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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俞杨 佳妮
编辑 | 赖镇桃
浙江农村有多富？真的藏不住。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城乡中国》一书的开篇写道：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
农村脏乱差，城市光鲜亮，持有这种刻板印象，可能是没去过浙江。
日前，中郡研究所发布《2021年全国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监测报告》，全国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100名县市名单，浙江就占39个。
浙江GDP第五城——嘉兴，这座位于上海边上、过往没太多存在感的小“邻居”，下辖的海宁、海盐、嘉善、平湖、桐乡5县（市），全部进入全国前十。
18年居首，富绝长三角
嘉兴的县城，一般是不怎么受关注的。
一提到县域经济，备受瞩目的还是昆山、江阴、张家港这“苏南三小龙”。
即使放在浙江省内，嘉兴下辖的最强县海宁，2021年GDP为1196.3亿元，经济体量还排不进全省前五，和慈溪、义乌、诸暨、余姚、乐清这些明星县城相比，仍有相当距离要追赶。
但正是嘉兴这些没啥存在感的县，一直以来都在“闷声发大财”。
2021年县域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里，只有嘉兴下辖的5个县全部入围前十。传统印象中“人均小老板”的温州，没有一个县能打入前十。
强县如林的宁波，只有慈溪、余姚拿到第四和第九的位次。绍兴、金华也只有一个种子选手能挤进前三的“决赛圈”。
不仅仅是县域，从城市层面看，嘉兴农民也十分能打。
2021年，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598元，比浙江省平均水平高出8351元，连续18年卫冕全省首位，202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1.6：1，也是全省地市中最低。
而且，多少令人意外的是，长三角41个地级市里，农民收入最高、钱包最鼓的，不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这些高能级城市，而是经济体量并不占优的嘉兴。
若要论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还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7.8万的年收入将排在第二的苏州远远甩在身后。
但要比拼农民的有钱程度，杭州（4.27万）、苏州（4.15万）、上海（3.85万）、南京（3.27万）都不是嘉兴的对手。
对比安徽农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马鞍山（2.83万），嘉兴的水平还是马鞍山的1.5倍。
嘉兴农民，富绝长三角，着实不是开玩笑。
不过，嘉兴凭什么呢？县域经济不如苏南猛虎强劲，地形条件和同属杭嘉湖平原的杭州相近，为什么嘉兴农村人均收入连续18年能保持一骑绝尘？
“种田嘉”如何发家？
近几年，嘉兴经常被调侃叫“种田嘉”。在竞争激烈的长三角，经济表现不算太突出，工业发展并不厚实，反倒是农业给人的印象深刻，农业经济发达。
原本是个心酸的绰号，换个角度看，却是农民致富的先发优势。
浙江的地形可以概括为“七山一水二分田”，在以前的农耕时代劣势不小，但嘉兴偏得眷顾，全省为数不多的平原恰恰在浙北，面积最小的嘉兴反倒拥有浙江面积最大的耕地面积。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最为适合农业生产。
浙江地形图 （城市秘密制图）
所以，嘉兴的农民历来就比较富足。早在唐代，已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欠，江淮为之俭”之说。明清时期，更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成为全省的耕地主力。
嘉兴农民，从祖上开始，就比别人有了更多原始积累。
到了现代，嘉兴还要继续押注乡村。
据《浙江日报》报道，2009年起，嘉兴市委市政府连续出台四轮“强村计划”，从资金、土地、信贷等方面对各村加以扶持。
如今，嘉兴所有村集体年经常性收入均超120万元，村村都是“百万富翁”，其中70个村是“千万富翁”。
传统农耕，是看天收成，农民的收成极不稳定。而且，地少人稠的嘉兴也遇到了瓶颈：田地面积有限，但人口较多，在都市圈中发展空间腾挪余地不大。
所以，嘉兴决定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
浙江首个农业经济开发区，于2017年在平湖市广陈镇揭牌成立。开发区里，集聚来自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意大利等多国的农业科技公司30余家、农业高层次人才37人。
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展厅（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宋雅静/摄）
引入外部的专业化资本，既能推动农业往高科技方向发展，也能为农民提供工作岗位，出门左拐打卡上班。
江南智造总局（ID：changsj001）留意到，在这次全国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榜单中，平湖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914元，位列全国第7名，比2020年还前进了一个位次。
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曾经对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做过总结，萧山、义乌、温岭、安吉、嘉善、慈溪等县域都探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发展模式。比如，萧山模式是靠新型工业化来集约发展，义乌模式靠贸易国际化发展外向型经济，温岭模式通过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发展县域经济。
嘉善模式，侧重点就在于城乡一体化。早在2003年，嘉兴就将城乡一体化确立为经济社会发展“五大战略”之一。一般而言，大众想到的城乡一体化，往往指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这些领域的城乡协同，但是嘉兴想到了农民的就业问题。
实际上，不少地方已经消除了城乡就业的政策壁垒，但农民进城打工还是容易碰壁，因为不具备文化技能，往往难以融入或者只能从事低端工作。
对此，一方面嘉兴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提高乡村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从数据来看，嘉兴也是全省义务教育最均衡的地方。另一方面，对于想要进入二三产业的农民，嘉兴实行“百万农民培训工程”，让农民有自由择业、创业的权利和底气。
