说方。

接下来我重点讲一下索罗斯和科赫兄弟。乔治·索罗斯是匈牙利裔的犹太人,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但他嫌这个专业太庸俗,所以整天逃课,逃到隔壁系去听课。听谁的课呢?卡尔·波普尔。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小迷弟,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做个哲学家。

本科毕业后,索罗斯在他同学父亲的一家券商公司找了一个活,后来他被派到美国华尔街的机构里,在一家叫“first eagle”的机构打工,这是由一家好几百年的著名犹太金融家族创立的。

他白天就在公司摸鱼、划水,不知道在干啥;到了晚上,回到他自己的小阁楼里就来精神了,他就在那认真地奋笔疾书,书写自己的哲学思考。

相当于白天混碗饭吃,晚上自己做研究,就这样干了3年。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哲学家的料。因为有一次,头天晚上他写了很多,但第二天早上起来读自己头天晚上写的材料,发现看不懂自己写了些什么,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了,自己不是这块料,“非上上智,无了了心”。

他对自己非常失望。做不了哲学家,那怎么办?这辈子自暴自弃了,干脆做一个炒股票的吧。

于是,他就真正开始炒股票去了。等到他把自己之前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自己的哲学思考,运用到资本市场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同行怎么这么傻、想问题怎么这么简单、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怎么想不透,他发现自己可以轻易地“屠杀”市场上的其他玩家。

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要把索罗斯这哥们庸俗化,他其实是个所谓的有情怀的人,一方面他是金融大鳄,操纵全世界大量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在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进行了很多搏杀,获得了几百亿美元的收益。

另一方面,索罗斯是民主党背后最大的金主庄家。他有句名言,说花钱比挣钱难。为什么?因为他花钱是有要求的,是要去实现卡尔·波普尔的理论和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把所谓的封闭社会改造成开放社会。

所以他搞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以他老师的“开放社会理论”命名。他把挣到的很大一部分钱拿去资助世界各国的非政府组织。

我看过他的一本传记,作者这么描述索罗斯,说:假如你是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有幸在网球场上遇到索罗斯,一块休息时你告诉他说,你来自一个封闭社会,理想是要把自己祖国从封闭社会改造成开放社会。

那他就会说,告诉我,你需要多少钱?你说,我希望你每年资助我100万,资助20年,我就可以实现,通过搞非政府组织、搞传媒、搞教育,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

索罗斯就会打断你说,太慢了,这样,我现在就给你3000万美元,两年搞定它。

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什么?有所谓的情怀,但是又极其自大、蛮横。因为有钱,他就想把自己学来的半拉子理论拿到别的国家做实验,包括他自己的祖国匈牙利。

然后,他现在是民主党最大的金主。2003年左右,他曾经掏过几千万美元,公开叫板小布什,想把小布什干下去。

图19

上图右边这两位可能不如索罗斯有名。一个是大卫·科赫,另一个是查尔斯·科赫。他们是兄弟4个。父亲老科赫怎么起家的呢?二战开始前,老科赫曾帮苏共建立了现代化的石油部门,从中挣到50万美元,然后他就回到美国,开始办自己的科赫家族企业。

查尔斯·科赫是老二,大卫·科赫是老三。老二老三继承了他们父亲的政治理念——极端地搞自由主义。所以大卫·科赫曾跟自己的几个朋友一起创建了美国自由党,搞了个第三党,想要烧钱当政治家,结果根本不行。在美国“赢家通吃”的政治游戏规则中,他根本冒不了头,得票率也特别低。所以后来这兄弟俩,第一先是家族内战,把老大、老四的股权买断赶出局,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就控股了整个科赫家族,且他们的公司绝不上市。

他们干的是什么产业呢?跟石油、跟传统制造业有关,所以他们搞的产业往往是有一定污染性的,经营过程中就被美国的环保监管机构罚款。

他们并没有选择就范,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说公共部门是听政治家的;政治家听美国人民的。那美国人民凭什么要给你投票,不就是因为我给你捐赠打广告嘛?所以他们俩就“霸王硬上弓”,不再自己组建政党了,而是开始设局,一是用自己的钱去捐赠政治家、养政客,但毕竟他一家的钱是很有限的,更好的办法是设局当庄家,然后邀请许多倾向共和党的富人一块来参加他们的俱乐部,大家一起掏钱下注,看共和党阵营里哪些政治家值得投资、扶持。

不仅如此,他们还捐钱给大学,但不是为了促进正常的学术研究,而是以所谓大学科研、专家机构的名义来搞政治宣传。他们还“养媒体”,让这些媒体带着摄像头去挖掘他们需要的新闻、丑闻,不是为了打击民主党人,而是打击共和党内部不听他们话的共和党政要。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民主党内部受索罗斯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共和党受科赫兄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科赫兄弟集结了美国最主要的亲共和党富人,大家一起整合和筛选共和党内的政治家。比如上一届特朗普政府中的副总统彭斯,后来跟特朗普关系搞僵的那位,他就是拿科赫兄弟的钱的。但是,他还不属于科赫真正的铁杆亲信。那亲信是谁呢?此前特朗普政府的“马前卒”——蓬佩奥,原本是西点军校、deep state出身,后来被科赫兄弟选中,重点培养。

