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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2)

第三章 人类性行为的演化

几乎每周都要出版又一本关于性的作品。只有实践性行为的欲望会超过我们对有关性的作品的阅读欲。因此,你也许会认为:人类性行为(sexuality)的基本事实,一般人必然朗朗上口,而科学家了解得十分透彻。请回答下列5个问题,看看你对“性”有多少认识:

1.大猿与人,其中哪个物种的雄性阴茎最雄伟?干什么用的?

2.为什么男人的身材比女人高大?

3.人类男性的睾丸比黑猩猩的小多了,怎么回事?

4.人类在私密的空间中性交,可是其他的社会动物却公然为之,为什么?

5.几乎所有其他哺乳类的雌性,都有明确的排卵期,而且只在排卵期接受性交,人类女性就不是这样,为什么?

第一题你要是不假思索就回答是“大猩猩”的话,就错了;正确的答案是:“人类”。至于其他4个问题,你要是有什么有趣的点子,赶快发表,反正科学家还在争论,并没有共识。

5个问题足以显示:我们的性行为多么难以解释,连最明显的事实(不管是解剖学还是生理学)我们都没搞明白。当然,我们对性事的态度也造成了认知的障碍;科学家直到最近才开始严肃地面对性事,他们仍然觉得性事难以客观地研究。科学家也无法以实验方法研究人的“性行为”,研究胆固醇摄取量或刷牙习惯就没问题。最后,性器官并不孤立地存在:性器官适应主人的社会习惯以及生命循环,而社会习惯以及生命循环又与采食习惯有关。以人类为例,人类性器官的演化,与人类使用工具、大脑尺寸增加和养育子女的行为,都有密切关联。因此,我们从一种普通的大型哺乳类,演化成独特的人类,不只是因为骨盆与头骨重新调整过了,性行为的演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一种动物的觅食方式,生物学家往往可以推测它们的交配系统,及其性器的构造。具体来说,要是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性行为,必须从我们的饮食与社会的演化下手。我们的猩猩远祖是素食动物,我们与大猿分化后,在几百万年内演化成荤素不忌的社会动物。不过我们的牙齿仍然是猿式的,而不是“虎”式的。我们的猎食本领,得利于增大的脑子:我们的祖先利用工具并成群合作打猎;他们并没有什么适于打猎的形态特征,分享食物是社会规范。我们采集食物(根茎类或果实),也依赖工具,换言之,也需要大的脑子。

结果,人类的孩子得花好些年学习与练习,才能当有效率的采集-猎人,他们今天仍然要花许多年学当农夫或电脑程序设计师。我们的孩子在断奶之后,仍然幼稚而无助,许多年都无法自行觅食;他们完全依赖父母照料、喂食。这些习惯我们觉得是天性,所以没有注意过幼猿一旦断奶就得自行觅食。

人类婴儿无法自行觅食的理由,其实有两个:一方面是机械因素,另一方面是心理因素。首先,觅食所需的工具,无论制作还是使用,手指必须能够灵巧地合作,婴儿的手还得发育许多年才能胜任。我4岁大的孩子,还不会系鞋带。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孩子,4岁也不能磨石斧或造独木舟。其次,人类觅食比较依赖脑力,而不像其他动物以体力取胜,因为我们的食物种类比较繁杂,取得食物的技术也比较繁多而复杂。举例来说,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新几内亚土著,通常认得居所附近大约1000种不同的动植物,个个都有名字。每一种生物的分布与生活史,他们都知道一些,还有怎样辨认?可不可以食用或有其他用途?怎样捕捉或采集?所有这样的信息,得花好多年才学得会。

断奶之后的人类婴儿无法自求生存,因为他们没有这些机械与心理技能。他们需要成年人教导,受教育的十年二十年间也需要成年人喂养。我们这些问题,就像许多其他的人类特征一样,在动物界也有先例。例如狮子与许多其他肉食动物,父母都得训练幼儿猎杀的技巧。黑猩猩的食物也很复杂,有种种不同的觅食技术,会协助幼儿取得食物,而且能使用工具做一些事(波诺波猿就不会)。在这些方面,人类显得突出,但是与其他动物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异:对我们而言,必须学会的技巧——也就是父母的负担,比狮子、黑猩猩多得太多了。

由于人类父母的负担极重,父亲的亲职付出,与母亲的同样关系到婴儿的存活。红毛猩猩父亲对子女的“付出”,不过是当初的精子;大猩猩、黑猩猩与长臂猿父亲的付出,还包括保护子女。但是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父亲,还得提供一些食物,负起主要的教育责任。人类的觅食习惯,需要一个社会系统支持,也就是说,男性“射精”之后,还得和那个女性保持关系,等到孩子落地,负起协助养育的责任。不然的话,孩子存活的几率不大,父亲的基因就难以遗传。红毛猩猩的系统——父亲只负责“射精”,在人类可行不通。

黑猩猩系统——几个成年雄性都可能与同一个发情的雌性交配——也行不通。那个系统的结果是:没有一个父亲清楚群体里的婴儿谁是他的骨肉。不过黑猩猩父亲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们对群体里的婴孩并没有什么付出。对人类父亲而言,由于他得劳心劳力照顾“自己的”骨肉,他最好搞清楚孩子的确是他的。举例来说,将孩子的母亲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不然的话,他的心力可能协助了“野”男人的基因,而不是自己的。

要是人类像长臂猿一样,每一对配偶都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彼此分散,不相往来,每一个雌性除了自己的“老公”不大可能遇上其他的雄性,那么男性就不必担心“戴绿帽”了。但是几乎所有人类族群都由成年人的群体组成,即使男人因此而陷入浓密的“绿帽”疑云中,也在所不惜,为什么?当然有令人不得不服的理由:人类的狩猎与采集活动需要群体合作,或者男人必须合作,或者女人合作,或男女一起来;大部分人类的野生食物,在自然界分布得很散,不过会在一些地点集中,足以供养许多人;结群生活易于抵御猛兽与外敌,尤其是其他的人类。

简言之,我们的社会系统,是由我们与“猿”不同的采食习惯而发展出来的,我们看来似乎非常“正常”,但是以猿的观点来看,就奇特得很,在哺乳类中,更是独一无二的。成年的红毛猩猩,是独行客;成年的长臂猿,雌雄配对后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成年大猩猩组成“多偶后宫”,其中有好几头成年雌性,并有一头成年雄性能够支配所有成员;黑猩猩社群可以描述成“杂交”群,其中以一群雄性为核心,雌性从“外地”加入;波诺波猿的社群,更是乱七八糟的“杂交”群。但是我们的社会与狮子、狼的相似(我们的饮食习惯也一样):许多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一起生活。至于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与狮子、狼的就不同了。人类社会中两性配对、组成家庭。可是在狮群与狼群中,每个成年雄性都能与任何成年雌性交配,谁都不知道新生婴儿的“父亲”是谁。人类奇特的社会,非要在动物界找可以类比的例子的话,只能到群居的海鸟中去找,例如海鸥与企鹅也是以成对的雌雄配偶为基本单位。

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中,单偶制(一夫一妻)是法定的,大概也是常态。可是大多数仍然“残存的”狩猎-采集社会中,“轻微的”多偶制似乎是常态——我们讨论人类社会在过去100万年中的演进,这类社会才是比较好的模型。(这儿我略去了“婚外”性行为,下一章我会仔细讨论这个有趣的题材。)我所谓“‘轻微的’多偶制”指的是:狩猎-采集社会中,大多数男人只能供养一个家,可是有少数“强人”能娶好几个老婆。象鼻海豹实行的“多偶制”,是一个“强人”独占十几二十甚至上百个雌性,这样的“多偶制”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男人想也别想,因为男人得协助抚养子女,而雄性象鼻海豹不必。历史上有些统治者以妻妾成群、充斥后宫著名,那是农业兴起、集权的统治机器发明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统治者征税,等于让万民供养他的子女。

现在我们要讨论这种社会组织如何塑造了男人与女人的身体。首先,就拿男人的身材比女人的高大一些来说吧。平均说来,男人比女人高8%,重20%。一位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看一眼我太太(173厘米)和我(178厘米),就会猜我们这个物种实行的是“‘轻微的’多偶制”。也许你会问:这可能吗?从两性的相对身材推测交配模式?

其实,在“多偶制”的物种中,“后宫”的大小与两性身材的差异成正比。也就是说,雄性娶老婆最多的物种,通常是雄性身材比雌性大很多的物种。举些例子吧。长臂猿,雌雄性身材没有差别,搞“单偶制”;雄性大猩猩,通常后宫中有3到6个老婆,他们的体重大约是雌性的两倍;但是南半球的雄性象鼻海豹,后宫中平均有48个老婆,他的体重可达3吨,而雌性的体重只不过300多公斤。怎样解释呢?是这样的,在“单偶制”的物种中,每个雄性都能赢得一个雌性;而在“多偶制”的物种中,大多数雄性都输掉了赢得老婆的机会,只有少数雄性占据了支配地位,将所有雌性关入“后宫”。因此,“后宫”越大,雄性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这时身材就成为重要的制胜关键了,因为身材高大的雄性通常都会打赢。我们人类,男人的身材只比女人大一点,实行“‘轻微的’多偶制”,完全符合这个模式。(不过,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男人的智力与人格,成为比身材还重要的生殖因素:男性职业篮球员与相扑运动员,比起赛马骑师或赛艇选手,不见得老婆比较多。)

因为在“多偶制”的物种中,竞争配偶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在“多偶制”的物种中,两性除了身材之外,往往还有别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吸引异性的第二性征上。例如“单偶”的长臂猿,隔着一段距离来看,两性没有什么分别,可是雄性大猩猩即使远远望过去,也一眼分明,因为他们的头顶有一道向上凸出的骨脊,而且背上的毛是银色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两性形态,也反映了我们“‘轻微的’多偶制”。男人与女人的形态差异,并不像大猩猩或红毛猩猩那么明显,可是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也许仍然能分辨男女,例如男人身体与面孔上的毛发、男人的阴茎(在动物界这种尺寸并不寻常),以及女人的乳房(第一次怀胎前就大到那种程度,在灵长类中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现在要讨论性器官了。男人的睾丸(有两个,左右各一),平均重量大约是42.5克。要是我们发现体重200公斤的雄性大猩猩,睾丸比人类的还稍微小一点,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自然界的“一条活龙”呢?可别得意得太早,看看雄性黑猩猩,体重只有45.5公斤,睾丸却有113.4克。为什么与人类比较起来,大猩猩那么“衰”,而黑猩猩又那么“壮”呢?

“睾丸尺寸理论”是现代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的重要成就。英国科学家测量过33种灵长类的睾丸之后,发现了两个“趋势”:性交次数频繁的物种,睾丸比较大;“杂交”的物种,雄性经常有轮番上阵与同一雌性性交的阵仗,特别需要大的睾丸(因为射精量最多的雄性使雌性怀孕的几率最大)。

因此,大猩猩与人类睾丸尺寸的差异,可以这么解释:雌性大猩猩在生产后,大约要过三四年才能恢复性交,而雌性大猩猩每个月只有几天能性交,直到怀孕为止。即使一头雄性大猩猩成功地收纳了7位妻妾,性交也是少有的“放纵”机会:要是他运气好,一年大概有几次。相对而言,他的睾丸毫不起眼,可是既然“需求”那么稀少,应付起来也就绰绰有余。雄性红毛猩猩的性生活比较活跃一点,但是也不怎么样。而黑猩猩“杂交群”中的成年雄性,就好像生活在“温柔乡、脂粉丛”中,每个雄性黑猩猩大概每天都有机会“解放”,波诺波猿每天可能有好几次。因此,为了使“花心”的雌猩猩受孕,每个雄性都得设法“大放送”,“淹没”其他“弟兄”的精子。于是黑猩猩的睾丸特别发达——“精子竞争”的结果。我们人类的睾丸的确没有黑猩猩的大,因为男人性交的次数,平均说来比大猩猩、红毛猩猩多,但是比黑猩猩少。此外,有生殖能力的典型女性,不会迫使几个男人为了“授精”而进行“精子竞争”。

因此,灵长类的睾丸,设计完全符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原则,以及计算“得”与“失”的演化分析。每一物种的睾丸,都很“实在”,足以达成任务,绝不虚大。身体制造更大的睾丸,须花费更多成本,而收益不见得成比例增加。(身体有了更大的睾丸,就必须牺牲其他组织的空间与能量,得睾丸癌的风险也增加了。)

这个科学解释,精彩万分,却凸显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失败:20世纪的科学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阴茎长度理论”。阴茎勃起后的平均长度:大猩猩3.18厘米;红毛猩猩3.81厘米;黑猩猩7.62厘米;人类12.7厘米。视觉上的突出程度,也是同样的顺序:大猩猩的阴茎即使勃起了也毫不起眼,因为是黑色的;黑猩猩的阴茎勃起后呈粉红色,由于背景是无毛的白色皮肤,所以非常抢眼。雄猿的阴茎若不勃起,根本看不见。为什么男人需要巨大、显眼的阴茎?再说一次:男人的阴茎在灵长类中是最雄伟的。干吗?既然雄猿也能成功繁衍后代,男人为什么不把花费在雄伟阳具上的“成本”节省下来,投资在其他的地方(例如增加大脑皮质,或更灵活的手指)?

4、5 雄性身体比雌性身体越大,雄性拥有的性伴侣越多。

两性的性征越显著,雌性的性伴侣越多。

箭头代表阴茎长度;小圆圈代表睾丸大小。

人类雄性最显著的性征是阴茎。

人类雌性最显著的性征是乳房。

我向搞生物学的朋友提出这个疑问,他们通常举出一些人类交媾的“特色”,然后假定长阴茎有利于那种搞法:例如人类常以面对面的姿势交媾;人类会摆出各种特技姿势来交媾;人类“交接”,讲究不疾不徐,动静有度。可是这些解释都经不起检验。面对面的交媾姿势不是人类的专利,红毛猩猩与波诺波猿也喜欢,偶尔大猩猩也会那么干。红毛猩猩在交媾时,除了面对面的姿势,还会变换背腹式(雄后雌前)以及侧向式,他们可是悬吊在树枝上“办事”的:比起我们在舒适的卧室中,他们更需要阴茎特技。我们的平均“交接”时间,大约是4分钟(美国人),大猩猩是1分钟,波诺波猿15秒,黑猩猩7秒,可是红毛猩猩可达15分钟,而比起袋鼠类(12小时),人类的表现“如露亦如电”。

因此,“伟大的阴茎才能使人完成有人类特色的交媾大业”,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于是有人另外想出了一个理论,认为雄伟的阴茎是炫耀用的器官,和雄孔雀的尾巴、雄狮的鬃毛一样。这个理论还不错,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炫耀什么?对谁炫耀?