2006年，嘉兴全市已有80%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2007年，嘉兴农民收入的增速比城市居民还要高0.6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过万，达到10163元，连续四年居浙江全省之首。
直到现在，工资性收入还是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里的大头，占比6成以上。
尤其是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嘉兴去年达到22068元，高于全省平均5577元。
图源：国家统计局嘉兴调查队
这也和近年嘉兴推行的“飞地抱团”强村项目有关。
区位偏远、基础薄弱的贫困村，可以将复垦后的土地流转指标配置到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块，进行“园区开发”，贫困村的农户则可以从“飞地”的项目里获得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的收益。
在这里，跨镇、跨县、跨市的资源最优化调配，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新一层内涵。
多年前，嘉兴时任农办主任汪洪波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嘉兴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大，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这归结于改革开放和工业经济的发展。嘉兴区域经济和块状特色经济十分明显，嘉兴的每个乡镇和街道都有集群式的产业模式。
海宁的皮革、海盐的螺丝、桐乡的化纤、平湖的童装，都是浙江块状经济的体现。但曾几何时，嘉兴这些县域集群的崛起，还经历过一阵迷惘：要学苏南乡镇企业的集体经济模式，还是温州个体私营的草根模式？
最终，嘉兴没有在苏南与温州之间“二选一”，却又同时受到了几种模式的影响。
1980年代末，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但这支“异军”通常又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个人办，所谓“四轮驱动”。当时，嘉兴挨家挨户都在发展丝织、毛纺针织业。
村集体在选择自己的产业赛道上，反而陷入了犹豫，最后决定“放光”原有的集体纺织厂，错位经营编厂、建材厂、轴承厂、印染厂等集体企业，来避免和个私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同时提升集体企业的产业能级。
苏南模式的引力，温州模式的活力，都成了嘉兴融合贯通的参考对象，构成多元化的县域生产力结构。
还能继续做“首富”吗？
高居第一，无疑要面对后来者的挑战。而且，从增速看，嘉兴的追兵攻势凶猛。
观察2020年和2021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嘉兴分别为6.4%和9.5%，客观看来，这样的数字其实是稳中有进的步伐。
但放在全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嘉兴的增速还是偏慢了，在全省11个地级市里，排名分别为第10名和第11名。
农村人均收入和嘉兴紧咬的宁波、舟山、绍兴，增长速度都冲在了嘉兴前面。经济总量也和嘉兴你追我赶的绍兴，2021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速更超过10%，达到10.2%。
传统印象中，地处偏远、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金衢丽地区，也凭借着山海协作工程一跃而起，以超过11%的增速包揽全省前三。
到了今年一季度，据国家统计局嘉兴调查队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嘉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0.8个百分点，仅居全省第9位，较上年同期后移1位。
连续18年稳坐第一的嘉兴，多少还是慢了一点。
国家统计局嘉兴调查队的调研报告，给出了部分解释原因：农村居民中年轻群体逐步向城市转移，农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农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增收更加困难。
更核心的问题，还是和产业有关。调查队的报告也提到，近几年，随着嘉兴“三改一拆”“低小散”整治、全域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经营净收入占比降低。
过去数十年，嘉兴农民的共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农民由一产向二三产业的转换，热情投入个体私营的浪潮中。
但走到今天，嘉兴需要新的块状经济。根据《浙江日报》的报道，在嘉兴的产业版图中，纺织服装、化学化纤等传统制造业占主导，高技术制造业相对较弱，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6.1%。
对于一个强邻环伺的城市来说，左右逢源可能是一大出路。
比如，接轨杭州最前沿的海宁市许村镇，一直被誉为“海宁小温州”。杭州这个大城市在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小城市的发展，许村就是其中一个。不少大企业布局在杭州，通常也会在周边城镇建设分厂、分公司，小镇得以嵌入大城市的配套产业链。
图源：杭州网
当然，更大的机遇还在东部。
纳入一体化示范区的嘉善，一个个基建、产业项目全面开花。去年中央批复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嘉兴的四大区县板块——平湖、南湖、海盐、海宁，都被列入了“南向拓展带”。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功能布局
与同为环沪的苏州相比，嘉兴多少因为交通基建落后而错过承接辐射带动的机会，好在转机正在到来。沪苏嘉城际铁路已经开工，沪乍杭铁路进入项目招标阶段，金山至平湖、嘉善至西塘等市域铁路网也在织密，乡镇、县域融入都市圈就有了物理基础。
回看半个世纪前大江大河潮涌的历史，改革总是风起乡村，从解决长期温饱难题的“包产到户革命”，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企横空出世、农副产品与粮食购销市场化、农民工进城。变革总是率先从乡村冒出，再向城市蔓延。
曾著星星之火的嘉兴，何以走向农民共富，脚步慢了又将怎样重新出发，都值得作为一个样本来观察。
外界也好奇，再迎机遇的“种田嘉”，还能稳坐长三角农村居民的“首富”吗？“上海后花园”能从浙江第五城跃升第三城吗？
我们期待嘉兴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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