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4日，正值农历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都在喜气洋洋地准备过春节。但在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武川县二份子乡的小花窑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内，几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用枪逼住了五六个土匪模样的人。
这时其中一个老头站出来辩解说自己不是土匪，是个老实本分的鞋匠，是被另外几个土匪抓来背东西的。其他几名土匪也七嘴八舌地附和那个人的说法。这时带队的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孙有光冷冷一笑，说：“你是鞋匠，一定会钉鞋吧，你钉一双鞋给我们看看！”最终，这个“鞋匠”不得不承认，他就是祸害陕北20多年的大恶霸和大土匪头子，“陕北三边保安司令”张廷芝。而张廷芝的被捕，也终于弥补了刘志丹和左权两位烈士生前的遗憾。
公安部队将一批匪首押往公审大会现场
恶霸地主犯累累血债，成烈士生前遗憾
张廷芝是陕西省靖边县(今吴起县)人，因为老辈中有人中过举人，所以在当地是显赫的大户人家。但和那个年头的富豪地主一样，张家并没有造福乡里，反而倚仗权势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他家利用清朝末年的乱世大肆兼并土地，将周边四百多个村子的土地通过各种手段将其兼并，成为了靖边县的第一大地主。靖边的老百姓却在张家的残酷盘剥和压迫下，常年劳作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痛苦生活。
解放前的陕西地区的民团和土匪简直难以分辨
进入民国后，张家又攀附军阀井岳秀，购置枪支，并组织反动民团，对人民的压榨更进了一步。受家庭的影响，张廷芝从小赌博、吸毒，和地痞流氓为伍。
1930年，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开展地下工作，利用陕西地方扩充地方武装的机会按照控制了一支民团，准备组织暴动，创建陕北红军并建立根据地。
为了尽可能利用不同派系敌人的矛盾，争取部分民团为我所用，我方曾经派人与驻扎在我们队伍附近的张廷芝取得联系，希望能争取他一起参加暴动。
但张廷芝玩弄两面派手段，他一方面接受我方的善意，但在暗中则积极调兵遣将，企图吞并我们的队伍以扩充实力。
1930年夏的一个晚上，张廷芝趁着刘志丹同志外出时，发动突然袭击，把我地下党控制的民团包围了，人被扣了，枪也被缴了。
有部分隐藏在民团中的同志不愿意缴枪，和张廷芝带领的民团打了起来，结果部分同志被杀害，其他的被赶出了民团。
所幸谢子长同志脱险了，张廷芝在吞并了地下党控制的民团后，又企图抓捕刘志丹同志。还好有人冒险通知刘志丹，他才免遭敌人的毒手。但辛辛苦苦掌握的民团却没有保住，全都损失掉了，还牺牲了一批同志。
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同志画像
这就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的“三道川事件”。此后，张廷芝多次积极配合白军进攻陕北苏区，与红军和赤卫队作战，杀害革命群众，罪恶滔天。
凭此，张廷芝则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嘉奖”，并“因功”不断地升官，甚至一度捞到了“陕北三边保安司令”一职。
而直到1936年，刘志丹牺牲于战场，也没能消灭张廷芝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这也成为刘志丹烈士永远的遗憾之一。
到了1937年10月，左权也带领部队到达了吴起镇。他发现张廷芝祸害乡里，周围老百姓家的女儿都让土匪们抓走霸占。左权于是下令铲除这帮祸害。结果，我军虽然打垮张廷芝所部，但张廷芝却侥幸逃跑了。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9月，丧心病狂的张廷芝投靠了日本人。他假借想把女儿嫁给想坚持抗战的爱国将领刘宝堂（国民党11旅旅长）之子，在订婚仪式上设下“鸿门宴”，将刘宝堂杀害，然后跑到包头，给日本人当护路队保商团团长。
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牺牲于抗日战场。于是，惩治张廷芝这个土匪和汉奸，也成为了左权烈士永远的遗憾之一。
假改编真叛乱，多次逃脱打击