自负的男性人类学家毫不迟疑地回答:炫耀吸引力,向女性炫耀。但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许多女人说男人的声音、腿与肩膀,比较容易让她们春心荡漾。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可以参考:美国女性杂志《生机》最先刊出裸男照片,但是市场调查发现女性对裸男照片不感兴趣,就不再刊出。于是该杂志的女性读者增加了,男性读者减少。很明显,男性读者购买《生机》杂志,是为了其中的裸照。我们同意男人的阴茎是炫耀用的器官,但是炫耀的对象不是女性,而是其他的男性。

其他的事实也证实:男人雄伟的阴茎,是威胁其他男人用的,或向其他男人炫耀自己地位的玩意儿。请回想一下,所有蕴涵阳具崇拜的艺术品,都是男人创造给其他男人看的;还有,所有男人都对自己那玩意儿的尺寸在意得不得了。男人阴茎演化的惟一限制,是女性阴道的长度:要是男人的那玩意儿太巨大了,会伤害女性。要是男人的阴茎不受女性解剖学的限制,而且男人能够揽下阴茎设计权的话,阴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我能猜得到,阴茎会像“阳具鞘”一样。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些土著,男人会把一个有装饰的套子套在阴茎上,叫作“阳具鞘”。每个套子的长度(可以长达60厘米)、直径(10厘米)、形状(弯曲或直筒)、与身体的角度、颜色(黄色或红色)、装饰(例如尖端有一簇毛),都可以别出心裁。每个男人都有一组“阳具鞘”行头,尺寸与形状各不相同,每天任他选择,视当天早晨他的心情而定。觉得困窘的男性人类学家,认为“阳具鞘”是用来表示“谦逊”或隐匿“羞耻”的工具。我的老婆第一次见到“阳具鞘”之后,简洁地答复了那些人类学家:“那可是我见过的最不谦逊的炫耀谦逊的办法。”

所以,男人阴茎的重要功能仍然不清楚,你也许会很惊讶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上一节谈解剖学,这节让我们进入生理学。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人类的性活动模式——以其他哺乳类的标准来衡量,人类是个“怪胎”。大多数哺乳类一生中大部分时光,过的都是无性生活。只有在雌性“发情”的时候,它们才会性交。雌性在发情期间会排卵,可以受孕。雌性哺乳类看来“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排卵,因为她们会向周遭的雄性展露阴部,“招揽恩客”。为了不让雄性“会错意”,许多雌性灵长类会更进一步:阴道四周的区域会肿胀,变成红色、粉红色或蓝色,有的物种,雌性的屁股与乳房也会有类似的变化。这种雌性视觉“广告”对雄性猴子的影响,和穿着性感的女性对男性的影响,是一样的。视野中若出现了阴部肿胀鲜艳的雌性,比起不发情的雌性,雄性猴子猛盯着雌性阴部的几率大增,血液中的睾丸酮逐渐增加,更跃跃欲试,插入得更快,插入前的预备动作越少。

人类的性周期非常不同。女人在整个周期中几乎都可以性交,并没有什么“发情期”。真的,科学界已经花费了大量资源,想找出女人“性趣”的变化周期,可是仍然没有共识。也没有人知道女人的“性趣”是否有高潮期与低潮期。

女人排卵没有征兆,科学家直到1930年左右才搞清楚女性周期的排卵时刻。此前,许多医生认为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孕,还有医生相信月事期间最易受孕。雄性猴子为了传宗接代,只要搜寻阴部肿胀鲜艳的雌性就可以了,男人就惨了,他根本无法判断周遭的女人哪个正在排卵、能够受孕。女人自己呢?她也许可以学会辨识一些排卵的征兆,例如感觉身体的变化,或借助科学仪器,例如温度计或阴道分泌物试纸,但是并不容易,误判的几率很高。还有,现代女性以那些方法侦测排卵,以避孕或求子,是通过冷静的理性应用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科学知识。她别无选择:其他雌性哺乳类的身体,有内在的热情冲动负责广告“性趣”,挑逗自己、撩拨雄性,她没有那种内在机制。

人类女性排卵没有征兆,几乎随时都能交媾,可是每个生殖周期中只有固定的短暂时刻才能受孕,因此人类大多数交媾都发生在“错误的”时刻,没有生殖意义。更糟的是,人类女性的生殖周期长度,比其他雌性哺乳类,来得不稳定;不同女性,或是同一位女性的各个生殖周期,并不一样。结果是:即使一对年轻新人想生孩子,他们高频率地做爱,每个周期的受孕几率也只有28%。要是养牛人家发现他们高价买来的种牛只有那么低的生殖率,必然非常懊恼,事实上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以人工授精的方式,一次就达成75%的受孕率。

无论人类交媾的主要生物功能是什么,绝对不是生孩子,怀孕是偶尔一见的副产品。在人口日益膨胀的今天,最反讽的悲剧就是:天主教教廷仍然主张人类交媾的自然目的是生孩子,而“安全期法”(在排卵日禁欲)是惟一可以接受的避孕法。“安全期法”对大猩猩与大多数其他哺乳类,是最好的办法,对人可不。人类以外,没有一个物种把交媾的目的搞得与怀孕不相干;也没有一个物种不适用“安全期法”避孕。

对其他的动物,交媾是非常危险的奢侈品。当陷入忘我之际,动物必须燃烧珍贵的卡路里,忽略采集食物的机会,说不定天敌在一旁虎视眈眈,竞争地盘的对手也可能伺机下手。因此交媾是为了受孕才做的事,而花的时间越少越好。人类的性事就不一样了,以受孕来衡量的话,简直浪费时间与精力,是演化的失败。要是女人保持祖先的“发情”特征的话,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交媾,说不定能多杀几头剑齿虎也不一定。从这个观点来看,任何一个狩猎-采集游群,要是女人全都有明显的“发情”广告,就能多生一些孩子,形成比较大的社群,将邻近的竞争游群甩在后头。

因此,人类生殖演化的热门问题,就是解释“隐性排卵”的演化缘由,以及没有生殖意义的交媾的功能。学者仍在热烈辩论。对科学家而言,光是说“很爽”算不上答案。很爽?没错!那是演化的结果。要是夜夜春宵没有巨大的演化利益,那么没有性趣的突变人就会演化出来,占领世界。

与隐性排卵相关的另一个谜团,是“隐性交媾”。所有其他的群居动物都公开交媾,无论是杂交,还是持久的配偶。海鸥成群在海岸上栖息,每一对佳偶都在光天化日下交媾;一头发情的雌性黑猩猩,可以连续接纳五六个雄性,完全公开。为什么人类那么独特,特别讲究做爱的私密性质?

对于隐性排卵与隐性交媾,目前至少有6个理论可以参考,生物学家还在辩论,并无共识。有趣的是,这场辩论像是心理学的罗尔沙赫氏测验(Rorschack test),反映的是科学家的性别与世界观。以下是这6个理论与支持者:

1.许多传统男性人类学家偏爱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隐性排卵与隐性交媾在男性猎人之间,可以促进合作、降低相互的敌意。要是这些男人一大早起来,发现有个女人“发情”了,难保不争先恐后,说不定会打起来,误了当天的狩猎大事。这个理论的寓意是:女性生理会影响男人之间的团结,所以很重要;男人才是社会的真正推手。不过,我们可以扩张这个理论,让它看来不那么“男性沙文”:明显的发情征象与公开交媾,会颠覆社会,因为那会影响女人之间、男女之间、男性之间的团结。

这个理论经过“增广”之后,举个例子来谈,比较能够透露它的精髓。我要以一出肥皂剧让大家想象:要是我们排卵、交媾都不是隐性的,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出肥皂剧有6个角色,鲍勃、卡罗尔、塔德、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其中鲍勃、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男人负责外务,女人负责会计。拉尔夫与简是夫妻;鲍勃的太太是卡罗尔;艾丽斯的老公是塔德。卡罗尔与塔德在别的地方工作。

一天早晨,艾丽斯、简睡醒后,都发现自己阴部、屁股肿胀鲜艳起来,表示她们正在排卵期,并且可以接受男人交媾。于是艾丽斯与塔德在出门上班前做爱。简与拉尔夫一齐上班,一天下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公然做了好几次爱。

鲍勃看见艾丽斯、简肿胀鲜艳的阴部,又看见简与拉尔夫公然做爱,不由自主地对艾丽斯与简想入非非。他无法专心工作。他不断向艾丽斯与简示意。

拉尔夫将鲍勃从简身边赶开。

艾丽斯对塔德非常忠实,拒绝了鲍勃。但是鲍勃的骚扰不停地打断她的工作。

一整天下来,卡罗尔在办公室里很不快乐,她一想到艾丽斯与简就妒火中烧,因为她知道艾丽斯与简已经发情,让鲍勃魂不守舍,而且鲍勃瞧都不瞧她一眼。

结果,这间办公室的效率大幅降低。同时,其他办公室的效率提高了,因为工作人员的排卵与交媾都是隐性的。最后,鲍勃、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的办公室灭绝了。能够继续存活的办公室,只有排卵与交媾都是隐性的工作人员。

这个寓言表明:传统理论(隐性排卵与交媾是为了提升社会的凝聚力演化出来的)颇为可信。不幸的是,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可信,以下就是简短的介绍。

2.许多其他的传统男性人类学家偏爱的理论。隐性排卵与交媾,巩固了夫妻的联系,奠定了家庭基础。女人一直维持对男人的性吸引力,又可以随时满足男人的性需求,就能将男人拴在身边,协助抚养子女。随时可以享受交媾,是男人协助抚养子女的报酬。这个理论非常的“男性沙文”,寓意是:女人是为了使男人快乐而演化的。这个理论无法解释长臂猿的例子。长臂猿雌雄成对,终身厮守,共同抚养子女,可以作为婚姻典范。可是长臂猿小两口大概隔几年才交欢几次,所以性不可能是它们的“婚姻”黏合剂。

3.一位比较现代的男性人类学家提出的理论[西蒙斯(Donald Symons)的理论]。西蒙斯注意到:雄性黑猩猩猎到一只小动物后,比较可能与发情的雌性分享,与没有发情的雌性分享的几率比较低。于是西蒙斯推测:人类女性也许是为了能够长期分享鲜肉,而演化出“长期发情”的生理状态。女人以性交换猎人的鲜肉。西蒙斯的理论另有一个版本。他注意到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女人,都没有选择丈夫的自主权。那些社会都是由男性支配的,父系宗族相互交换女儿,以巩固宗族间的盟谊。但是,由于女性处于长期发情的状态,女人即使嫁给下层社会男人,也能够私下色诱上层社会男人,使自己的子女拥有比较优秀的基因(假定男人凭本事打天下)。西蒙斯的理论虽然仍以男性为中心,但是在他眼中,女性懂得利用自己的天赋,追求一己的利益,代表男性学者向“自主女性”形象跨出了一步。

4.由一位男性生物学家与一位女性生物学家共同提出的理论。这两位学者是理查德与凯瑟琳·努南(Richard Alexander & Katherine Noonan)。根据他们的理论,要是男人能够辨识女性身体的排卵讯号,利用这项知识,他可以与老婆“按表操课”,百发百中。然后他就能“安全地”弃老婆于不顾,出外串门子,勾搭妇女,处处播种。反正他的老婆即使没怀孕,也不再容许男人亲近了。因此女人演化出隐性排卵的生理,迫使男人接受永久性的婚约,因为男人无法确定女人生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由于男人不知道老婆的排卵时刻,只好长相左右,夜夜春宵,以求中奖。这么一来,他就没空出外逛大街,泡其他的女子了。这样的安排使老婆获益,而老公也获益。他相信老婆生的孩子,是他的种;他也不必担心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老婆屁股红得鲜艳欲滴,引得狂蜂浪蝶上门。看!这真是个讲究两性平权的理论。好不容易啊。

5.一位女性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她就是赫迪(Sarah Hrdy)。她注意到:杀婴在许多灵长类社群中频率都很高,包括猴子、狒狒、大猩猩与黑猩猩。当然,被杀死的,都不是凶手的婴儿。不过婴儿的母亲因此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殖周期,再度发情。往往她会与凶手相好,增加“他”的生殖成就。(这种暴行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常见:男性征服者将战败部族的男性与小孩杀了,只留妇女活口。)于是赫迪推论:女性演化出隐性排卵特征,作为反制雄性暴力的手段。因为没有人知道她的排卵时刻,搞不清楚状况的男性,也搞不清楚她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种。女人只要“水性杨花”,就能引诱一堆男人帮助她抚养孩子,或者至少不杀她的孩子,因为男人都自以为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无论这个理论是对是错,我们必须为赫迪喝彩,她颠覆了历来的男性本位观点,让女性掌握了性权力。

6.另一位女性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伯利(Nancy Burley)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人类婴儿初生时平均3.2公斤,大约是大猩猩婴儿的两倍重,可是大猩猩母亲的体重,却达90公斤。由于人类婴儿与母亲体重的比例,比大猩猩的大得太多了,因此女人生产的历程,特别痛苦,风险又高。在现代医学兴起以前,女人经常死于生产,可是我从未听说大猩猩或黑猩猩母亲遭到同样的命运。人类的智力不断演进,一旦了解受孕与性交的关系,发情的女性就可能避免在排卵期间性交,以求避免生产的痛苦与风险。但是这样的女性就会留下比较少的子女,甚至不会留下子女。隐性排卵在男性人类学家看来,是女性为了男性演化出的生理特征,伯利却认为是女性为了欺骗自己而演化出来的。

6个理论中,哪一个是正确的?生物学家并不清楚。事实上,隐性排卵这个问题,最近才在生物学界受到认真的对待。这个困境可以用来说明演化生物学家只要从事因果分析,就一定会面临的问题:无法进行“控制”实验,以操纵变项找出因果关系。其实不只演化生物学,任何研究领域,只要无法进行“控制”实验,研究人员就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例如历史学、心理学等。“控制”实验能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因果关系或功能。要是能够找到(或“制造”)一个部落,其中所有女性都有明确而显著的发情状态,例如阴部变得肿胀红艳,那么部落、夫妻的凝聚力就崩溃了吗?还是女性会利用排卵期的知识避免怀孕?不能做这样的实验,我们就无法确定:要是女性没演化出隐性排卵的性状,人类社会今天会是什么样的?

今天许多事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但是它们的功能我们很难确定,那么过去发生的事,就更难确定其功能了。我们知道过去人类的形态与工具,都与现在的不同,而且各时代都不同,而隐性排卵是在过去演化出现的,至于究竟在过去的哪一阶段出现,完全不清楚。也许人类的性行为,包括隐性排卵的功能,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可是我们现在难以把握。对于过去的解释,免不了冒些风险,让人觉得不过是“吟唱古事的诗”:从一些化石碎片中编织出来的故事,透露的只是研究者的偏见,不能反映过去的真相。

然而,既然我已经举出了6个听来合理的理论,我就不能一走了之,至少得试试贯通折中的手段,看看能不能自成一家。这里我们就必须面对另一个因果分析必然会遭遇的问题。像隐性排卵这样复杂的现象,不大可能只由一个因素造成。说隐性排卵是由某一个因素导致的,就像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某一个因素导致的一样是笑话。其实,在1900年到1914年之间,有许多独立的因素将欧洲局势推向战争,也有许多因素导向和平。最后战争爆发了,因为推向战争的因素占了上风。但是那并不表示我们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复杂的现象,列举出所有相关因素,就算解释了,而不分别主从。

为了从这6个理论中分别主从,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独特的性习惯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演化的,必然有些因素支持它们继续存在。但是过去的“起源因素”与目前的“支持因素”不必相同。具体地说,理论3、5、6也许在过去是主要因素,而现在就不是了。只有少数现代女人利用性在许多男人那里换取食物或其他资源,或同时引诱许多男人,使他们搞不清楚生下的孩子是谁的种,甚至因此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于隐性排卵与隐秘交媾在过去的角色,这3个理论都是“吟唱古事的诗”,虽然听来很合理。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目前的“支持因素”——隐性排卵与隐秘交媾现在有什么功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即使必须猜测,也有点根据——内审诸己,外察众人。

理论1、2、4揭示的因素,我觉得今天仍在起作用,它们是同一个人类社会组织特征的不同面相。这个特征其实奇特得很,那就是:每一对男女,若希望自己的子女(基因)顺利长大成人,就必须长期合作,共同负起抚养的担子,但是,他们也必须与附近的其他夫妇合作,经营经济生活。每对夫妇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与其他的成年男女互动,但是规律的性生活,将夫妇的关系拉近,凸显了“夫妇”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差异,我想用不着多说。隐性排卵与随时可以性交的女性生理,加强了这个新的“性”功能——强化夫妇的关系(其他哺乳类的“性”功能只有一个——繁殖)。理论1、2的传统版本,流露的男性沙文主义,不能突显这个新功能的完整面貌。性不是冷静、机诈的女人敷衍饥渴男人的手段,而是维系夫妇关系的黏合剂,两性都受益。在众目睽睽中消失的,不只是女性的排卵信号,还有夫妇敦伦大礼。夫妇关系是私密的,非比寻常的,不能与大众分享,其他的关系无法比拟。那么,长臂猿的例子怎么说呢?长臂猿雌雄长相厮守,共同抚育子女,可是一辈子却没敦过几次伦。我认为那很容易答复:长臂猿夫妇不必与其他成年长臂猿“搅和”在一起,它们没有什么社会与经济互动。

男人睾丸的尺寸似乎也是同一个人类社会奇特的后果。我们的性生活,比大猩猩的活跃多了,因为人类交媾不只为生殖,还为了“敦伦”,所以男人的睾丸比较大;可是黑猩猩的睾丸比男人的还大,因为人类不像黑猩猩那么“乱搞”,比较谨守单偶制的规范。至于男人的雄伟阴茎,可能只是炫耀用的“性征”罢了,而性征的演化不见得有什么逻辑,雄狮的鬃毛、女人的乳房,又有什么道理?为什么母狮没有大乳房,雄狮没有大阴茎,而男人不长出鬃毛呢?要是有的话,我看功能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不那样呢?可能只是演化的意外;也许雄狮演化出鬃毛,比人类容易得多。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讨论仍有未竟之处,还有一个基本面相没有触及。我谈过人类性行为的理想型:一夫一妻(以及少数的一夫多妻)共同生活,先生对妻子生下的孩子,没有任何“绿云罩顶”的疑虑,并尽心尽力协助妻子抚养子女。我描述这一“虚构”的理想型,绝非无的放矢,而是人类性行为的实况的确非常接近这一理想型,而不似狒狒或黑猩猩。但是理想终归理想,难免虚构。任何一个有行为规范的社会系统,都无法防止作弊,只要作弊的利益大于风险就成了。因此这是个“数量”问题:作弊的人有多少?要是太多,整个系统会垮掉;或者作弊的人不多;或者甚至没有人作弊。就人类性行为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人类的新生婴儿,有多少是婚外情的产品?90%?30%?还是1%?现在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及其后果吧。