他跟科赫兄弟是什么关系?在从政前,蓬佩奥是科赫集团底下一家分公司的老总。有人曾跟我这么说,除了特朗普本人不是科赫兄弟养出来的,其他美国共和党的各派头面人物,基本上都跟科赫兄弟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图20

我们看上图“游说支出”。美国有一个著名的K街,在K街上有大量公开注册的游说机构。我认识几位搞游说的。有一位是一家有一定实力的游说公司的老板。大概2005年时,我在北京接待过他。晚宴上,我就问他,你具体是怎么做游说的?他说很简单,主要工作是跟议员助理沟通,把事情、时间约好之后,议员可能会在某天早上、开会前拨冗出10分钟,我俩在国会大厦的走廊上找个椅子坐着聊。我就给他讲我的委托方的诉求道理何在,为什么您应该这么投票;一边讲、一边写支票。

我问,写给谁?他说,不是写给议员个人,而是给他的竞选基金。我说,那岂不是贿赂、腐败吗?他说,法理上将不算腐败,这是我们的法律规定、允许的。

我印象中,他说的好像是超过2000美元就是非法的,那就这次捐赠2000美元,下次再派同事去再捐2000美元,积少成多。

所以这就导致,谁捐赠得越多,谁的政治意志、诉求就越能够得到白宫和国会的支持。这里边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美国的政治家们最主要的心思都放在筹钱上。至于说考虑到选民或者自己的社会形象,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投什么票、那个问题上投什么票,主要是由他们的助理们——那些二十几岁、名校毕业的小伙子们来决定。

图21

上面这张图是我们详细统计的,二战之后美国白宫30个顶级岗位,比如副总统、财长、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总统贸易代表等,其中有多少人来自华尔街。总体上是一个上行趋势。最夸张的是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任期,居然有60%的顶级高官来自华尔街。

大家想想,华尔街里正儿八经做金融投资的才50万人,而美国一共有3.2亿人,但美国最顶级的30位高官里居然有60%来自这么一个小小的50万人的特殊部门。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是美国政治变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它跟游说、政治捐赠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里回到上文讲的,为什么美国的市场化医保治理体系出了大问题?花了很多钱,但大家的寿命并没有有效地、相应地增长?

下面这张图,是我指导博士生做的美国医保体系的研究,它的市场监管机构监管医院、医疗保险公司、药房、制药商和PBM等。

什么是PBM?就是保险公司付钱给PBM,雇佣它来帮助自己管理药品成本;但PBM两边收钱,不仅收了保险公司的钱,还从制药商那里获得回扣,因为PBM可以帮制药商将药品安排进推荐目录中,存在这样一种利益关系。

图22

理论上来说,从医生、医院、保险公司、药房,到制药商和PBM,它们之间本来应该能够实现某种内部制衡,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它们实现了一种共谋。

不仅如此,它们还一起通过政治游说和捐赠来“俘获”政府,尤其是那些功能型的市场监管机构,从而使得监管失效,最终导致药费、治疗费和保险费越来越贵,然后大家上下游一起“分赃”。

谁受损了?第一是消费者受损;第二是国家财政受损。

图23

当我们以行业来区分、计算它们的政治献金时,会发现自1998-2020年,医疗保健行业的捐赠金额居然超过金融加上房地产行业的总捐赠金额。

所以总结一下,美国的游说和政治捐赠体系,是一种合法化了的制度性腐败。

首先它在法律上给予规定,这样做是可以的,因此出现像索罗斯、科赫兄弟这样的,可以合法地、大规模地去资助或者反对某些政要。

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概20年前,美国通过一个法律,允许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去公开反对某人。比如索罗斯掏了千万美元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到处做广告、揭露和批判小布什。比如两位政治家竞选一个议员席位时,原先你需要动员你的选民群体,让大家给你捐钱、投票,你才能获胜。后来就不一样了,不再需要走人民群众路线了,只需要找到几个大金主,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让他们给自己捐赠一大笔钱,然后拿着这笔钱到处打广告,铺天盖地地去攻击对手的形象,为自己助选。

所以,通过一步步的法律体系变革,这就变成一种制度性腐败。实际上它就导致美国的政治体制越来越容易被一些利益集团所绑架和俘获。

因此特朗普才会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潜台词是什么?美国不再伟大。

为什么不再伟大?

为什么贫富严重分化?为什么出现政治的极端对立?包括为什么政策来回替换?比如小布什上台后的“ABC政策”——Anything But Clinton,只要是克林顿做的,我全部否掉,来回翻烧饼;再比如希拉里等人精心设计的TPP,特朗普上来后坚决地把TPP给废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跟前面讲到的美国制度质变有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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