在解放战争中，张廷芝又重新投靠了国民党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利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的机会，在三边地区多次协助国民党正规军进攻根据地，并扬言要铲平其辖区内的共产党。
但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见大势已去的张廷芝狼狈地从他在靖边的老巢带着1000多匪徒仓皇逃往尚未解放的绥远，和那里的国民党军沆瀣一气。此后他带领这批土匪继续在陕、甘、绥的边界处继续与人民为敌。
1949年9月19日，绥远的国民党军在董其武将军的率领下宣布举行起义，张廷芝部也当时也在起义部队中。
我军不计前嫌，多次派人到其部队对他进行政治教育，阐明了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同时希望张廷芝能抓住这个机会痛改前非，回到人民的一边。
但张廷芝再次玩弄其惯用的两面派手段，一面和我方干部虚与委蛇，一面则在起义部队中暗中勾结和拉拢那些不满人民政府的官兵。
1950年1月，张廷芝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趁着临近过年之际，带着自己的人马脱离了部队，重新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
没过多久，张廷芝的匪帮因为遭到我第1骑兵师剿匪部队的围追堵截，损失大半。走投无路的他又故伎重演，利用部分起义部队尚未完成整编，管理混乱的机会，又改头换面混进部队，继续潜伏。
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队接受改编迎来了新生，但也有部分人抗拒改造，企图卷土重来
1950年7月，张廷芝见朝鲜战争爆发，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要开始了，于是他再次叛变为匪，他利用对当地情况熟悉的特点，多次袭击基层政权，残杀干部群众，并多次抢劫合作社。
为了彻底消灭张廷芝匪帮，绥远省剿匪部队和公安机关调集大批部队进剿，彻底地打垮了张廷芝的匪帮，但张廷芝仗着熟悉地形，在起义部队中暗藏内奸的包庇下，多次侥幸逃脱。
绥远公安重点督办抓捕
1951年初，张廷芝匪帮大部已经被我军歼灭，将张廷芝逮捕归案成为了绥远公安机关的当务之急。武川县公安局的侦察股长孙有光接到了上级的一个重要任务，命令他尽快抓捕匪首张廷芝。
此时武川县公安局才刚刚成立不久，可以出动执行任务的只有约50名公安干警，而且就在这五十人中还分为三种，其中大约一半是留用的旧警察，另外一半人有的是从作战部队调来、或者刚加入公安队伍不久的新人。
这三种人中，部分旧警察对当地情况熟悉，而且较有侦察方面的经验，但政治素质不足；从部队调来的同志战斗力很强，但对当地情况不熟；新同志热情很高，但既缺乏训练也没有经验，别说和张廷芝手下的惯匪作战，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有摸过；而且公安局的武器也多是解放前后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型号很杂，有的枪甚至只有几发子弹。
绥远剿匪部队在张贴剿匪布告
而张廷芝和他手下的惯匪，则多是凶残狡诈的亡命之徒，射击、骑术和徒手格斗的技能都较强，而他本人据称能双手持枪射击，百发百中。此外他能多次从我剿匪大军的围歼下逃脱，说明他不是等闲之辈，需要有十二分的小心。
郭有光接受任务后，感到责任重大，他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武川县。当时已经是下午15时了，局里的大部分同志都在局长的带领下配合土改工作队下乡了，其余的同志分别担任县内重要机关的警卫任务。
郭有光向县领导做了汇报，县领导立即指示他从留守的同志中抽调3名精悍的干警实施抓捕。
郭有光随后带人连夜赶到了二份子区公所，找到了区长，一起研究了具体的抓捕行动方案。熟悉当地情况的区长向郭有光交待了许多注意事项，并且让他们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
临告别时，区长特地用自己的二十响驳壳枪换下了郭有光的左轮手枪，以加强追捕小分队的火力。同时区长还将区里的3名公安人员交给郭有光指挥，使小分队增加到7人。
在绥远剿匪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土匪
当时我围捕小分队已经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有一小股土匪在小花窑子村一带地区出没，经常出动抢劫过路的行人，打劫周边的村庄，搞得这一带的群众人心惶惶。