第四章 婚外情的逻辑

许多理由让人说谎,掩饰婚外情。因此我们很难得到可靠的科学资料,显示婚外情流行的程度。目前只有几份资料可信,其中一份是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个医学研究计划。那个研究计划的发现,从未发表过。

那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是个非常著名的医学研究者。由于他不愿曝光,所以这儿我称他为X医师。我最近才从他那里得知那些事实。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做的一个研究,X医师想发现的,是人类血型的遗传学。血型指的是红血球细胞膜上的分子,大约有几十种,我们从父亲或母亲遗传了制造那些分子的基因。那个研究的执行步骤非常直截了当:到一所著名医院的妇产科病房;收集1000名新生婴儿的血液标本,父母亲的也要;鉴定所有血样的血型;然后使用标准的遗传推理,找出血型的遗传模式。

结果令X医师十分震惊,他发现将近10%的婴儿,是婚外情的结晶。证据不容置疑,只要婴儿的血型中有“父母”都没有相符的基因,那就是了。有时只凭一种血型还看不出来,几种血型的资料摆在一起,就真相大白。婴儿的母亲是谁,不可能有“疑义”:因为血样是在产房采取的。婴儿的血型,若母亲体内没有相应的基因,那必然是从父亲遗传来的。要是母亲的先生也没有呢?——必然就是另一个男人的啰,那还有什么问题。婚外情实际的发生率,当然高于10%,因为有许多血型,20世纪40年代还不知道,所以没有检验,而且大多数性交不会制造结晶。

X医师发现那个事实的年代,调查“‘性’行为”在美国仍是个禁忌,所以他决定按下不表,从未披露过他的资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让我公布他的数据,可是他仍然拒绝现身,不许我泄露他的名字。不过,后来有好几个同样的遗传学研究,证实了他的发现,那些研究的结果都公开发表了。根据那些研究,美国与英国的新生婴儿,约有5%~30%是婚外情的产品。同样地,那些接受调查的夫妇中,妻子出轨的实际比例可能更高,理由我已经提过了。

还记得上一章结束时我抛出来的问题吗?“婚外情在人类社会中,是罕见的异例?不算少见的‘例外’?还是普遍流行的现象,婚姻形同虚设?”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了。只要谨守“中庸之道”,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大多数父亲,抚养的都是自己的骨肉;人类的婚约,也不是废纸一张。我们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黑猩猩,挂羊头卖狗肉。可是,“外遇”又的的确确是人类交配系统的一个“组件”,尽管从未受到社会的祝福。对于交配系统类似我们的其他动物种——雌雄长期结合养育子女——学者也观察到“外遇”的情事。而黑猩猩与波诺波猿的交配系统,都与我们的不同,因此讨论黑猩猩的“外遇”并无意义。黑猩猩与我们有过共祖,我们的祖先想来也没有“外遇问题”,因此我们的祖先必然在演化的道路上“重新发明”了“外遇”。所以,我们讨论人类性行为,以及性行为在我们演化成“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能不仔细研究“外遇”的科学。

我们有关外遇发生率的资料,大多数是研究性生活的专家从访问调查中得到的,而不是从鉴定孩子的血型下手。20世纪40年代以后,一连串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纯贞”——“婚外情”不是罕见的例外。金赛【1】报告,是始作俑者。然而,即使现在已经是世界末日的“解放年代”,我们对于“婚外情/通奸”仍然耿耿于怀,难以释然,可是“致命的吸引力”又让人莫名地焦虑与兴奋。大家都觉得“婚外情”令人兴奋:电视肥皂剧要是缺了这个“元件”,观众就不捧场。笑话的题材中,比得上“婚外情”的,绝无仅有。可是,弗洛伊德指出过,我们往往以幽默应付极端痛苦的事。一部人类历史,“婚外情”导致的谋杀与不堪的伤痛,大概没得比。写作这个题材,不可能十足地正经八百,也不可能对社会处置“婚外情”的各种野蛮机制保持冷静,无动于衷。

结了婚的人,有什么理由玩“婚外情”的游戏呢?他/她当然可以不玩,理由又是什么?科学家对许多其他的事都有一套“说法”(一般叫作理论),所以“婚外情”也有科学理论应该不会让人惊讶。许多动物种从来没有“婚外情”,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婚姻”。举例来说,地中海地区的叟猴,雌性一旦发情,就会与队群中每一位雄性交媾。不过,有些哺乳类与大部分鸟类都选择了“婚姻”,就是说,两性长期相守,共同抚养或保护子女。只要有“婚姻”,就等于为“混合型生殖策略”开了门。“混合型生殖策略”是社会生物学家使用的“科学”术语,以普通话来说,就是结了婚的人搞婚外情。

“婚姻”的动物种,搞“混合型生殖策略”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长臂猿(“小猿”)似乎没有任何“婚外情”的“科学记录”,可是雪雁搞“婚外情”却是常态,见怪不怪。人类各社群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不信有哪个社群的人会像长臂猿一样“忠贞”。为了解释所有这些差异,社会生物学家发现“博弈论”的逻辑非常有用。换句话说,生命可以看作一场演化竞赛,留下最多存活子女的个体,才是赢家。

竞赛规则是由物种的生态学与生殖生物学设定的。参赛者面临的问题是:规划赢的策略,坚贞不二?杂交(大同世界)?或者“混合型生殖策略”?但是我话得先说在前头:虽然这个社会生物学进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动物的“外遇”行为,但是对人类“外遇”的问题社会生物学能不能提供睿见,颇有争议,我会在后面讨论。

我们一旦以“竞赛”看待问题,立刻就会恍然大悟:两性的最佳策略不同。因为两性的生殖生物学,在两个方面有深刻的差异:为了达到生殖目的,最低的必要投资,以及受骗的风险。我会在下面进一步说明;其实我们人类对那两个差异并不陌生,只不过熟悉并不带来甜蜜,而是痛苦。

对男人来说,生育的最低投资,是交媾的行动,所费时间与精力有限。今天让一个女人受孕的男人,明天可以让另一个女人受孕,他做得到。不过,对女人来说,为了生孩子,她除了交媾,还得怀胎,并花上几年抚育(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女人逃得掉)——那可是个巨额投资。所以,男人的生殖潜力比女人大多了。19世纪有位英国人访问印度南部海德拉巴邦尼扎姆王朝宫廷,这是个容许多妻的小国。根据他的报道,在他逗留的8天之中,后宫就有4位嫔妃生产,而且还有9位正在待产,预产期在下个星期。最高的男性生殖记录,是摩洛哥嗜血的穆莱·伊斯梅尔国王创下的,据说他有888个孩子。而最高的女性纪录,是19世纪的一位莫斯科妇女创下的,她生了69个孩子,不过其中有许多三胞胎。生产超过20个孩子的女性就很少了,可是在多偶制的社会中,有些男人很容易达到那个目标。

由于两性的生物差异,男性从“婚外性行为”或多偶制能够得到的“好处”,比女性多得太多了,要是以“生殖成就”(子女的数目)做判断的话。(女性读者要是觉得非常愤怒,准备把本书丢开了,或者男性读者觉得“受到鼓舞”,我得警告你:请继续读下去,“婚外性行为”问题比你想象的复杂多了。)人类“婚外性行为”的统计资料并不容易建立,但是人类多偶制的资料是现成的。世上惟一有记录可考的“多夫制”社会,在中国西藏,学者发现:有两个丈夫的女性,平均子女数目比较“少”。相对地,19世纪美国摩门教徒中的男性,从多妻制得到巨大的生殖利益:只有1个老婆的男人,平均有7个孩子;2个老婆,16个孩子;3个老婆,20个孩子。摩门教男人平均有2.7个老婆,15个孩子。至于摩门教的男性领袖人物,平均有5个老婆,25个孩子。西非塞拉利昂的滕内人也是多妻制,男人的平均子女数目,与老婆的数目成正比:1个老婆,1.7个孩子;5个老婆,7个孩子。

另一个与交配策略有关的两性“不对称”,是当事人对于“亲生子女”的信心。任何一个动物,要是花时间、精力照料的是“野种”,就是演化竞赛中的输家,下种的是赢家。女人不可能遭到欺骗养育别人的孩子,因为孩子是“亲生的”,除非在医院里给人“掉包”了。实行体外授精的动物,雄性不可能“戴绿帽”。举例来说,某些鱼种的雄鱼会看着雌鱼产卵,立刻跟上授精,并将受精卵藏好照顾,以确定“自己的种”能安全孵化。然而,实行体内授精的动物种,包括人类,雄性就很容易受骗,“戴上绿帽”而不自知。男人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授精”这回事,然后那位女士就生了个孩子。除非那位女士的受孕期受到全程监控,确定没有别的男人下种,不然他无法确定生出来的真的是他的种。

解决这个“不对称”问题的一个极端方法,是印度南部的纳亚尔人(Nayar)发展出来的。在纳亚尔人社会,女性非常自由,爱交多少男朋友就交多少,同时交或者轮流交,百无禁忌,因此先生无法确定老婆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种。那他怎么办呢?他不与老婆同住,也不照顾老婆生的孩子;他与姊妹同住,照料外甥。至少,他的基因平均有1/4可以在外甥体内找到。

请记住这两个“性别不对称”的事实,然后我们才可以务实地讨论最佳生殖策略,以及有利于“婚外性行为”的情况。让我先列举三个男人可以采纳的“作战计划”,它们一个比一个复杂。

A计划:男人应随时随地寻求“婚外性行为”的机会,反正本小利大,何乐不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社会的实况来谈,因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基本上过的就是那种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女性一辈子最多可以养大4个孩子。她的先生只要成功地“玩”上一次,就能提升1/4“终生生殖成就”:几分钟“劳动”就有那么大的“收益”,谁不心动?这个计划天真得可以,请读者想想问题在哪里?

B计划:A计划有个根本的缺陷,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发现——A计划只列举了“婚外性行为”的潜在利益,却忽略了潜在代价。显而易见的可能代价有:要是给发现了,可能会被对方的丈夫打伤或杀害;自己的老婆也可能出走;与别人老婆上床的当儿,可能有别人爬上自己老婆的床;花心的人可能没时间照顾自己老婆生的孩子。因此,花心的人得“花”得高明,B计划就是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的计划。不是吗?

C计划:蠢男人的B计划,就是从一而终,拒绝任何诱惑。更蠢的是,他从来没想过:人类的常态交媾模式,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而且是一男一女。换言之,每一个玩“婚外性行为”的男人,床上都有一个女人。A计划与B计划的共同缺陷,就是忽略了女性策略;要是不考虑女性,任何男性策略都注定失败。C计划就是将女性策略与男性策略合并考虑的产物。但是,由于一个丈夫已足以满足女性的最大生殖需求,那么吸引女性搞“婚外性行为”的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考验着每个时代的男人,可是现在的理论社会生物学家,却把它当作一个知识的挑战,正在大伤脑筋。

为了对C计划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我们需要可靠的“婚外性行为”资料。由于调查人类的性习惯极不容易得到正确的资讯,让我们先研究最近发表的鸟类资料。那些鸟成对地筑巢生活,抚育子女,交配系统与我们的非常类似。(亲缘关系与我们最近的动物种——两种黑猩猩——的交配系统与我们的反而不同。)以那些鸟儿与我们比较,我们搞不定的,就是它们搞“婚外性行为”的动机。但是我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反正我们访问搞“外遇”的人,也得不到真相。研究那些鸟儿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收集资料非常方便。因为那些鸟儿群聚在一起生活,研究者坐在一旁,花几百个小时观察,就能弄清楚谁搞过谁。从来没有一个人类族群,有过同样品质的科学资料可供参考。

最近发表的鸟类“通奸/外遇”资料,来自5种水鸟,苍鹭、海鸥、鹅都有。它们都群聚在一起,雌雄成对筑巢、生育子女,单偶制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没有成鸟照料的巢容易遭到侵袭,所以单亲无法抚育幼雏,因为它必须离巢觅食。一个雄鸟也无法同时照料或守护两个巢。因此,这些鸟儿的生殖策略,基本准则如下:不可搞多偶;搞单身雌鸟并无意义,除非那雌鸟马上就要和另一个雄鸟筑巢,一齐抚育幼雏;偷偷搞别人的老婆,倒值得尝试。

第一个研究是在美国得州进行的,观察的对象是蓝鹭与白鹭,这两种鸟的体型都很大。它们都是雄鸟筑巢,然后守着巢追求造访的雌鸟。要是小两口看对了眼,就会交配20来次。然后雌鸟在巢里产卵,并且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外觅食,雄鸟负责守着巢与卵。在小两口成其好事的头两天,一旦雌鸟外出觅食,雄鸟往往会立即追求其他过往的雌鸟,但是不会发生“婚外性行为”。雄鸟的半吊子花心行为,反而像是“离婚保险”——万一老婆一去不回,还有“备胎”老婆可用。(根据观察资料,老婆一去不归的可能性可达20%。)被雄鸟当作“备胎”追求的雌鸟,对雄鸟心里怀的鬼胎毫不起疑:它正在找配偶,也无由得知热烈追求它的雄鸟已经有了佳偶,一直到女主人返回后,将它赶走。(女主人会偶尔回家探望一下。)最后,雄鸟终于放下心来,相信雌鸟不会弃它而去,就不再追求过路的雌鸟了。

第二个研究是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观察的对象是小蓝鹭。这种鸟本来可能只是“离婚保险”的行为,演化成更为“严重”的形式。研究者记录了62次“婚外性行为”,大部分是雄鸟闯入邻家偷腥——雄鸟出门觅食,雌鸟独守空闺。大多数雌鸟半推半就,有些雌鸟还更热衷偷腥。花心的雄鸟为了降低自己戴绿帽的风险,出门觅食总是行色匆匆,不忘随时回家探望,免得老婆遭人勾引;至于自己的风流韵事,只觊觎邻家少妇,算计的也是可以随时回家探望。雄鸟偷腥的对象,通常是还在产卵、仍然能够受孕的雌鸟。不过,偷腥时总是草草了事(8秒钟;夫妇平均12秒),所以受孕率可能低些;有过出轨记录的巢,大约一半后来都放弃了。

密歇根湖畔的鲱鸥,有家室的雄鸟35%搞外遇。这个数字与1974年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公布的32%几乎一致。但是这种水鸟的雌性与人类女性,却有不同的行为。根据《花花公子》杂志的数据,美国少妇有24%搞外遇;而雌鲱鸥有了配偶之后,就坚拒诱惑,也不勾搭。所有雄鸟搞外遇的对象,都是“未婚幼齿”。为了降低戴绿帽子的风险,“花花公子”花比较多的时间守着还能受孕的“妻子”,它能让老婆“死忠”,秘诀在:喂老婆很勤;只要老婆能受孕,就多“玩”。

最后一组可靠的数据,是在加拿大南部的马尼托巴搜集的。那里的雪鹅与前面提过的小蓝鹭一样,“婚外性行为”大部分是雄鸟闯入邻家偷腥——雌鸟独守空闺。雌鸟也是半推半就;它老公不在家,是因为在外面勾引别人的老婆。表面上看起来,雄鸟似乎所得有限,不过它可不是笨蛋。只要老婆还在下蛋,它就会守在巢里,看着老婆。(老公守在身边的雌鸟,遭到诱拐的可能性,是老公不在的1/50。)一旦老婆产完卵,它能肯定产下的卵是它的种,它就外出风流去了。

这些鸟类行为研究,可以证明以科学方法研究“外遇/通奸”的价值。它们揭露了花心的雄鸟采用的策略,那些策略都精心算计过:退可守(甜蜜的家庭),进可攻(“播种”让别人养),占尽了便宜。那些策略包括:“离婚保险”——只要有妻子不忠的疑虑,就引诱单身雌鸟作“备胎”;看管还能受孕的老婆;喂得饱,“泡”得勤,让老婆“死心塌地”,即使独守空闺,也能冰清玉洁;精密计算外出风流的时机——邻家老婆可以受孕,而自家老婆不能。不过,即使是科学方法,也有时而穷,我们还是不清楚:雌鸟搞“婚外性行为”所为何来?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雌鸟是骑驴找马,反正货比三家不吃亏。另一个可能是:在一些水鸟中,雄鸟数目较少,找不到配偶的雌鸟“借种”产卵。(这类雌鸟也可以两两“配对”,互相扶持,养育幼雏。)

这些鸟类研究的局限在于:雌鸟往往看来半推半就,对于“婚外性行为”并不积极。为了了解比较主动的女性角色,我们得回到人类社会——虽然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克服各种困难,例如文化差异、观察者的先入之见、受访者的可信程度。

根据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社群的调查资料,比较两性的差异,通常会得到下列结论:男人对“婚外性行为”比女人感兴趣;男人比较喜好尝试不同的性爱“口味”;女人陷入“外遇”,主要是因为对婚姻不满,并(或)期望新关系能长久;对露水姻缘的对象,男人比较不挑剔。举例来说,我认得的新几内亚高地族群,男人搞外遇的理由,通常是觉得老婆不再有趣;女人搞外遇,很少因为老公床上不行(例如,年老力衰的结果)。在一家电脑择友中心,几百个美国年轻人回答了问卷,结果显示:女性在几乎每个方面都对伴侣有比较强烈的偏好:智力、地位、舞技、宗教、种族等。男人惟一比女性重视的是:面貌/身材。约会之后,男女双方再回答一份问卷,结果是:比较多的男人觉得电脑选的伴侣散发出强烈的浪漫引力,是女性的两倍半。简言之,对于挑选伴侣,女人挑剔,男人随缘。

对于“婚外性行为”的态度,要是我们期望大家都能诚实回答访谈人员的问题,未免不切实际。然而,人们会用法律与行为表达他们的态度。特别是,人类社会普遍有虚伪与幸灾乐祸的特征——因为男人只要动念搞“婚外性行为”,就得面对两个根本的困境。第一,采取“混合型生殖策略”的男人,企图鱼与熊掌兼得:他勾搭别人的老婆,却禁止自己的老婆与别人搞。因此,有些男人必然会占其他男人的便宜。第二,我们已经讨论过,男人普遍是担心戴绿帽的偏执狂,这是生物学的现实(体内授精)导致的,而不是“心理有毛病”。

通奸法律是一个清楚的例子,显示了男人处理这些困境的方式。直到最近,所有这种法律都是“不对称的”,不管是希伯来、埃及、罗马、阿兹特克、伊斯兰、非洲、日本,还是其他,只要你找得到。这些法律只有一个目的:让结了婚的男人放心,“自己的”老婆生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所以这些法律对于“通奸”的定义,只着眼于女方的“婚姻地位”,至于男方,管他的。结了婚的女人搞“婚外性行为”,无异“背叛”自己的丈夫,因此丈夫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甚至包括暴力报复,否则就离婚、让女家退还聘金。结了婚的男人搞“婚外性行为”,不算损及老婆的利益。要是给抓到了,女方若已婚,女方的老公是利益关系人;女方若未婚,利益关系人就是她的父兄(因为她的“价值”被“奸夫”破坏了)。

自古以来,先生不忠甚至不算犯罪(刑事犯),直到1810年法国才有法律规定:未得“家花”同意,先生不得将“野花”养在家中。综观人类历史,现代西方近似“平权”的通奸法律,其实是个新鲜事物,是在最近150年间发育成形的。即使在今天,要是先生逮到妻子红杏出墙,当场愤而杀人,美国与英国的检察官、法官与陪审团,往往会将凶手的罪名减轻,不以谋杀罪起诉、审判,而改以较轻的罪名,例如过失杀人,或者不起诉。

为了让男人肯定妻子生的子女是自己的种,传统中国宫廷发明的一套制度,大概是世上最严密的。明代内宫设有敬事房,由太监掌管,负责皇帝与后宫后妃的性事。每次皇帝与后妃“办事”,都有敬事房太监记录年、月、日,作为受孕的证据。皇帝后宫既然养了大量美女,当然得设法防止其他男人觊觎。任用太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晋朝张华(公元232—300)著的《博物志》,就记载了监视处女的办法:用赤砂喂食蜥蜴,等到蜥蜴通体赤红,再捶捣万杵,然后“点女人肢体,终本不灭,有房事则灭,故号守宫”。

其他文化类型的男人,为了肯定妻子生的子女是自己的种,采用的方法也许没那么复杂,却可能更恶劣。这些方法限制妻子“出墙”的能力,或者使女儿或姊妹“守宫”,以便待价而沽。相对来说温和一些的措施,包括监控甚至监禁女性的身体。地中海国家广泛流行的“荣辱”规约,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形成的(搞“婚外性行为”,是我的权利,不是你的;要是你搞了,会使我蒙羞)。更过分的措施,还有野蛮的毁阴手术——把阴蒂或者大部分外阴部割除,降低女性的性趣(无论婚内还是婚外)。还有一种名副其实的锁阴术,更万无一失,就是将大阴唇缝起,让女人无法交媾。女人的大阴唇缝了之后,为了生产或孩子断奶后让丈夫下种,剪开缝线就是了;要是丈夫远行,也可以再缝死。目前世界上仍有23个国家保存毁阴/锁阴的习俗,分布在非洲、沙特阿拉伯与印尼群岛。

要是通奸法律、宫廷记录,甚至强制禁锢,都无法保障男人的“父权”,最后的“绝招”就是谋杀了。美国许多城市的谋杀统计显示:“性嫉妒”是最常见的谋杀动机。通常是被戴了绿帽的先生干掉老婆,甚至老婆的情人;不然就是这位老公被“奸夫”杀了。我将美国底特律1972年的统计数字表列出来,让读者对真实世界有个概念。人类历史上,“性嫉妒”一直是战争的导火线,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木马屠城记)是个典型的例子。在现代新几内亚高地,“性嫉妒”仍然可以引爆战争。直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机器出现,“职业军人”才改变了战争史的轨道。

性嫉妒造成的谋杀案(1972年,美国底特律)

不平等的通奸法律,以及各式各样监控女人“性行为”的方法(包括毁阴/锁阴),是人类独有的“特色”,都是“人性”的成分,就像文字一样(文字也是人性的成分)。更精确地说,在雄性自然史上(或者两性斗争史上),雄性已经演化出种种散布体内基因的方法,可是人类的那些建置,是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我们倒没有放弃“传统”,许多其他动物会的把戏,我们一样也不少:谋杀、暴力、杀婴、强暴、集体火拼以及通奸。男人搞出来的锁阴手术,有些昆虫也会——一旦交配完毕,就将雌性阴道封死。

动物两性战争的细节,各物种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社会生物学家对那些差异,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从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看来,动物的行为也由“自然选择”打造,而不只是身体的解剖构造。几乎没有科学家怀疑“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可是生物学社群中却因为社会生物学而分裂,双方以尖锐的言辞互批,争论的焦点是:自然选择能不能塑造我们的社会行为?本章讨论的行为,大部分现代西方人都认为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有些生物学家对那些行为感到义愤填膺,社会生物学家以行为的进化理论解释那些行为,更让他们寒心。对他们来说,“解释”某些行为,与为那些行为辩护,两者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样的“不确定”令人不安。

社会生物学就像核子物理,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一样,会遭到滥用。虐待别人或谋杀,我们从来不缺借口,但是自从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之后,演化逻辑也成为现成的借口。对人类性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讨论,可以当作男人监控女性身体的借口,或两性不平等现实的理论根据,就像传统体质人类学被用来支持白人奴役黑人、纳粹杀害犹太人一样。生物学家批判社会生物学的文字中,两种恐惧不断地回荡、交织着:证明某种野蛮行为的演化根源,无异于主张那种行为是正当的;证明某一行为有遗传基础,无异于宣告不可能改变那种行为。

在我看来,这两种恐惧都没有根据。就拿第一个来说吧,任何事物的起源都可以研究,无论那些事物是令人厌恶或令人钦羡。研究谋杀犯的动机,就是为他们开脱吗?至于第二个恐惧,我们不只是演化结果的奴隶,甚至不仅是遗传特征的奴隶。现代文明已经成功地阻遏了一些古代的恶习,例如杀婴。现代医学的主要目标,就是阻遏人体内有害基因的作用以及微生物;事实上,要不是深入了解那些基因与微生物,也不可能想出对抗的办法。社会生物学家说明锁阴习俗是一种雄性生殖策略,反对锁阴习俗的呼吁与运动并不会因此而丧失立场。我们谴责锁阴习俗,是基于人道的关怀:没有人有权毁坏别人的身体。

尽管社会生物学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演化脉络,我们切不可认为它是惟一的方式。人类行为的目标不可一概而论,“留下更多的子孙”不是惟一的考量。一旦人类发展了文化,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目标。今天许多人在辩论要不要生孩子,已经有许多人决定不要孩子,他们要把时间、精力投注在其他的活动上。我认为演化推论可以帮助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与习俗)的“起源”。可是理解人类社会习俗的“现状”,我不认为演化推论是惟一的方式。

简言之,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在演化过程中必须赢得生殖竞赛。我们过去发展出的生殖策略,塑造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发展出了道德意识,为了追求道德目标,即使违反生殖竞赛的目标与方法,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我们能有天人交战的经验,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差异。

第五章 择偶的逻辑

异性美与性感有没有普遍的标准?中国人、瑞典人与斐济群岛岛民,外形上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有共同的美感、性感标准吗?要是没有,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口味”,那么那些“口味”是怎么来的?是基因,还是向“同胞”学来的?我们究竟是怎样挑选配偶与性伴侣的?

这是个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或者至少可以说,比起另外两种黑猩猩,这个问题对我们更为重要。也许你会觉得惊讶吧?我们已经讨论过,人类的婚配系统(理想上一男一女维持长期的关系)是人类创造的。波诺波猿与人类完全相反,从不挑剔性伴侣:雌性与许多雄性轮流交媾,同性之间也有频繁的“性交”。黑猩猩并不那么“乱交”,有时一雌一雄会离群“幽会”,过好几天才回来。不过以人类的标准来衡量,黑猩猩也是“乱”得可以。人类对性伴侣非常挑剔,因为把孩子拉扯大,光靠单亲(通常是母亲)非常困难,尤其是在狩猎-采集社会。另一个原因是:一对共同抚养孩子的男女,“性”是“黏合剂”,使他们的关系显得与众不同。对配偶或性伴侣很挑剔,在自然界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特色,其他许多(名义上)实行单偶制的物种,由于“配偶”关系也是长期的,所以寻找配偶时颇为讲究。但是我们类似黑猩猩的祖先,已经丧失了这个特色,我们是在演化过程中重新创造这个特色的。许多鸟类,以及我们的远亲长臂猿,都讲究择偶。

上一章我们讨论过:尽管理想上单偶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但婚外性活动仍有很大空间。我们挑选婚外情的对象,比我们挑结婚对象,更讲求“性感”;出轨的女性,比男性更挑剔。所以,无论是为了结婚还是露水姻缘,我们挑选性伴侣的方式,是“人性”的另一块重要基石。我们的自然根源是黑猩猩之类的动物,演化成人的过程涉及的不只是改造骨盆结构,还有择偶的方式,两者都是人类演化的基本面相、塑造人性的基本力量。甚至人类的“人种”,都可能是我们的“审美标准”的副产品。挑选性伴侣,牵涉之广,岂仅是一家一姓之兴亡?!

除了前面所讲的理论兴趣,我们择偶的方式,本就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大部分人的大部分人生,念念不忘的就是寻找意中人。我们之中的孤家寡人,每天都会梦想意中人。要是我们比较同一社群中的人对意中人的不同口味,这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只要问问自己:对什么样的人感兴趣?就成了。要是你是男性,请问你喜欢发色浅的女性(例如金发),还是发色深的(黑发/褐发)?小胸脯或丰满胸脯?小眼睛或大眼睛?要是你是女性,请问你中意的男性是留胡子的,还是每天刮胡子的?高的还是矮的?笑面迎人的还是愁眉冷峻的?你可能不会见到任何人都喜欢,只有某些类型的人才吸引你。有些离过婚的人,再婚的对象活脱脱是前妻或前夫的翻版,你也许也有这样的朋友。我的一位同事,交过许多女朋友,她们都是貌不出众、瘦小、褐发、圆脸的女性。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位合得来的结婚。不论你对异性的口味如何,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你的朋友的某些口味与你完全不同。

我们在人海中浮沉,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的意中人,这正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搜寻参考意象”的一个例子。(所谓“搜寻参考意象”,是一个心灵意象,我们在搜寻过程中,不断将身边的人和物与那个意象比较,以便迅速认出自己想要的。)我们如何在心中发展出对意中人的“搜寻参考意象”?我们寻觅的,是熟悉的类型,像我们一样的?还是陌生的类型,与我们很不一样的?要是有机会的话,大多数欧洲男人都会对波利尼西亚女子倾心吗?我们寻觅的对象,是拥有与我们互补的特质的人吗?举例来说,有些男人的确娶了像妈一样的女人,享受母性的温暖。可是这样的配对是典型的吗?

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好多年。他们收集了许多对夫妻的资料,分析了许多变项,只要想得到的,巨细靡遗,包括长相的特征与其他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做夫妻”的“道理”。他们的结论,可以用统计学的“相关系数”简明地表达出来。要是你以某个标准将100个先生排成一行,例如身高,再以同样的标准将他们的太太排成一行,“相关系数”描述先生在他那一行中的位置,与他太太在太太那一行的位置,对应倾向有多大。“相关系数”如果是正数1,表示双方有完美的对应关系:身材高的先生配身材高的太太;身高第37名的男性,与身高第37名的女性正好是一对夫妻等。“相关系数”如果是负数1,关系正好相反:最高的男性娶了最矮的女性;身高第37名的男性,与身高倒数第37名的女性正好是一对夫妻,等等。最后,如果“相关系数”是0,那么男女的配对就没有逻辑可言,至少身高与做夫妻扯不上关系。其他的项目也可以计算相关系数,比如收入、智商等。

如果你找到的夫妻够多,测量的项目也够多,你会发现相关系数最高的项目(约正0.9)是:宗教、族裔、人种、社会经济条件、年龄与政治观点。换言之,大多数夫妻,先生与太太有相同的信仰,是同一族裔等。你也许不会惊讶,相关系数次高的(约正0.4)一组项目中,包括人格与智力的测量,例如内向还是外向、讲不讲究整洁,以及智商。邋遢的人与邋遢的人有配对的倾向,但是邋遢的人也可能与有洁癖强迫症的人结婚。

那么夫妻的体质特征有没有配对关系呢?要是你只观察过几对夫妻,答案大概不会令你立即有会心之感。因为我们选择配偶,并不看重身体特征,倒是为自家的赛犬、赛马或肉牛“配种”时非常挑剔。但是我们的确会挑。要是你观察过许多夫妻,答案就会出奇地简单:平均而言,夫妻间稍微有点相似;可是在体质上,几乎每一项特征都显著相似。

要是人家问你理想的意中人的模样,你心中浮出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与你差不多的:身高、体重、发色、眼珠色与肤色。但是你理想的意中人的许多其他特征,即使你一时举不出来,也与你自己的条件差不多,那些特征种类繁多,例如鼻宽、耳垂长度、中指长度、腰围、两眼间距以及肺活量!学者在各地调查,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波兰的波兰人、密歇根州的美国人、中非乍得的非洲人。要是你不相信,下次出席结婚宴时仔细观察一下。

夫妻体质特征的相关系数,平均是0.2,不比人格特质(0.4)与宗教信仰(0.9)高,可是仍然显著地大于0。有几项体质特征,甚至高于0.2,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中指长度,相关系数是0.61。至少在潜意识中,大家似乎对于意中人的中指长度非常在意,对发色或智商倒没那么在意。

一言以蔽之,物以类聚,同气相求。造成这个结果,有许多原因,举其荦荦大者,空间距离非常重要,显而易见:我们的居住社区,通常在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与族裔方面,有高度的同质性。举例来说,在美国的大城市中,你可以指出富人区在哪里,贫民区又在哪里,而且犹太区、华人区、意大利区、黑人区等也都历历可指。我们走进教堂,遇见的是同宗教信徒;我们在日常活动中,总是遇见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观点相似的人。由于在那些场合,遇见与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相似的人的机会比较大,难怪我们比较可能与背景类似的人结婚。但是人类组成居住社区,并不以居民的耳垂长度为准,因此必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使得配偶间在耳垂长度这类体质特征上表现出相关性。