小分队考虑到土匪一般都是昼伏夜出，如果趁夜直接奔袭小花窑子村，土匪很可能出去打劫不在村里，导致小分队扑空，反而容易打草惊蛇。
因此孙有光在和大家讨论后，最终决定等第二天天亮后，待土匪回到村里后再对村子进行奔袭。那时土匪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往往人困马乏，只想着休息，其警惕性和战斗力都有所下降，便于我军歼灭敌人。
小分队凌晨奔袭，“老鞋匠”最终落网
第二天，也就是1951年2月4日凌晨，小分队起了个大早，在匆匆吃了早饭后，便向小花窑子村奔袭。
为了不盲目地冲进村子和敌人展开混战，孙有光留了个心眼，他先带着小分队来到附近的大花窑子村，向群众详细地了解小花窑子的地形、常驻的人口等，在做到心里有数后，才和小分队同志一起前往小花窑子村。
藏身在老乡家里的粮仓中的土匪向解放军剿匪部队投降
当小分队摸到小花窑子村时，发现村里因为常年战乱和土匪的骚扰，多数村民已经四散逃跑，村里就只有一户人家。很明显，土匪有可能就藏在这户人家。
于是，孙有光命令小分队几个战士散开包围院子，自己则亲自带着2名战士静悄悄地潜入了院子。
为了防止惊动可能躲在房子里的土匪，他们轻手轻脚地来到了正屋之外，孙有光透过玻璃窗，看见屋里有一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此外别无他人。
孙有光于是进了屋，小声地问那个妇女说：“你们这里有土匪吗？”那个妇女最初被吓了一跳，见是公安人员，顿时显出惶恐的神情。
她没敢开口，只是用手指了指西屋。孙有光点了点头，随即示意2名战士随自己来。他们掏出手枪，顶上子弹，然后慢慢地摸到西屋外。
孙有光突然撞开了屋门，正对着大门的炕上躺着几个匪徒正在休息。土匪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呆了。在他们来得及反应过来要去抓枪的时候，孙有光的二十响驳壳枪和另外2个战士的手枪已经对准了他们。
他们厉声命令土匪：“都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枪不杀！”5名土匪被手枪逼住，不敢随便乱动，放在一边的武器被一名战士全部收缴，没了武器的敌人只能束手就擒。
孙有光随后趁着敌人还惊魂未定的时候，立即对5名土匪进行了突击审讯。他首先盘问一个看上去年纪最大的，长得像匪首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稳了稳心神，挤出笑容对孙有光说：“报告长官，我名字叫闫子平，我原本是钉鞋的，前几天被他们几个土匪抓来，叫我给他们背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盯着另外几个被俘的土匪。其他几个土匪见这个老头盯着自己，纷纷低下头来，七嘴八舌地对孙有光说：“他是鞋匠，是被我们抓来背东西的，长官你放他走吧，他不是土匪！”
剿匪部队缴获土匪使用的武器弹药
孙有光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老头，感觉他和匪首张廷芝年纪差不多，而且在小分队破门而入的时候，他和其他匪徒一起躺在炕上休息，土匪哪里会有那么好心，让被抓来的老百姓和自己一起躺在炕上，这老头分明就是土匪，而且还很可能是匪首！
于是孙有光一面用二十响逼住另外几个土匪，一面冷笑着对老头说：“你既然说你是钉鞋的，那你马上给我钉一双鞋看看！”那老头顿时哑口无言，他发了一会呆，最终才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招认：“我是张廷芝，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作恶多端的匪首张廷芝终于落网了！
张廷芝被抓后，并不肯束手待毙，他时而称自己认识党内的某高级领导干部，本来今年1月是要去北京的，时而又说自己和我军某高级将领是“拜把子兄弟”，话里话外都意思就是自己是“有来头”的，想要获得我军的宽大和优待。
但张廷芝的挣扎，面对我党的铁拳，已经毫无用处了。他被押送到萨拉齐县专署的公安处后没几天，大年初五，也就是1951年2月10日，当地公安机关又奉命将他解往归绥（今呼和浩特），被羁押在公安厅。1951年3月12日，当时的绥远省军管会法庭根据张廷芝的罪行，判处其死刑。1953年3月，张廷芝在归绥伏法。
《内蒙古公安志》，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编撰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华北剿匪斗争》，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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