配偶间有相似的倾向,另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婚姻并不只是选择,婚姻是协商的结果。我们不会在大街上盲目寻觅,直到发现一个人,他拥有合适的眼珠颜色、合适的中指长度,于是我们走上前去,向那人宣布:我们结婚吧。对大多数人而言,婚姻是求婚的结果,而不是单方宣言的结果,而求婚是某种协商的高潮大戏。协商的双方,在政治观点、宗教与人格特质上越相似,协商的过程就越顺利。平均来说,已婚夫妇比热恋中的男女,人格特质更接近,而婚姻美满的夫妇比婚姻不美满的夫妇,维持婚姻关系的夫妇比离婚的夫妇,也一样。但是这并不能解释夫妇间耳垂长度为什么相关,夫妻闹离婚,很少以耳垂长度不相配做理由的。

除了空间距离与协商顺利之外,让人们决定结婚的因素,就剩下体貌的性感了。那不该令人惊讶。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对显而易见的体征,例如身高、块头与发色,都有特别的偏好。乍听之下会让人惊讶的,倒是许多其他体征的重要程度,例如耳垂、中指与两眼的距离,因为我们通常并不自觉对那些特征有兴趣。然而,我们一见到中意的人,就立刻惊为天人,情难自已,内心充满“蓦然回首”的惊喜,所有那些其他特征都在潜意识里促成了我们的决定。

举个例子好了。当年我和我太太玛莉才刚认识,我就觉得一往情深,她也有同感。回想起来,我能发现原因何在:我们两人都是棕眼珠,身高、体格与发色都相同。但是,另一方面,我总感觉玛莉不知怎的不太符合我理想中的女友形象,可是我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直到她与我第一次约会,一起去看芭蕾舞,我才解开了谜团。我把我的望远镜借给玛莉,让她仔细欣赏舞者的舞技,她看了一会儿就还给我,让我也能欣赏。可是我拿起她还给我的望远镜,却无法将目镜对准眼睛,原来她将望远镜调整了一下,使两个目镜的水平距离缩小了,才对得上她的双眼,这样一来,我得将望远镜恢复原状,才能让眼睛对准两个目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玛莉的眼睛,距离比较近,而过去我追求过的女孩,眼睛都和我一样,分得比较开。还好玛莉的耳垂与其他特征抓住了我,不然,我和她两眼距离不相配,还真不容易妥协。要不是那副望远镜,我也不会觉察到我喜欢两眼距离比较大的女孩,我从来没有发现那个特征有那么大的魅力。

我们会与类似的人结婚,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了吧?但是——且慢,与一个女人最相似的男人,是拥有这个女人体内一半基因的男人,也就是这个女人的父亲或兄弟。同样地,一个男人最速配的女人,是他的母亲或姊妹。然而我们大部分都遵守伦理道德,不会与自己的父母或异性同胞结婚。

依我看,我们结婚的对象,并不是与自己相似,而是看来与自己的父母或异性同胞相似的人。我们对未来的性伴侣,“搜寻参考意象”从小就开始发展,那个意象深受我们身边异性的影响。对大多数人而言,父母、同胞与童年密友,是日常生活中与我们互动最频繁的人。我们的行为,20世纪20年代一首流行的歌,有精辟的描述:

我要一个女孩

就像那

嫁给我亲爱的老爹的

女孩一样……

读者,现在可别找出把尺来量自己与老伴的耳垂,看看究竟差了多少。或者你已经找出父亲(或母亲)与兄弟(或姊妹)的照片,仔细对照老伴的面容,居然看不出丝毫相似之处。要是你的老婆唤不起你对老妈的记忆,可别丢下书不读了,也不必担心自己必须请教一下心理分析医生,看看自己的“搜寻参考意象”是不是出了差错。请记住:

一、所有研究都显示:宗教与人格特质之类的因素,比体貌更强烈地影响我们择偶的决定。我前面所谈的,只是指出体貌特征有某些影响。事实上,我相信一夜情的双方之间,比起夫妻之间,体貌特征的相关系数比较高。因为我们挑选露水姻缘的对象时可以完全以体貌特征为标准,而不理会宗教或政治观点。这个观点仍有待测验。

二、同时,请记住:除了父母、同胞之外,你的“搜寻参考意象”也受其他人的影响,只要他们在你成长期间经常出现在你周围,例如你的童年玩伴。也许你老婆像是你童年的隔壁小女孩,而不是你老妈。

三、最后,请记住:“搜寻参考意象”容纳了许多彼此不相关的体貌特征,因此大多数人找到的配偶,都是在许多特征上平均说来与“搜寻参考意象”接近的人,而不是在少数特征上最接近“搜寻参考意象”的人。这就是所谓“丰满的红发女郎”理论。要是一个男人的母亲与姊妹都是丰满的红发女郎,他也许长大后对丰满的红发女郎特别感兴趣。但是红发女郎本就不多,丰满的红发女郎就更少了。而且,这人即使找一夜情的对象,都可能讲究其他的体貌特征,挑起老婆来,就更婆婆妈妈了,无论对孩子,对政治,对金钱的态度,都得考究。结果,一群丰满的红发女郎生的男孩子,长大后只有少数幸运儿能找到条件和老妈一样的女人结婚;有些人娶了丰满女郎,但是头发不红;有些人娶了红发女郎,但是身材不丰满;大多数人娶的老婆,普普通通,不丰满,头发也是深色的。

读到这儿,你也许要抗议,指出我的论证只适用于恋爱结婚的社会。从印度和中国来的朋友,立即提醒我:自由恋爱是美国与欧洲在20世纪的特殊习俗。在过去,美国与欧洲不兴自由恋爱,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也不兴,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家族的事。甚至有时新人在婚礼之前,连面都没有见过。我的论证怎么可能应用在那样的婚姻上?

要是我们只谈论合法婚姻,当然不成。但是我的论证仍然适用于婚外情对象的挑选。婚外性活动也能创造孩子,比例不小,正如英、美初生婴儿的血型调查所透露的。事实上,在女性已经享有婚姻自主权的社会中,如果婚外性活动都能创造出那么多孩子,那么在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的社会中,婚外性活动可能会创造出更高比例的新生儿,因为只有通过婚外性活动,女性才能伸张性自主权。

所以,我并不主张:斐济群岛的男人会偏爱斐济群岛的女人,而不是瑞典女人;或斐济群岛的女人偏爱斐济群岛的男人,而不是瑞典男人。我们的“搜寻参考意象”具体得多了。不过,这些睿见仍然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寻觅伴侣的“参考意象”,是遗传下来的,还是学习来的。要是让我从我妹妹与一位陌生女子中,挑一个性伴侣,我一定不会挑选妹妹,也许连表妹都不会选。要是从表妹与一位陌生女子呢?我会不会因为表妹比较像我而挑她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决断实验”(crucial experiments)来解答这些问题。例如将一个男人关在笼子里,让他与亲疏等级不同的“表妹”在一起,看他最“宠爱”哪一位,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个实验得多找几个男人做,然后再让女性与表哥们做。当然,我们无法用人做这样的实验。但是科学家已经用好几种不同的动物做过这样的实验,结果发人深省。下面我会举出3个例子:喜爱表亲的鹌鹑;喷过香水的老鼠与小老鼠。(无法以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做这样的实验,因为它们太不挑剔了。)

首先是日本鹌鹑。这种鸟在正常情况下,由亲生父母抚养,与亲手足一起长大。科学家在卵没有孵化之前,把它从亲生母亲的巢里移到另一个巢里,让它由“养母”孵化、养育,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胞”一起长大。然后拿它做实验,看它的“性偏好”如何表现。

为了测验雄鹌鹑的性偏好,把它与两只雌鹌鹑一齐放入笼里,然后观察雄鹌鹑对哪一位雌性比较好,相处较久,或交配次数较多。要是这只雄鸟和陌生的雌鸟(虽然有些是亲生同胞,但从未见过)在一起,只要它有选择的机会,它会偏爱表妹,疏远一点的表亲或没有亲缘关系的雌鸟都比不上。但是要是关在笼里的是表妹与亲妹妹,它仍偏爱表妹。很明显地,雄鹌鹑成年后记得一同长大的姊妹(或母亲)的长相,因此找的配偶,与姊妹有点像,却又不会太像,暗合“中庸”要旨。就像生命中的其他事情,“内婚”只要不过分,似乎是好事。一点点,有益;多了,有害。举例来说,在没有亲缘关系的雌鸟中,雄鸟偏爱不熟悉的,对与它一起长大的“姊妹”则较没有兴趣。(虽然不是真姊妹,可是仍然能触动雄鸟体内“不可恣意乱伦”的机制。)

老鼠与小老鼠都在童年学会找配偶的诀窍,不过它们不凭体貌,而是凭气味。小老鼠的实验,针对的是雌性。婴儿雌性由反复喷过香水的父母养大,成年后对带着香水味的雄性比较感兴趣。在另一个实验中,婴儿雄鼠的母亲,奶头与阴道都喷了柠檬味。雄鼠长大后,与雌鼠关入同一个笼子,有的雌鼠身上有柠檬味,有的雌鼠没有。雄鼠与雌鼠的互动,都用录像机录下,然后重播录像带,记录关键情节的时间。结果发现:身上带柠檬味的母亲养大的雄鼠,遇上带柠檬味的雌鼠,插入与射精比较快,遇上不带柠檬气味的雌鼠,比较慢。由身上不带柠檬味的母亲养大的雄鼠,表现则相反。具体而言,有柠檬味的母亲养大的雄鼠,遇上带柠檬味的异性,就兴奋得不得了,11分半就射精了,可是不带柠檬味的异性,就要17分钟。但是,身上不带柠檬味的母亲养大的雄鼠,遇上带柠檬味的异性,得花17分钟才射精,而不带柠檬味的异性,只花了它12分钟。雄鼠受母亲体味的挑逗而兴奋,显然是学会的,那个知识不是遗传的本能。

这些鹌鹑、小老鼠与老鼠的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传递的信息很清楚:那些动物种的成员,在成长过程中学会辨认自己的父母与同胞,成年后,体内便形成了一个程序,引导它们寻觅理想的配偶。它们的理想配偶,与父母、同胞中的异性蛮相似的,但是,绝不会是父母或同胞——不得乱伦。它们也许遗传了某种“搜寻参考意象”,告诉它们老鼠大概的长相与构造,但是很明显的,对于谁是漂亮、性感的老鼠,它们的“搜寻参考意象”是学来的。

我们可以立即评估:需要什么样的实验,才能得到确凿的证据,显示这个理论也适用于人类。我们应该选一个中等幸福的家庭,父亲每天在身上喷香水,母亲哺乳期间每天都在奶头上涂抹柠檬油,然后等待20年,看他们的儿子、女儿会娶、嫁什么样的人。算了,别提了,为了建立关于人类的科学真理,我们还得过五关、斩六将,想起来就令人丧气。但是有些观察与“意外实验”,仍然能让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真理。

就谈乱伦禁忌好了。科学家一直在辩论:人类的乱伦禁忌是本能产生呢?还是养成的?就算我们不知怎的养成了乱伦禁忌,它的应用范围是学会的呢,还是遗传组中储藏着那份信息?通常,我们在我们最亲近的亲人(父母与同胞)身边长大,所以我们后来回避他们,不把他们当性伴侣,不管是先天机制(遗传),还是后天机制(学习),都一样说得通。但是养子女在养父母家中成长,也有发展乱伦禁忌的倾向,这意味着:回避亲人的行为,是后天养成的。

以色列合作农场的一组有趣的观察资料,支持这个结论。以色列的合作农场,实行“集体制”,大人各有职掌,可是所有的孩子组成一个大团体,由大人共同照顾、抚养。农场上的孩子,自出生到青少年时期,都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姊妹。要是空间距离是主要影响婚配对象的因素,大部分农场孩子的嫁娶对象,应该是“自己人”。事实上,研究人员分析了2769个农场上长大的孩子的婚姻,发现只有13对新人出生在同一个农场;所有其他的农场孩子,成年后都与“外人”结婚。

甚至那13对新人都应该当作例外,反而证实了“不与自己人结婚”是规则:13对新人中,其中11人都是6岁以后才迁入集体农场的。自出生起就在农场上同一群体中生活的人,不仅没有人结为连理,青少年时期或成年后,也没有人发展过罗曼蒂克(异性)关系,这真是令人惊讶的自制力。朋友,那里可有近3000名年轻男女,每天都有机会“乱搞”,而且他们与“外人”谈情说爱的机会更少。这个研究戏剧化地说明了出生后的6年内,是我们形成性偏好的关键期——我们懂得:在这段期间的亲密伴侣,不可以在我们成年后当作性伴侣。虽然,这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

在我们的“搜寻参考意象”中,有一部分告诉我们“什么人必须回避”,我们在生命的第一个6年内,不仅学习了这一部分,还似乎学习了“什么人必须追求”那一部分。举个例子吧。我有一个朋友,她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却在一个白人社区中成长,整个社区其他的家庭都是白人。等到她成年了,就搬到一个中国人多的社区。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与中国人,白人都约会,最后才觉悟:她觉得只有白人才能吸引她。她结过两次婚,对象都是白人。她的经验使她对其他中国女性的经历非常好奇,于是询问她的中国女友的背景。结果她的女友中,凡是在白人社区成长的,大多数最后都嫁给白人;可是那些在华人区成长的,就嫁给华人,虽然她们年轻的时候,交往的朋友中白人、华人都有。因此,在我们成长期中出现在我们周遭的人,虽然不能当作成年后的性伴侣,却塑造了我们的审美标准,以及“搜寻参考意象”。

朋友,请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性感?你是在什么地方形成那种“口味”的?我敢说,大多数人都像我,可以追溯自己的“口味”到父母的体貌,或同胞,或童年朋友。所以别因为那些有关性感的老掉牙的谚语而沮丧,什么“绅士喜爱金发美女”、“戴眼镜的女生没人看”等。每一条这样的“规则”,只对一些人有效,而且这样的男人(其母亲既近视,发色又深)数量很多。我和我太太都很幸运,我们两个都是发色深、又需要戴眼镜的人,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情人眼里出西施。

第六章 性的选择与人类起源

“嗨!白种人,看看那三位老兄!头一个,是布卡岛来的;他身后的那一个,马基拉岛;第三个,斯凯亚纳岛。你看不出来?你没好好看吧?要不然,你的眼睛可能有毛病了?”

才怪,我的眼睛好得很。那是我第一次访问位于太平洋西南边的所罗门群岛的第一“印象”。我用当地流行的洋泾浜英语告诉导游:那三个人的体貌不一样,我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人,皮肤漆黑,鬈发;第二个,肤色淡得多,也是鬈发;第三个,头发比较直,眼睛比较像蒙古人。我惟一搞不清楚的是他们打哪来。怪不得我,我可是头一回上这儿来,怎么知道各岛上的人各有特色?等我游历完各岛,快要打道回府了,心里也就有谱了,从肤色、头发与眼珠色,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从哪个岛来的。

以那些体征而言,所罗门岛民可以当作人类的缩影。从一个人的外表,你往往就能说出他从世界上哪个地区来,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甚至还能精确地说出他是从哪一国哪一地来的。举例来说,要是从瑞典、尼日利亚、日本各来一个人,没有人会搞错他们的国籍,只要看一眼就够了。穿了衣服的人,变异最大的体征——你绝不会猜错——就是肤色、眼珠与头发的颜色与形状、体型以及(男人)脸上的胡须。人要是不穿衣服,我们也许还会注意到体毛的数量,女人乳房的大小、形状与颜色,女人的小阴唇与臀部的形状,以及男人阴茎的尺寸与角度,这些都不是整齐划一的。所有那些“不稳定”的体征,构成了人类族群差异的基础。

人类族群的地理差异,早就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出外旅游的人、人类学家、偏执狂与政客一直很感兴趣,一般人也一样。对于大家不熟悉的、不起眼的生物,科学家已经解开了许多关于它们的谜团,因此大家也许会以为:对于我们自己的最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人长相不同?”科学家早已成竹在胸,掌握了解答的钥匙。要是我们连不同的人类族群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呢?尽管如此,“人种”在达尔文时代仍然是个敏感的题材,因此他在划时代的《物种起源》(1859)中,根本没有触及。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几个科学家敢研究人种起源的问题,他们担心:只要一碰触这个问题,就会戴上“主张贬抑有色人种”的帽子。

但是,我们不了解人类族群(种族)差异的意义,还有一个原因:那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出乎大家的意料。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阐释“物种起源”的“自然选择”理论,12年后,又出版了一部近900页的巨著——《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1871),以我们的性偏好(就是上一章所谈的择偶偏好)解释人种起源,完全拒绝了“自然选择”的角色。尽管达尔文言之凿凿,许多读者却并不信服。直到今天,达尔文的“性的选择”理论在学界仍有争议。现代生物学家一般都以“自然选择”解释各人种之间的体貌差异——尤其是肤色,它与阳光曝晒之间的关系,似乎显而易见,毋庸置疑。不过,生物学家对“自然选择”为什么会在赤道地带创造出黑肤人种,甚至没有共识。我相信在人种形成的过程中,“自然选择”扮演的是次要的角色,而达尔文的性的选择理论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人种之间的体貌差异,大体而言,只是人类的生命循环经过改造之后的副产品。

首先,让我们扩大视野,千万不要以为人类的人种现象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大多数动物与植物,只要栖境范围够大,都会发生地理变异,包括所有猿类(只有波诺波猿是例外,因为它们的栖境范围很小)。有些鸟类族群变异非常明显,例如北美洲的白冠雀,或欧亚大陆的黄鹡鸰。有经验的赏鸟专家凭羽毛就可以分辨每只鸟的出生地点,八九不离十。

猿类的族群变异,也包括许多人类表现族群变异的特征。举例来说,大猩猩有3个地理族群,西方低地大猩猩体型最小,毛色灰或褐;高山大猩猩毛最长;东方低地大猩猩的毛色是黑的,与高山大猩猩一样。白手长臂猿各族群也一样,体毛颜色有差异(黑、褐、红、灰),还有体毛长度、牙齿大小、口颚突出的程度、眼眶上脊发达的程度。所有这些体貌特征,不只在大猩猩与长臂猿族群间有差异,人类各族群间在这些项目上也表现出差异。

各个体貌不同的族群,属于不同的“物种”,还是同一物种的不同“亚种”?我们怎样断定呢?我已经解释过,同一物种的成员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交配,并生育有繁殖能力的子女;不属于同一个物种的动物,就不会那么做了。(但是亲缘关系很近的物种,虽然在正常情况下——野外——不会交配,可是在人工饲养环境中,却可能交配,例如狮子与老虎。)根据这个标准,所有的“人种”【2】都是同一物种的成员,因为各地的人种一旦接触,就会发生“混血”的事例,即使双方外观看来很不一样,例如非洲的班图人与俾格米人。人类与其他的动物一样,各族群总是分分合合,往往难以分辨出“纯种”【3】。因此分辨“人种”,没有“科学标准”,主观意识是划分“种族”【4】的“动力”。以交配/繁殖做判断标准,主要生活在热带东南亚的长臂猿,可以分为6个物种——它们在野外不会交配。许多学者推测尼安德特人是一个与我们(“智人”)有别的物种,因为尽管克罗马侬人与尼安德特人有过接触,却没有留下“混血”的证据。【5】

人类的人种现象,至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不过人类的地理族群,可能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450年,描述过西非的俾格米族、埃塞俄比亚的黑人与一个俄罗斯的蓝眼、红发族群。埃及、秘鲁的古代图书与木乃伊,以及欧洲泥煤坑中保存的古代尸体都证实:几千年前的族群,在头发形式、颜色以及面貌上就不同,与现代族群一样。现代“人种”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至少一万年前,因为各地出土的化石,显示那时各地的族群,已经表现出今日当地族群的头骨形态特征了。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更加有争议,研究报告指出了成百上千年种族头骨典型特征的连续性,这一研究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质疑。如果这些研究成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些人种差异可能在时间上早于大跃进,并且可能回溯至直立人时代。【6】

现在让我们回到地理族群形成的机制问题。自然选择与性的选择,哪一个比较能够解释我们的人种现象。先讨论自然选择吧,自然选择就是“有利于生存的体征会在演化过程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今天没有科学家会否认物种之间的差异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例如狮子脚上有利爪,我们手上有灵活的手指。也没有科学家会否认同一物种的不同族群(地理族群),有些差异是自然选择形成的。以北极鼬鼠来说,生活在下雪区域的族群,体毛有季节变化——夏天褐色、冬天白色;生活在比较南边的族群,终年维持褐色。这种族群差异有生存意义,因为在褐色环境中,白色皮毛有利于猎食者,而在雪地上,白色是保护色。

同样的自然选择逻辑,也可以解释某些人类族群的地理差异。许多非洲黑人体内带有形成镰刀形红血球的异常血红素基因,因为他们生活在疟疾流行的区域,而这种异常基因似乎可以保护主人抵抗疟原虫侵袭(今天疟疾仍是非洲的主要传染病)。其他的人类区域特征,可以用自然选择解释的,还有南美安第斯山上的印第安人的大胸膛(适应高山稀氧大气)、爱斯基摩人的矮胖体型(减少散热)、南苏丹人的细长体型(适于散热)、北亚族群裂缝形眼睛(保护眼球少受寒气侵袭/避免雪地强烈反光的照射)。所有这些例子都很容易了解。

那么,自然选择能不能解释我们一想到人种差异立刻就浮上心头的那些体征呢?例如肤色、眼珠颜色以及头发。如果答案是“能”。我们应该期望只要居住地的气候一样,不同地理区的不同族群,应该会演化出同样的体征(例如蓝眼珠)。果真如此,科学家对那个特定体征的功能,就不会没有共识了。

表面看来,肤色是最容易了解的体征了。人类的肤色,从各种基调的黑色、褐色、古铜色、黄色,一直到粉红色(带雀斑的或不带雀斑的)都有。用自然选择解释肤色的这种变异,通常是这么说的:非洲因为烈日当空,所以那儿的人皮肤都是黑色的。其他地区的人,例如印度南部与新几内亚,皮肤也是黑的,因为那里也有同样程度的日晒。要是你从赤道向南或向北移动,遇见的族群皮肤越来越白,直到你到达北欧——那儿全是白人。显而易见,暴露在强烈阳光下的族群,演化出深色的皮肤——保护身体最重要的防御器官(皮肤)。那就好像白人在日光浴(或照射太阳灯)之后,皮肤会变黑一样,只不过“晒黑”是皮肤针对阳光的可逆反应,而不涉及肤色基因的变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深色皮肤在日照充足地区的功能:防止晒伤与皮肤癌。白人花太多时间在户外活动,容易得皮肤癌,而且通常都是在暴露在阳光下的身体部位。你觉得这个解释合理吗?

不幸的是实况不是那么单纯。首先,皮肤晒伤与皮肤癌,不会使人动弹不得,死亡率并不高。作为自然选择的媒介,它们对族群人口的冲击,比起各种儿童传染病,瞠乎其后。因此学者另外提出了许多理论,解释肤色在赤道/北极之间的连续变化。

一个颇受注目的理论,将焦点放在阳光中的紫外线与维生素D之间的关系上。原来皮肤的色素层之下,有维生素D的前体,受到紫外线照射后,就会转化为维生素D。因此热带地区的族群演化出黑皮肤,为的是避免受到太多紫外线照射,否则肾脏容易衰竭——身体要是制造了太多维生素D,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别忘了肾脏是排泄器官)。北欧人演化出白皮肤,是因为北欧的冬天漫长而昏暗。为了充分捕捉阳光中的紫外线,生产足够的维生素D,免得患佝偻症,就得消除皮肤的黑色素。另外两个流行的理论是:在热带地区,黑皮肤可以滤掉红外线,保护内脏,免得过热;或者,相反地,黑皮肤帮助热带族群在气温骤降后保暖。要是这四个理论还不能满足你的求知欲,我还可以举出四个来:深色皮肤在热带密林中是最好的保护色;浅色皮肤比较不容易冻伤;在热带地区,深色皮肤可以防止铍中毒【7】;在热带地区,浅色皮肤会造成叶酸不足。

热带地区的族群,为什么皮肤是深色的?既然至少有8个理论在流传,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自己知道答案。仅凭这一点,倒不足以否定(深色皮肤的)自然选择学说。说不准深色皮肤可能有多重功能,说不定有一天科学家能搞清楚。自然选择学说的最大障碍是:深色皮肤与日晒的关系并不完美。有些地区的土著,肤色很深,可是当地的日照,并不怎么“严重”,例如塔斯马尼亚岛民;可是热带东南亚地区的土著,肤色却不怎么深。新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没有肤色深的,甚至在南美洲赤道地区都没有。要是将大气云系也一并考虑,世界上有几个地区日照量非常小,平均每天3个半小时而已,例如赤道西非、华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可是这三个地方土著的肤色,分别是最深、最黄、最白的。所罗门群岛各岛屿都在同一个气候区内,可是肤色深与肤色浅的族群,住在相邻的村子里。从证据上说,阳光并不是影响肤色的惟一自然选择因素。

人类学家对上述论证,第一个反应是提出反证:时间因素。这个论证目的在于“对付”热带地区有肤色浅的土著的事实。他们说:那些族群不是热带地区的原住民,而是最近才从纬度高的地区迁入热带的移民。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出深色皮肤。举例来说,现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移民到新大陆才不过1万1千年,也难怪热带南美还没出现肤色深的族群。但是,要是你用时间因素解释热带地区的浅肤色族群(肤色的气候理论的反例),那些似乎支持肤色的气候理论的例子,也必须接受时间因素的检验。

北欧族群是支持气候理论的一个例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冷、暗又雾多,因此土著的肤色浅——似乎与气候理论契合。然而,今日北欧人的祖先,很晚才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定居——比印第安人的祖先进入热带美洲还晚。直到9千年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仍然覆盖着冰川,人类根本不能在那里居住,无论他皮肤深还是浅。现代北欧人,大约四五千年前才抵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东农业族群与南俄罗斯印欧语族扩张的结果。要么北欧人是在其他地区皮肤变白的(换言之,那与北欧气候无关),要么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演化出白皮肤——可是印第安人在热带美洲花了两倍时间还演化不出黑肤色,就是个谜了。

世界上惟一我们可以肯定一直定居在一个定点的族群,就是塔斯马尼亚岛民了。塔斯马尼亚位于澳大利亚南岸,纬度相当于北半球的芝加哥、海参崴,气候属于温带。1万年前上一个冰期结束,海水面上升,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陆路隔断。由于现代塔斯马尼亚岛民不会建造横渡巴斯海峡的船,因此相信他们的祖先,当年是从澳大利亚走过来的拓垦民。直到19世纪,他们才被英国殖民者灭绝。要是世界上有一个族群有足够时间演化出与温带气候契合的肤色,非塔斯马尼亚岛民莫属。可是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应该是”适应热带气候的肤色。

我们必须承认:肤色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不坚强。不过,更麻烦的是:发色、眼珠色的自然选择理论,连影子都没有。别说它们与气候没有一贯的相关,连个勉强算得上合理的“说法”都没有。不同的颜色(头发、眼珠)有什么好处?你给我说说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冷、湿又暗,金发很常见;可是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热、干又亮,土著中也有许多人是金发。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共同之处?金发何德何能,有利于北欧人与澳大利亚土著在这两个地方生存?蓝眼珠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常见,据说能令人在昏暗朦胧的光线中看得较远。但是那个猜测并没得到证实,我在新几内亚的朋友,生活在光线更昏、更朦胧的环境中,他们的黑眼珠一样管用。

坚持以自然选择理论解释各种人种特征,最后可能产生荒谬的解释,最显得荒谬的,会是针对外生殖器与第二性征的变异所作的解释。半球状的乳房与圆锥状的有什么不同的适应功能?半球状的适应热带夏季暴雨,圆锥状的适应冬季的寒雾,还是别的?南非布须曼人妇女的小阴唇非常突出,功能是保护她们不被狮子追猎,还是让她们在卡拉哈里沙漠中减少水分流失?男人的胸毛是在北极御寒用的,你相信吗?(不穿衣服?)果真如此,女人为什么没有胸毛?她们不怕冷吗?

前面讨论过的事实,使达尔文对自然选择概念不抱希望,解释人类人种变异,必须另起炉灶。他最后以简明的一句话,直指问题核心:人种间的体貌差异,没有直接或特别的生存功能。达尔文用来解释人种差异的理论,是“性的选择”,与“自然选择”相对,他还写了一本书,专门讨论“性的选择”。

这个理论的基本观念很容易理解。达尔文注意到:许多动物都有一些形态特征,没有明显的生存价值,却有利于赢得配偶,或者吸引异性,或者威吓同性(竞争者)。大家熟悉的例子,有雄孔雀的尾巴、雄狮的鬃毛与雌狒狒发情时红艳的外阴部。一头雄性能够成功地吸引异性,或逐退同性竞争者,就能生产更多子女;它的基因与体貌特征,就更有机会流传后代——这是性的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自然选择的。这个论证也适用于雌性。【8】

“性的选择”的运作,有赖于一个性别的成员演化出某个特征,而异性对那个特征产生偏好。雌狒狒的“红屁股”若令雄性厌恶,甚至提不起劲,也就没戏唱了,不久“红屁股”的雌狒狒就会消失。只要雌性有,而雄性喜欢,性的选择就可以导致任何“没道理的”体貌特征——只要它不太妨碍生存。事实上,许多性的选择创造的特征,的确很没有来由。一位外太空来的访客,要是从来没见过人类,没有理由预测:男人应该有胡须,而不是女人;胡须应该在脸上,而不是在肚脐上面;女人不该有青红屁股。

性的选择确有其事。瑞典生物学家安德森,以非洲长尾维达鸟做过一个精彩的实验,证实了性的选择。非洲长尾维达鸟,雄性在繁殖季节尾巴可以长达50公分,而雌性只有7.5公分。这种鸟容许多偶,有些雄鸟可以找到6个配偶,而其他的雄鸟可能一个都找不到。生物学家早先猜测:雄鸟的长尾是吸引雌鸟的讯号,除此之外,长尾似乎并无其他功能。因此安德森将9只雄鸟的尾巴剪短,只剩下近1/4(14公分),再将剪下的羽毛,黏接到其他9只雄鸟的尾巴上,为它们创造了长达75公分的超级长尾。然后安德森在一旁等待,看雌鸟在哪些雄鸟的地盘上筑巢。结果:超级长尾雄鸟吸引到的雌鸟,平均是短尾雄鸟的4倍。

我们对安德森的实验结果,第一个反应也许是:一群傻鸟!你能想象吗?择偶只凭尾巴长度!可别太得意,请回想一下上一章谈过的我们的择偶标准。我们的择偶标准是比较好的基因品质指标吗?不是有些男人与女人也对身体某些部位的形状与尺寸,特别地重视吗?那些部位的形状与尺寸,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供性的选择作用的无厘头讯号罢了。美貌在物竞天择中毫无用处,可是我们为什么对漂亮面孔那么感兴趣?

在动物界,地理族群的某些特征,是性的选择创造的。举例来说,狮子的鬃毛长度与颜色有族群差异。同样,雪雁有两种颜色,蓝色的在北极西部常见,白色的在北极东部常见。每一种颜色的鸟,都找同色的异性为配偶。那么,人类的乳房形状与肤色,会不会同样是性偏好的结果?而不同地区的族群,性偏好不同,其间没什么道理?

达尔文经过将近900页的讨论之后,最后相信:答案是(响亮的)“当然”。他特别提到:我们选择配偶或性伴侣,对乳房、头发、眼睛与肤色的注意,实在过分。他还注意到:世界上不同的族群,以他们熟悉的事物界定乳房、头发、眼睛与肤色的美学。于是,斐济群岛岛民、南非霍屯督人与瑞典人,从小就学习那些无厘头美感标准,这个过程使整个族群都向那些标准靠拢,因为“搞怪不从”的人,不容易找到另一半。

在达尔文过世之前,我们选择配偶的方式,还没有人好好研究过,以验证性的选择理论。最近几十年这样的研究日益增加,前一章我将研究结果做过摘要。我报告过人们择偶有同气相求的倾向,也就是寻觅与自己相似的人作终身伴侣。这里谈的是每一个想得出来的特质,包括头发、眼睛与肤色。我们为什么那么“自恋”呢?依我推测,我们发展美感的方式,是在童年时将身边的人“铭印”在脑海里,特别是父母与兄弟姐妹,也就是我们接触最频繁的人。可是父母与兄弟姐妹也是与我们体貌最相像的人,因为大家的基因组中,至少有50%是共有的。于是,一个肤色淡、蓝眼金发的人,在一群肤色淡、蓝眼金发的人中间成长,就会认为肤色淡、蓝眼金发的人最美,就容易与这样的人坠入情网。

为了严格验证我这个择偶的铭印理论,你也许会希望将一群瑞典新生儿送到新几内亚寄养家庭去,或者将他们的瑞典父母亲“漆成”黑色。20年后,等他们长大了,再研究他们找什么人作性伴侣,瑞典人(肤色白)还是新几内亚人(肤色黑)?再一次,我们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即使找寻关于人性的“真”,也无法违抗人性中“善”的指令。但是我们可以用动物做同样严格的实验。

就拿雪雁来说吧。这种鸟有两种颜色,有的蓝,有的白。白雪雁与白雪雁交配,蓝雪雁与蓝雪雁交配,这种性偏好是后天学来的,还是先天遗传的?加拿大的科学家先以温箱将雪雁孵化,再将幼雏放入“寄养家庭”的巢里。结果那些幼雏长大后,选择毛色与养父母相同的异性交配。要是将刚孵化的幼雏放进一个“大家庭”——两种颜色的雪雁各占一半——它长大后,选择性伴侣时就没有颜色偏好。最后,要是将父母“染成”粉红色,幼雏长大后就会偏爱染成粉红色的异性。看来雪雁对颜色的偏好是学来的,而不是遗传的,将父母与手足“铭印”,是学习的机制。

那么,世界各地的地理族群,怎样演化出彼此的差异的呢?我们看不见身体内部的构造,身体内部的构造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所以生活在热带疟疾肆虐地区的人,体内有抗疟基因——制造“镰刀形红血球”血红素,瑞典人体内就没有。我们身体表面的许多特征,也是自然选择形成的。但是,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性的选择塑造了身体表面令人觉得性感的特征,我们凭那些特征择偶。

对人类而言,那些特征不外乎皮肤、眼睛、头发、乳房与外阴。在世界各地的族群中,那些特征受我们自小铭印的口味的不断驱策而不断地演化。演化的终点由口味决定,而口味是没什么道理的。一个族群的眼珠色或发色,可能部分原因是意外,也就是生物学家所谓的“始祖效应”。要是当初族群始祖只有几个人,那么那几个人的基因在许多世代之后,还会是整个族群的“主流”。天堂鸟有的羽色是黄的,有的是黑的,人类也一样:有的族群黄头发,有的黑头发;有的蓝眼珠,有的绿眼珠;有的乳头是橘色的,有的是褐色。

我无意主张肤色与气候不相关。我承认:赤道地区的族群,平均而言肤色比较深,温带族群比较浅,虽然有许多例外。那可能与自然选择有关,可是我们不清楚确实的机制。我主张的是:性的选择是种强大的力量,足以磨灭自然选择的痕迹,使肤色与阳光曝晒的关系,显得不那么紧密。

要是你仍然怀疑体征与美感偏见能够一道演化,最后到达差异很大、没啥道理的终点,请想想流行风尚的变化吧。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还是个小学生,女性认为英俊的男人,是理成平头、胡子刮得干净的那一类。从那时起,已经出现过一串男人的时髦造型,从留胡子、长发、戴耳环、紫色染发直到莫西干头。在20世纪50年代,要是有哪个男人敢那样打扮,管教女性退避三舍,一个也找不着。难道平头在斯大林晚年,特别适应大气状况,还是紫色莫西干头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之后,有比较高的生存价值?都不是。男人的外观与女人的口味一起变化,它们变化起来,比肤色的演化变化快速得多,因为不需要基因突变。要么女人喜欢理成平头的男人,是因为好男人都理成平头;要么男人理成平头,是因为淑女喜欢理成平头的男人;或者两者都是。至于女性的装扮与男性的口味,也可做如是观。

对一位动物学家而言,性的选择创造出的人类地理变异,非常惊人。我已经论证过,人类大部分变异,是人类生命循环的一个特色的副产品,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对配偶或性伴侣十分挑剔。没有一个其他的野生动物,不同族群的眼珠色有绿、蓝、灰、褐或黑色的,而且肤色的地理变异,从苍白到漆黑,头发或红或黄或褐或黑或灰或白。性的选择以颜色装扮我们的能力,也许没有止境,惟一的限制,只有演化时间。要是人类能再生存两万年,我预言世界上会出现(天生)绿发红眼的女人——而且男人会认为那样的女人最性感。

第七章 死亡与老化的奥秘

死亡与衰老是个谜,小孩子追问,年轻人否认,成年人不甘不愿地接受。上大学的日子里,我难得想到衰老。既然我已经60出头了,当然就对衰老这个题目感兴趣了。美国白人的寿命期望值,在1992年男性是78岁,女性83岁。但是我们没有几个人能活到100岁。为什么活到80岁不难,活到100岁就难了,120岁更难如登天?有一流医学照料的人,笼子里不愁吃喝又不必担心敌害的动物,都免不了老死,为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命循环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却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

对的,我们会老,我们会死,和其他的动物没什么两样。但是在细节上,我们与其他的动物不同,我们在演化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猿类的寿命期望值,从来没有达到美国白人的水准,只有少数几头活到过50岁——那是例外,而非常态。用不着多说,我们比猿类老化得慢,别忘了他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亲戚。我们老化得非常缓慢,这个特征可能最近才演化到目前的水准,大约在“大跃进”前夕,因为不少克罗马侬人可以活到60岁,但是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活过40岁的。

人类的生命循环,老化缓慢是个结构因素,与婚姻、隐性排卵以及我们在前面各章讨论过的其他生命循环特征一样。因为我们的生活风格,依赖人与人之间传递的信息。随着语言逐步演化,传递信息的量越来越空前。发明文字之前,老年人是信息与经验的资料库,在今日的部落社会中,他们仍在扮演那种角色。在采集-狩猎时代,宗族中即使只有一个年过70的人,他的知识也能决定整个宗族的命运。因此,长寿是我们越过兽界、进入人境的本钱。

不用说,我们能够活得越来越老,凭的无非是先进的文化与技术。面对狮子的威胁,手上握着根长矛,总比抓着块石头踏实,要是有一支高性能步枪在手,就更没啥可担心的了。不过,先进的文化与技术,也得有配套才管用——为了长寿我们的身体已经重新设计过了。动物园饲养的猿,享受了人类技术与兽医学的成果,仍然不能活到80岁。在本章中我会说明,只有我们的生物学已经改造过了,我们的人文创造所容许的长寿才能实现。特别是,克罗马侬人平均寿命比尼安德特人长,我猜克罗马侬人制造的工具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大跃进”前夕,我们的生物学必然发生了变化,使我们的演化速率变慢。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停经演化出来了——停经是老化的指标,可是它的功能却是让女人活得更长,奇怪吧?

科学家探讨衰老问题的切入点,视他们感兴趣的是近因还是远因而定。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举个例子好了。“为什么北美洲的臭鼬鼠气味令人恶心?”一位化学家或分子生物学家会回答:“那是因为臭鼬鼠分泌的化学物,具有某种特别的分子结构,那些结构产生了令人恶心的气味。而化学物的分子结构,是由量子力学决定的。总之,那些化学物气味不好闻,是因为它们有特别的分子结构;至于不好的气味有什么生物功能,另当别论。”

但是演化生物学家会这样思考:“臭味是臭鼬鼠的防御武器,不然的话,就容易被其他动物猎食。臭鼬鼠分泌的化学物臭气熏天,是演化出来的特征——分泌的化学物越臭,存活几率就越大,越可能生养众多。那就是自然选择。那些化学物的分子结构细节,不过是巧合;任何其他的化学物,只要气味不好,都能发挥同样的功能。”

化学家提出的是近因,也就是直接导致观察到的现象的机制。演化生物学家提出的是远因或终极因:促成那个机制演化的功能或一连串事件。这两位专家彼此不服气,会驳斥对方的解释并不中肯。

同样地,老化研究有两群科学家在进行,他们互不隶属,各做各的,鲜少交流。一群只对近因感兴趣,另一群探究终极因。演化生物学家想了解自然选择怎么会容许衰老?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生理学家深入老化的细胞机制,承认他们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主张,我们得双管齐下,才能了解老化现象。特别是,我预期演化(终极)解释会帮我们找到生理解释(近因),而科学家直到现在还没有头绪。

在展开论证之前,我必须先回答研究生理学的朋友必然会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们往往相信:我们的生理系统有些“古怪”,不可避免地会老化,与演化不演化毫不相干。举例来说,有一个生理学理论说:我们老化,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越来越难以分别自己的细胞与外来的“异物”。支持这个理论的生理学家,等于“暗中”假定:自然选择无法创造一个完美的免疫系统——没有那种致命的缺陷。这个假定有根据吗?

为了评估这个反对立场,我们得研究一下生物修理机制,因为衰老也许不过是无法修理的损害或退化。一提到修理,读者也许就会想到最令人沮丧的“修理”经验——汽车修理。我们的车子会老化,最后报废。但是我们可以花钱,延缓它们不可避免的结局。同样,我们也在不断地修理自己的身体,从分子层面、组织到器官,无时稍歇,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我们的自我修理机制有两种,与我们的修车策略一样:损害控制与定期更新。

以修车而论,损害控制的例子,就是修理保险杆。除非保险杆受到损伤,我们不会修理保险杆:我们不会定期更新保险杆,像更换机油一样。身体进行损害控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伤口愈合——修补皮肤的伤口。许多动物都有非凡的损害控制本领:蜥蜴的尾巴断了,可以再生;还有海星的臂足、螃蟹的脚、海参的肠子、纽虫(一种海洋蠕虫)的毒针刺,都可以再生。在肉眼看不见的分子层次,我们的遗传物质(DNA)完全以损害控制机制修理:细胞内有专门的酵素,负责找出DNA分子的受损部位修理,根本不理会完好的部位。

另一种修理机制——定期更新——每个有车族都不陌生:我们定期更换机油、空气滤芯、滚珠轴承。在生物世界,牙齿有固定的更换时间:人类共有两副牙,乳牙与永久齿,大象有6副牙,而鲨鱼一生不断地换牙。虽然人类一生就一副骨架,龙虾和其他节肢动物却定期更换外骨髓——它们蜕去旧骨,再长新的。另一个明显的定期更新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头发了:不论我们把头发剪得多么短,它总是春风吹又生。

定期更新也在细胞与分子层次上进行。我们不断更新许多身体细胞:肠内壁细胞每几天更换一次,膀胱内壁细胞每两个月更新一次,红血球每4个月更新一次。在分子层次,我们的蛋白质分子也会不断更新,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速率,这样才能避免受损的分子在体内堆积。将你爱人的面容与他(她)一个月以前的照片比较,可能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他(她)体内许多分子都已经更新了。自然将我们拆散了又组合起来,每一天我们都是个“新”人。

所以,动物身体大部分元件一旦受损都可以修理,或是定期更新,但是究竟可以更新到什么程度,视组织、器官而定,而且物种间也有很大差异。我们人类的身体,自我修理的能力很有限,这是事实。可是,那并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生理限制。既然海星的臂足斩断之后能够再生,我们为什么不行?大象可以有6副牙齿,我们为什么只有两副?要是有了那4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就不必补牙,做牙套,装假牙托了。老年人常受关节炎的折磨,要是我们像螃蟹一样,可以定期更换关节,那有多好?要是我们能定期更换心脏,还担心什么心脏病呢?纽虫不是能更换毒骨棘吗?我们也许会假定:自然选择偏爱的人,是80岁不但不发心脏病,而且还能继续生养孩子,至少活到200岁的人。我们的身体,要是什么都能修理、什么都能更换有多好?那样的身体,为什么演化不出来呢?

答案当然与修理的代价有关。在这儿,汽车修理仍然是个有用的比喻。如果奔驰车厂的广告可信的话,奔驰车造得非常坚固,即使你不保养——连换机油、打黄油都免了——也能开上好些年。当然,“好些年”之后,车子还是会因为累积了太多不可逆的损伤,隆重驾崩。因此开奔驰车的朋友,通常都会定期保养爱车。他们告诉我,奔驰车保养起来很贵:每次进场保养三五千跑不掉。不过他们都认为值得:奔驰车好好保养的话,寿命很长,而且定期保养旧车,比隔几年就换辆新车划算。

美国与德国的奔驰车车主,大多那样盘算。但是如果你住在新几内亚首府莫尔兹比港呢?莫尔兹比港是世界车祸冠军城,任何车到了那里,不论怎么保养,都可能在一年之内报销。新几内亚许多驾车族,根本不肯费事保养车子:他们宁肯省下钱,买下一辆车。

借着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个动物应该在生物修理方面“投资”多少?要考虑的是修理的代价,以及维修对寿命期望值的影响。但是“应不应该”的问题,属于演化生物学的领域,而不是生理学。自然选择往往使生物生养最多的子女,只要它们也能顺利生养自己的子女。因此,我们可以把演化当作一种策略游戏,参与游戏的生物个体,必须筹划有效的策略生养子女,子女最多的赢。同此,博弈论运用的推论方式,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生殖策略是怎样演化出来的。

寿命,以及生物修理的投资问题,是更大的一组演化问题中的一个:任何一个有利的生物特征,都有演化的极限,那个极限怎么设定的?博弈论能帮我们想清楚其中的关键。除了寿命,还有许多生物特质,都令人不免怀疑:为什么自然选择不让它们更长、更大、更快或更多?举例来说,体格魁梧,或聪明、跑得快的人,当然比体格瘦小,或愚笨、跑得慢的人占便宜——别忘了,人类演化史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需要抵御狮子、土狼。为什么我们没有演化成体格更魁梧、更聪明、跑得更快的物种?

这些演化的设计问题,乍看之下似乎十分简单,麻烦的是:自然选择的对象是生物个体——整个身体而不是个体的各个零件。必须存活、生养子女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大脑或飞毛腿。一个动物,若改善它身体的某个零件,也许在某一方面这个动物可以享受明显的好处,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可能对它有害。举例来说,那个零件改善了之后,可能会与身体的其他零件不再“匹配”,或它会消耗更多的能量,使其他零件得不到充分的能量。

对演化生物学家,用来表达这一“麻烦”的关键词是:“最佳化”。针对生物个体的基本设计,自然选择对每一个特质都会仔细推敲,使个体的寿命与生殖率达到最高水准。至于各个特质,不会向最佳状态演化——它们会向最佳的中庸状态汇聚,既不大,也不小。生物个体因此更为成功,要是某个特质更大或更小,就不会那么成功。

要是上面以动物为例的讨论显得抽象了点,那我们谈谈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机器好了。人设计机器(工程设计),与自然选择形成动物的身体(演化设计),基本上遵循同样的原理。举例来说,在我拥有的机器中,最令我骄傲、喜悦的,就是那辆1962年出厂的大众金龟车,那是我惟一拥有的车。(玩家大概不需要提醒:1962年,大众车厂首度加大了金龟车的后车窗。)在平坦、顺畅的高速公路上,我的金龟车若有车尾风的协助,时速可达104.6公里。开德国宝马车的朋友,也许会认为我的爱车实在太逊了。为什么我不把它4汽缸40匹马力的引擎拆掉,换上宝马750的12汽缸296匹马力引擎呢?我邻居开宝马750,在圣地亚哥高速路上,狂飙时速达290公里。

即使我承认玩车我早已落伍了,也知道那行不通。首先,那巨大的宝马引擎根本装不进我的金龟车。其次,宝马车的引擎是前置的,而金龟车的引擎后置,所以我即使把金龟车的引擎室扩大了,还得更换变速箱、传动轴等组件。我也必须更换避震器、刹车,因为它们原来是为了时速105公里设计的,而不是290公里。等到改装完毕,金龟车上原来的零组件所剩无几。而且这样的改装,必然要花上大笔银子。我想,我原先小巧的40匹马力引擎是“最佳的”,意思是:要是我想增加车速,就不能不牺牲这车的其他性能。

虽然市场机制最终会消灭“工程怪胎”,像宝马引擎配金龟车,我们还能想到许多。怪胎花了好一阵子才绝迹。熟悉海军战史的朋友,一定会同意英国的战斗巡洋舰是个好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海军建造了13艘战斗巡洋舰,那些军舰的特征是:战斗舰的吨位与火力,加上巡洋舰的速度。由于战斗巡洋舰既有火力又有速度,立刻抓住了大众的想象,成为宣传重点。不过,要是一艘军舰的最大排水量是28000吨,为了加强火力及速度,火炮与引擎的重量势必增加,其他零组件的重量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是战斗巡洋舰牺牲了装甲强度,其他方面也得牺牲,例如小型火炮、内部隔间和对抗空袭的装备。

这种未达最佳水准的设计,产生了无可避免的后果。1916年,英国皇家海军“不屈号”、“玛丽女王号”与“无敌号”等在北海与德舰遭遇,几乎被德炮击中就爆炸沉没。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皇家海军“胡德号”与德舰“俾斯麦号”遭遇,8分钟就被击沉。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几天内英国皇家海军“反击号”就被日本轰炸机击沉——似乎是海战史上第一艘被空军炸毁的大型战舰。这一连串“战绩”显示:战舰中有些零组件特别巨大,不足以使整艘战舰处于最佳状态,英国海军这才放弃了战斗巡洋舰。

简言之,在一架机器中,工程师不会只修补单一零件而不顾及整体,因为每一个零件都需花钱,占空间,摊重量——那些都可能挪用到其他零件上。工程师得考虑:零件怎样组合才能使机器的效能达到最佳状态。同样的逻辑,演化不会只修补单一生物特征而不顾及动物整个身体,因为每一个结构、酵素或DNA的片段都耗能量,占空间,那些都可以挪作他用。任何特质组合,只要能导致最大生殖成就,就会受自然选择青睐。工程师与演化生物学家,都必须评估体系内增加任何东西之后的得与失,也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可能的收益。

运用这套逻辑解释我们生命循环的特征,最明显的困难是:有许多特征似乎在降低——而不是增加——我们生养子女的能力。老化与死亡就是一个例子,其他的例子还有:女性停经,一胎只生一个孩子,最多一年生一个孩子,12到16岁以后才能生孩子。要是女人5岁就进入青春期,怀孕3个星期就瓜熟蒂落,以5胞胎为常态,不会停经,投入大量资源修理身体,活到200岁,一生至少生养上百个孩子,自然选择会不喜欢吗?

但是那样问问题,等于假定演化可以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改变我们的身体,并且忽略了隐藏的代价。举例来说,女性怀孕期果真缩短成3个星期的话,母亲的身体与胎儿都得有配套的改变。记住:我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能量供应。即使是运动量大、饮食丰富的人,例如伐木工人、马拉松选手等,一天消耗的能量,也不可能比6000卡路里多到哪里去。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生养最大数量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调配那些卡路里呢?多少该用来修理身体?多少用来生孩子?

要是我们将所有能量都用来生孩子,一点也不留,不顾修理身体,那我们的身体会很快衰老、崩溃,等不及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另一方面,要是我们花费所有能量维修身体,我们也许可以活得较长,但是却没有能量生养孩子——那是一个十分消耗能量的过程。自然选择必须做的是:调配维修身体与生殖的相对花费,求得最大生殖率(终身生殖成就除以寿命)。对那个问题的答案,各个物种不同,许多因素都必须考虑,例如意外死亡的风险、生殖生理的特征、修理的代价(修理有许多形式,代价各不相同)。

动物的修理机制与衰老速率有何差别,有何理由?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能量分配)观点,建构可以测验的预测。1957年,演化生物学家威廉斯引用了一些惊人的老化事实,指出只有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它们才显出道理来。让我们先看看威廉斯举出的一些例子,再以生物修理的生理学语言重述它。要是衰老的速率低,就表示修理机制有效。

第一个例子讨论动物第一次生殖的年纪。这个年纪各个物种有很大的差异:人类几乎没有在12岁前生孩子的;小鼠两个月大就能怀孕生产。动物要是很晚才生殖,就必须花费许多能量修理身体,那样才能活到生殖年龄。所以我们预期:第一次生殖的年龄越晚,花费在修理身体上的能量越大。

举例来说,我们人类老化得非常缓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物修理机制非常有效,与我们很晚才开始生殖相关。小鼠比我们早生殖,衰老得也早,它们的修理机制大约不太有效。即使食物供应充足,并有最好的医疗照护,小鼠也很难活到2岁。可是人类要是活不到72岁,就要怪运气不好了。演化的理由:人花费在修理身体的能量,要是比小鼠还少,就会夭折,活不到青春期。因此,与修理小鼠比较起来,修理人值得花费能量。

我们推测人类花费了较多能量维修身体,那些花费的细目可能是怎么样的?首先,人类的修理能力,似乎不怎么样。我们截肢后,不会从断肢处长出新肢,我们也不会定期更换骨架,而一些短命的无脊椎动物就可以。然而,整个结构的更新,虽然壮观却不常见,可能也不是动物修理账单上花费最大的项目。最大的支出,发生在肉眼看不见的细胞与分子层次——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得更新许多细胞与分子。即使一个人每天躺着不动。男性一天也要消耗1640卡路里(女性1430卡路里)维持基本的新陈代谢——大部分能量花在肉眼看不见的定期更新上。因此我猜想,我们的日常能量开销,其中有很大的比例,花在例行性的更新身体零件上,这类开支比小鼠大很多。至于其他的目的,例如保暖或照顾幼儿,所占的比例不高。

我要讨论的第二个例子,涉及“无法修复的伤害”的风险。有些生物损伤可以修复,但是有些伤害却绝对无法恢复原状,例如被狮子吃了。要是你明天可能会被狮子吃了,今天付钱给牙医做齿列矫治,就毫无意义。你最好别理牙齿,立刻去“做人”。但是,要是一个动物因无法恢复原状的意外而死亡的几率很低,那么就值得在昂贵的修理机制上投资,以延缓老化。德国与美国的大众汽车车主,愿意花费巨资保养,正是同样的逻辑,新几内亚的车主就不会那么做。

生物界的例子则有:遭到(天敌)猎杀的风险,鸟类比哺乳类低(因为天高任鸟飞),乌龟比大多数其他的爬行类低(因为有龟壳保护)。于是,鸟类与乌龟投资昂贵的修理机制,可以预期较高的回收。那些容易遭猎杀的哺乳类与爬行类,就省省吧。比较各种人类宠物的寿命,它们都过着衣食无忧、安全无虞的生活。鸟类比身材相近的哺乳类活得长(老化比较缓慢),乌龟比身材相近的无壳爬行类活得长。鸟类中,海燕与信天翁都在孤绝的大洋岛屿上筑巢,即使有天敌也难接近。它们的生命循环,节奏悠闲,可与我们的媲美。有些信天翁甚至长到10岁才开始生殖,我们仍不知它们可以活多长。几十年前生物学家为它们套上金属脚环,以便追踪,可是那些脚环腐朽了,鸟儿仍健在。一头信天翁花10年发育,这10年内一个小鼠族群可以繁殖60代,它们绝大多数不是葬送在猎食动物的五脏里,就是老死了。

我们的第三个例子,是同一物种两性的寿命差异。我们预期:两性中横死几率较低的那一性,投资修理机制的收益较大(寿命因而延长)。在许多或大多数动物种中,雄性的横死率比雌性高,部分原因是雄性从事高风险的竞争,例如打斗,或危险的雄风表演。今天的人类男性也一样,也许在整部人类演化史上男性都一样:无论部族间的战争还是部族内的竞争,男人都必须与其他的男人对抗,是最容易死于非命的性别。而且,许多物种的雄性身材比雌性大,可是研究红鹿与美洲黑鹂,却发现雄性因为身材较大,一旦缺粮就不容易熬过。

与男性较高的横死率相关的是,男性老化得较快,一般死亡率(非横死)也比女性高。目前,女性的寿命期望值大抵比男性多6年。这个差异,部分原因是男性吸烟的人比女性多,但是即使在不吸烟的人群中,也可以发现寿命期望值有性别差异。这些差异意味着:演化为两性写下了方程式,让女性花比较多的能量修补身体,男性花比较多能量斗争。换个方式说,就是修理男性划不来,不如修理女性。但是我无意贬抑男性间的斗争,男性斗争其实有演化意义:赢得老婆以及为子女和族群夺取资源,至于其他的男人、他们的子女和族群,就是他家的事了。

某些关于老化的惊人事实,从演化的观点才能理解,前面已经举过几个例子。现在我要举最后一个例子,那完全是人类独有的特色,就是人类过了生殖期之后,仍然能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女性,为什么在中年就停经了?由于演化的动力是传递基因,其他动物种很少在过了生殖期之后还能存活。所以大自然的生命方程式,在动物生殖机能停顿的那一刻,安排了死亡,因为动物既然停止生殖了,继续维修身体就没有了演化意义,而显得多余。人类女性在停经后仍然能活几十年,人类男性可以活到不再对生儿育女感“性趣”的年纪,似乎是动物界的例外,得费一番唇舌,才能令读者明白,人类现象也是自然选择形成的。

但是,稍作思量,就会发现:人类现象其实不难解释。人类发育、成长很不容易,得花上近20年,在动物界绝无仅有。在人类社群中,老年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他们的子女已经成年,他们对整个社群(不只是自己的子女)的生存,仍能发挥攸关生死的功能。特别是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与社群中,老年人扮演的是知识库的角色,保存、传递极为重要的经验与智慧。在大自然的规划之下,我们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本领:女性即使在生殖机能停摆之后,仍然继续维修身体。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想知道:当初为什么自然选择会在女性生命循环中安排“停经”这档子事?我们不能将停经视为生理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就像我们早先以为老化是生理上无可逃避之事一样。大多数哺乳类,包括人类男性与非洲大猿的两性,生殖机能都是逐步退化的,最后身体老化、生殖机能全面停摆。可是人类女性的停经,却是生殖机能突然地关闭。为什么这种奇特的、似乎违反生殖利益的人类生理特征竟然会演化出来?为什么自然选择不让女性一直生个不停,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类女性停经的演化渊源,也许是其他两个人类特征:人类女性生产必须承受的风险;母亲死亡对婴幼儿的生存造成的危险。我们前面谈过:人类的初生婴儿,相对于母亲的体重,实在太大了:一个45公斤的母亲,要生下3.17公斤的婴儿。别忘了体重90公斤的大猩猩母亲,生下的婴儿才不过1.8公斤。因此,人类女性生产,凶险得很。特别是在现代妇产科兴起之前,生产可能会致命;大猩猩与黑猩猩母亲,从来没遭遇过那种厄运。学者研究过恒河猴,401个母亲生产,只有1个死亡。

现在我们要讨论人类婴儿对父母亲的极度依赖,尤其是母亲。由于人类婴儿发育得非常缓慢,断奶后也无法自行觅食(黑猩猩就可以),在狩猎-采集时代或社会中,母亲一旦撒手人寰,她的孩子就会面临生存问题,性命都可能不保,除非他们已经长到了青春期。其他的灵长类,父母死亡造成的生存风险,对还没断奶的婴儿比较大。狩猎-采集时代(或社会)的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后,若继续生孩子,每一次都等于赌博,而赌注是她先前生下的孩子。由于她对先前生下的孩子的投资与日俱增,由于她死于生产的几率也随着年龄而增长,她进行赌博的赢面,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不看好。要是你已经有3个孩子,他们活得好好的,可是依赖你抚养,干吗冒风险生第4个呢?

收益递减/风险升高的现实,也许是导致女性停经——关闭女性生殖机能——的脉络。自然选择在这样的脉络中运作,终于创造了特异的人类性行为特征——停经,目的在于保护母亲先前在孩子身上的投资。但是男性不生产,不直接承受性伴侣的生产风险,因此男性没有演化出停经的特征。他们的生命循环特征,若不以演化观点探讨,就会显得莫名其妙,先前讨论的老化,现在讨论的停经,都是好例子。笔者甚至怀疑停经是4万年前才演化出的人类特征,那时克罗马侬人与其他现代智人族群,才能活到60岁。尼安德特人与更早的人类,通常活不到40岁,因此停经并不会给女性带来什么利益。【9】

讨论至此,读者应该明白:现代人类的寿命比猿类长,不只是因为文化适应,例如使用工具取得食物、对抗猎食动物。我们的生物适应亦功不可没,例如停经,以及对身体修理机制的大量投资。无论那些生物适应是在“大跃进”前夕演化出来的,还是更早的时候,在促成第三种黑猩猩演化成人的生命史变化中,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以演化进程研究老化,我想推理的最后一个结论是:这个进程削弱了长久以来把持老化研究的生理学进程。老年学文献中弥漫着追寻“老化原因”的狂热——最好只有一个原因,即使不止一个原因,也最好不超过三五个主要原因。我进入生物医学研究这几十年来,荷尔蒙变化、免疫系统功能退化以及神经退化都提出来竞逐过“老化原因”的桂冠,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是演化推理显示:这个搜寻终究不会产生什么结果。老化的主要生理机制,本来就不应该只有一个,或只有几个。自然选择应该会让身体所有生理系统的老化速率彼此“匹配”,结果是:老化涉及无数同时发生的变化。

这一预言的基础是这样的:如果身体大部分零部件损耗得很快,只对某一个零件做特别的维修,根本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容许身体里一小部分零件提早耗损,也没有意义,因为维修那些零件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节省下来,可以提升寿命期望值。自然选择不会犯下那样无意义的错误。打个比方,梅赛德斯车主不应买便宜的滚珠轴承,却在其他的零件上花大钱。要是他们真的那么笨,他们也许会相信:多花几块钱,买比较好的滚珠轴承,他们昂贵的车就会增加一倍的寿命。但是买一个钻石滚珠轴承装上,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钻石滚珠轴承寿命虽然长,其他的零件却不。因此,梅赛德斯车主的最佳策略,就是使车子所有零件,都保持同样的磨耗速率,最后大家一齐垮掉,丝毫也不浪费。我们的身体也一样。

我觉得这个令人沮丧的预言已证实了,“同时全面崩溃”的演化理想,用来描述我们身体的命运十分贴切,生理学家长久以来追寻的“单一老化原因”,比不上它。老化的迹象,在每一个方向,只要你找,一定能发现。我已经发现我的牙齿有耗损、肌肉的控制与力量大不如前,感官(听觉、视觉、嗅觉与味觉)的功能也逐渐退化。所有这些感官,任何一个年龄层次女性,都比男性敏锐。前面等着我的,可以列出一张大家熟悉的清单:心脏衰弱,血管硬化,骨骼逐渐松脆,肾脏功能退化,免疫系统退化,记忆丧失。这张清单可以继续拉长,上面的项目可以增加到无限。演化似乎真的已经将我们的身体打造成“同时全面衰退”的状态,而我们的身体只会在值得修理的地方投资。

从一个实际的观点来看,这个结论令人非常失望。如果老化是一个主要因素造成的,针对那个因素对症下药,等于为人类找到了长生不老药。由于老化一度被想象成主要是荷尔蒙的问题,这样的想法使许多人尝试给老年人注射荷尔蒙或移植年轻人的性腺,希望能产生奇迹,让他们返老还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爬行人》就以荷尔蒙的“长生不老药”效果为主题。话说剑桥大学生理学教授普莱斯伯利,鳏居已久,枯木逢春,热烈地爱上了解剖学教授的女儿。为了弥补年龄的差距,他疯狂地找寻恢复青春的秘方,结果他半夜被人发现顺着常春藤攀爬上高墙,像个猴子。最后,福尔摩斯为读者揭开了谜底:61岁的老教授给自己注射了黑面猴血清,当作返老还童药。

普莱斯伯利教授要是事先请教我,我会警告他:他对近因的短视执着,会令他走入歧途。要是他考虑过终极演化因素,他就会想到:自然选择绝对不会容许单一因素的衰老机制并且有简单的“解药”。福尔摩斯就非常忧虑:果真这种返老还童药问世了,会造成什么后果?“那很危险——是对人性的真正威胁。华生,想想看,要是拜金的人、耽于感官欲望的人、俗人都能延长他们毫无价值的生命……不就是‘不适者生存’了吗?那样一来,我们这个贫乏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污水池呢?”

福尔摩斯担心的事也几乎不可能发生,要是他知道了,会松一口气吧?

注释

1】 艾尔弗雷德·金赛,美国生物学家,人类性学科研究者。主要著作有《男人的性行为》和《女人的性行为》。——译者

2】 这不是个“科学名词”。——译者

3】 这也是“口语”,不是科学名词。——译者

4】 与“人种”同义,不是个“科学名词”。——译者

5】 最近古人类学家在西班牙与中欧,都发现了带有克罗马侬人与尼安德特人特征的化石,这个问题是目前古人类学的焦点,请参考《古人类学中的先入之见》,《科学月刊》1999年12月号。

6】 至于人种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目前古人类学界仍在争论。美国密歇根大学古人类学家沃波夫(Milford Wolpoff),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主张“人种分别演化说”。大意是:各地都有一系列化石,可以证明各个地理族群(口语中的“人种”)是独立形成的。例如尼安德特人演化成欧洲人,中国地区有一系列古人类化石,可以证明中国人(东亚蒙古人)是东亚的土著。可是另外有些学者,根据DNA分子的比对,主张人种的历史比较短。

7】 铍的原子序是4,与镁、钙等元素属于同一家族。

8】 一、本书作者对于自然选择与性的选择的区别,根据的是达尔文的看法。现代学者已经不认为性的选择与自然选择是对立的概念,请参考The Ant & the Peacock, by Helena Cronin,1991。二、雌性与雄性的生殖利益可能不同,因此“这个论证也适用于雌性”的说法并不一定正确,请读者留意。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The Ant & the Peacock第一、二部。——译者

9】 现代女性40多岁到50多岁停经。——译者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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